我从80年代初期开始做社会学研究，迄今为止我的主要工作是批判计划经济以及和计划经济相关联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今天的演讲是个标志，标志我的研究的转向，我将自己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这不是说我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而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生活的社会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我不相信有完美的制度。西方有一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计划经济让人们吃不上饭，资本主义则鼓励人们撑破肚皮，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的。我本人的性格又决定了我永远是一个边缘人，我的批判立场也就注定了。而面对社会的巨变，我的研究和批判的对象自然也要随之转换。今天的演讲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人生观及其提供者的大转换

我们生活的目标，简而言之我们的人生观，是谁提供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都曾经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尽管在西方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宗教的权威一直在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和政治家争夺人生观的话语权。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们在近现代都先后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这首先发生在西方，接着也降临在东方。在西方这是表露无疑的。西方的学者们发问：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谁是意识形态的首领?他们回答说：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这种人生观的最大鼓吹者和提供者是商人，不是政治家。

与西方的鲜明变化相对应，发生在东方世界中的变换是潜移默化的。我以为这变换的端倪出现在七十年代中叶。在第4届人大上，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他的政治遗嘱，即“四个现代化”。它代表了中国一些高层政治家的语码转换，将重心从阶级斗争、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转移到生产上。最终落实到一个口号“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上面。周恩来的这份政治遗嘱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也为日后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做了铺垫。这一转向是全国人民高兴看到的、热烈欢迎的，但是令这一思想的提出者始料不及的是——他举起的是一把双刃剑。其一边刺向的是背离人心的政治乌托邦，但是这把剑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因为它采取了务实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立场，因此也为自己的淡出埋下了伏笔。毕竟，他们是因为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而登上历史舞台的。要鼓吹物质吗，要讲生产和生活吗?那么对不起，有比你们更胜任的角色。他们是谁?商人。要政治家来鼓吹物质主义，鼓吹好生活，只能是大而化之。只有商人才可以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好生活。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所以说，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垄断者。

以上所说，是政治家从鼓吹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并被商人取代的浅层原因。它下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一部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过的变化。李鸿章在19世纪中叶说：我们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套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二百万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北部世界，接着也开始降临在南部世界，什么变化?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温饱在北方的世界已经基本解决，在南部世界也开始解决。这事说得很轻松，但却是前所未有。从上个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残酷的生存竞争，为生存而挣扎。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这部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上的：生存是严酷的。每一个民族曾经缔造出的每一支人生观都在折射出，他们的生存状况。我们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先哲提出的人生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句句都离不开劳、苦、忧患。社会中不是还有一些贵族吗?这些贵族不是置身于苦难之外吗?不是养尊处优吗?但是这些贵族毕竟也笼罩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大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就是人类陷入生存挣扎之中，一种严酷的生存挣扎。少数的贵族不能豁免于这样的氛围，不能置身在这氛围之外，所以每个社会拿出来的统统是这样的人生观。

现在这样的基础不存在了，生活不再那么艰苦了，温饱解决了。那么与之相对应，你还能拿过去的那种人生观来教育众生们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什么要艰难困苦呢?新生代们从一出生起活得就不艰难。西方的一个大文豪萧伯纳说过这么样一句非常耐人琢磨的话：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温饱解决不了，太不幸了)，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当温饱猛然解决的时候，你会忽然觉得空落落的，你会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这种温饱解决后带来的空虚，曾经先降临在少数人的头上，导致一些人腐败堕落，但无伤大体，因为只是少数人。而现在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是人类几百万年来头一次温饱大致解决了。我们以往建立在温饱未解决之上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是将被卷地毯、掀桌子?我以为这是人生观的提出者面临最严酷挑战的深层原因。

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白。一股力量就是商人，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商人们一方面在推动消费，另一方面在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但是后一种工作，光靠商人是不行的，商人只能够去促销。后一个工作还需要理论家来出场，要有和商人的活动相配合的理论家来出场，这就是提出了快乐哲学的理论家们。

第二部分，快乐哲学批判

什么是快乐哲学?快乐哲学的核心是：人活着的——每个人基本无例外——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他们学说的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如何去追求快乐。在探讨如何去追求快乐的时候，我和有些经济学家享有共识，他们是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他们认为不是有钱就一定快乐，不是一切经济举措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少数派们，大多还是认为大前提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人活着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在这点上我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准确的说，我认为，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命题不是自明之理。自明之理是不用证明的，只要脑筋没有问题的神志清醒的人就不会产生疑问。那么我没毛病，却对此有疑问，应该说明这不是自明之理。没证明就视为自明之理，这叫什么逻辑?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呢?人类所享有最大的三大思想资源，统统不支持这个论断。

第一大资源就是人类的宗教遗产，那是最古老的思想资源了，应该说曾经是覆盖面最大的思想资源。它们统统地不支持这个命题——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

第二大思想资源——传统道德。各个民族的传统道德没有公然鼓吹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关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一点，显然不支持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

我们所享有的第三大思想资源是什么?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阐述了生命的进化，人类的产生。但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最有解释力的近代思潮，也不支持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说法。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适者生存。什么叫适者?适者的行为应该有利于它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如果它的行为不利于生存繁衍它将被淘汰。而如果一个物种，或者其中一些成员，过度地沉溺在快乐追求当中，很有可能不利于它的生存和繁衍，乃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当代的生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么样一个小的实验，可以佐证，不可以将追求快乐作为一个物种的主要生活目标，那样将带来很大的灾难。他们在一个老鼠面前放了三个金属柄，将一束电流通向老鼠的大脑当中脑下丘这个部位。老鼠的智力是很高的，经过训练就能明白这三个金属柄的用途。老鼠一接触第一个金属柄，就会出来食物;一接触第二个金属柄就会出来饮料;接触第三个，电流就击中它大脑的脑下丘的这个部位，使它产生一种非常的快感。其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老鼠不停地触摸这个产生快感的这个柄，不吃不喝，最后饿死了。这个例子应该非常雄辩地说明如果过度地追求快乐，将使物种怎么样。这是人造的一个环境，在自然的进化过程当中，在任何的自然环境中物种的行为模式都不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是违反进化的规律的，进化规律要淘汰不适合生存的，所以进化的结果不会产生这种品性。就是说不会有那个物种执著地只追求快乐，以此为生活的目标。我并不认为我完成了这个论述：人活着不是一味追求快乐。最起码保守地说，你说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你要去证明，你可别把它当作前提。

快乐哲学的祖师爷——边沁，曾经给出了一个“简单快乐清单”，一共十四种快乐。随便一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是有冲突的。比如说，边沁说有“感观的快乐”，有“财富的快乐”，但是接着又说还有“情感的快乐”，还有“声誉的快乐”。感观的快乐、财富的快乐很好理解。那么追求声誉，一个战士的荣誉，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的荣誉，为了这两个荣誉有时你要牺牲你的感观的快乐，乃至你的生命。你要说前面是快乐，就不能说后面也是快乐，你要说后面是快乐，就不能说前面也快乐。因为这两者有时候是冲突的。要么是这个快乐哲学忽视了人生的丰富和复杂，要么是把丰富和复杂的生活给简化了，把不同品质的东西搅合在一起，贴上一个标签，快乐的标签。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荒诞!

大家知道搞科学的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命题建立在一个非常小的支点上，使其理论具有非常简洁的风格。几何学就是这样的科学。大家都希望用一条基本原理就可以解释很多很多东西。用三条原理，这理论就不够漂亮了。但是问题是你那个理论倒是很干净和漂亮，可惜它背离了现实。快乐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仅仅追求快乐的，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地看待人生了，人生不是这样的。从我们直接的人生经验上看，很多人牺牲了自己的快乐，为了他人、为了团体、为了祖国去献身，他们知道这是极大地破坏了自己感官的快乐，牺牲自己没有痛苦感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用这样一个支点来解释人生是荒诞的，是小看了人生，简化了人生。我认为人生不是一种追求，是三种追求。

　哪三种追求呢?舒适，刺激，牛逼。

舒适也就是感官的追求，特别是温饱的解决。温饱曾经是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所以曾经是人类最大的问题。

第二种追求是刺激。刺激在近现代日益成为人们主要的追求，为什么?这正跟前一种追求相辅相成。当生存非常严酷的时候，刺激就包含在其中，生存本身就有无数的刺激。我们设想一下狩猎时代，在座的男士要和我一起去打猎，这是一件何等刺激的事情，当我们承受了这种刺激之余，我们还需要去找小刺激吗?够了，足够了，回去就别再刺激了，回去该享受安全和舒适了。那个时代——前现代——生存压力太大了，刺激寓于生存当中。与之正相反，因为现当代温饱解决了，生存当中的刺激小了，所以这种需求就提升了。生物学家为人的大脑提出了一个指标叫做唤醒值，也就是兴奋度。这个指标最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就是说人不能太不兴奋，太不兴奋是一种不好的精神状态，也不能太兴奋，太兴奋了承受不了。这就叫做唤醒值，唤醒值不能太低。在一些动物里边，唤醒值天然就比较高，为什么比较高呢?举个简单的例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没有一个四面的围墙把它们很好地保护住，它们睡觉的时候就必须半睡半醒，一有风吹草动随时起来，也就是说，自己为自己守夜，一方面睡觉休息，另一方面还要有一部分神经保持着兴奋。这样，动物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一个唤醒值。而人类因为先是解决了固定居住的问题，有了一个牢固的住所，有了门窗，而后生产方式也变了，不再去打猎，以后工作也越来越不再艰苦，不再劳累，不再有危险，这种种事情都解决了以后，日常的生活当中所天然带有的兴奋值便一下掉下来了。但是你的身体跟祖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时候你就感到唤醒值低了，就要提升它，怎么去提升它，就要找刺激。前现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对人的精神状态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前现代的生存状态，用一句比较文学化的语言来表述，叫作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当代人解决了温饱以后的生存状态，叫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怎么办?没别的办法，以前的刺激天然地包含在你的生存当中，现在不同了，要人为地找刺激。

第三点追求叫牛逼。这个词的词源为“牛屄”，本身就透露出它的含义，就是性崇拜与性炫耀。为了雅驯一点，我们后面称“牛皮”，其实“牛皮”不准确，带有撒谎的意思，牛屄则是纯牌的性炫耀。在动物的世界里面，具有超过了同伴的性特征的雄性，有望获得更多异性。比如雄孔雀，尾巴越大就越可望得到更多的异性，尾巴小点，吸引力就小了。进化到人类这里，虽然这个东西，或者这种秉性，首先是追求异性的青睐，但是而后升华、扩大化，转变为追求对整个群体——不管同性异性——的承认。而不变的是，这种东西仍然是根植在本性当中的。它对于少数更有作为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英雄情结，不是英雄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追求被承认。实际上在追求被承认的时候，常常会牺牲舒适。且不说人类的很多英雄追求最后牺牲了舒适，就是雄孔雀，尾巴越来越大了，会舒适吗?跑路都很累。你看，追求牛皮是不舒适的，追求英雄的表现也是极不舒适的。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很多不同程度上的被承认的英雄行为，它们同舒适的生活一致吗?截然不同。所以说快乐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部分，消费主义批判

炫耀式的消费古已有之。因为人的本性中有两种需求，一个是舒适，一个是牛皮。这两种需求可以合二为一，在某些场合可以在单项消费中就把二者一同解决，不是用某一件物品来满足舒适，用另一件物品来炫耀。为什么不必分开进行呢?这是因为商品所具有的两重性。同一个商品往往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象征价值，象征标志着你的富裕程度，显示出你很有钱。多年以前我在批判轿车文明的时候，有位经济学家反驳我：“私车提供的不仅仅是炫耀，还有公共汽车、公车、出租汽车所不能提供的特殊享受。”问题在于炫耀的东西当然并不是没有实用性的，相反，炫耀的东西通常一定要有实用性。为什么?因为要完全没有了实用性恐怕就不好炫耀了。大家深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喜欢一样东西，别人谁都不喜欢，你使用一样东西，别人谁都不要使用，你怎么炫耀?你爱唱昆曲，别人都觉得这没意义，你能以此炫耀吗?为什么不能?因为别人不爱好，所以不羡慕。你要是说来看我的房子，你拿这个炫耀显然靠谱，因为谁都需要住房。就是说，能拿出手来炫耀的东西来，一定是别人也在消费的，也愿意跟你比一比的东西。别人不消费这东西，你跟人比什么呀，你怎么向人家炫耀?所以说，拿得出拿出手去跟人炫耀的东西一定带有实用性，一点实用性都没有，通常难于炫耀。因此我就觉得这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方法——不客气的说——太肤浅了。商品里面包含的两重性决定了，一方面它有实用性，另一方面它有象征意义。同样一种东西，不管它是一万块钱、两万块钱还是十万块钱，都有实用性，但同时它的价位显示出一种象征性来。而我们通常在消费一个物品的时候，是贯穿着这两种追求的，一个是实用，一个是炫耀。为什么要炫耀，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企图同他人区别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富人靠几个手段来跟别人区别出来，一个是有闲，一个是有钱，一个是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特殊的游戏方式。光有钱不行，要让人明白他有钱，这就是炫耀式的消费。

炫耀古已有之，但在今天有了的很大不同。在古代高消费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而工业化使消费成为多数人的事情。工业化生产的一大特征是标准化。它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效率提高，满足了多数人;其二是标准化导致区别性消失。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古代王后公主们穿的丝袜子，工业化使得普通的工人都可以穿，并且丝毫不逊色于上一个时代公主们穿的丝袜子。这样区别就消失了。区别性消失了人们答应吗?人们不答应。因为人们在消费里追求两样东西，一个是实用性，还有一个是区别性和炫耀性。工业生产出来都是一样的东西了，而且普及化了，普及就满足不了我们的炫耀了。怎么办呢?追求区别是人的本性，那就要不断地在功能大致相似的东西里面添花边，做小的改动，做小的完善，小的加工，以求创造时髦和时尚。但是你刚刚造出一个新的款式来，马上后面就是追踪和复制，因为这是工业的本性，工业有这个能力。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新的区别性刚刚创造出来，马上就消失，因为后面有跟进的;只好再造出新的款式，造出新的马上又消失;就是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创新，创新了以后又被复制，于是新鲜不断地消失，新鲜不断地再造，也就是说，不断地产生时髦，而时髦不断地消失，不断地需要再造时髦。在这个过程当中商人是首领，商人支配了这个社会，商人造就了消费的意识形态，当然在制造就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还有快乐哲学的理论家们帮助商人。

法国学者布西亚说：19世纪塑造出了工人，20世纪塑造出消费者。19世纪前全世界大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完全不一样，农业社会没有那么强的钟点，那么强的纪律，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大家不需要密集在一个厂房里，很有纪律地合作。20世纪塑造出消费者。塑造消费者的一大手段就是电视广告，电视广告培养出一代新人，这些新人患有一种疾病叫做嗜新症。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导致的。

我理解资本主义有这样几个内在的矛盾。一个内在的矛盾是机器的完美与人的残缺。在从前资本主义、从贫困时代走过来的时候，为了解决生存压力，必须使得生产机器要不断地完善，并且开足马力。这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和赚钱机会的存在，同时，个人为了赚更多的钱，同样要使机器不断地完善，并开足马力。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生产的系统近于完美，机器运转得极其和谐，极富效率。与之对应，机器前面的工人高度单一和片面。二者同样完美是追求不到的，要想让机器系统完美，就要委屈人，人成为高度分工化的分子，人只出卖单一的部件，人不需要全面发展。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内在矛盾是它使得每个人都具有了两重人格。一重人格是讲究工作伦理，成为工作狂，极其努力地辛苦地去工作。另一重人格消费狂。两重人格，天然地联手。你不疯狂地消费，还需要疯狂地工作吗?还需要挣那么多钱吗?但是消费狂本身很荒诞，因为欲望的有限。由此推论，工作狂也是荒诞的。假设每天劳动四个钟头你就可以生活得不错了，那工作八个钟头就是为你的“消费狂”服务了，如若不然就不需要继续工作了。工作中资本主义贯彻的原则是最小的支出，最大的收益。消费当中贯彻的是，最大的支出最小的收益。花二百块钱买一个录音机挺好的，能录能放，花两千块钱呢，只是增加了微不足道的功能，你要再加进五千元呢，还能给你增加一点点功能。生产与生活中的两种逻辑天差地别。

　第四部分，温饱解决后空虚的排遣和牛皮的获得

温饱解决后人面临着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堕落，一个是升华。堕落怎么讲?人的物欲是有限的，物欲的过量满足是荒诞和荒淫。当全社会的温饱大致解决以后，出路是要靠心的发育，要靠精神的发育，要追求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物质欲望满足了，还在物质欲望这里不停顿地挖掘，就只能是荒诞和荒淫。

这个问题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是在今天，但是在古代一部分人率先遭遇到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贵族。因为在古代虽然全社会处在艰难困苦之中，但是少数人解决了温饱，于是他们率先面临着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生命之轻的首当其冲者。他们怎么办?古代西方和东方的贵族们选择了同样的道路。孔子提出六艺，礼、乐、射、御、数、书。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是工具。孔子的教育最集中的体现为两方面，就是礼乐，礼乐是什么，礼乐是提高人的修养，提高人的精神生活。《论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说，君子对待自己要像对待一块玉石那样，不断打磨，使之完美。西方贵族的教育内容是什么呢?是修辞学、体育、剑术、竖琴、诗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古代贵族的教育主要都不是学习生产，而是学习怎样生活，不是学习酒池肉林，而是学习提升精神，学习艺术化的生活。虽然那个时候社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别，但是贵族所造就的这种贵族文化，实际上成为了社会的样板。贵族成为了社会的领航者。

这种领航是有意义的，因为后面的人在跟进。领航者告诉跟进的人：阔了不要奢靡，那没有意义，阔了以后去提高精神生活，那是其乐无穷的。不幸的是在近代化的过程当中，贵族文化和贵族式的教育被扫荡出局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但我们毕竟丢失掉了一些东西。现在我们社会没有贵族了，没有给我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样板了，那么我们跟着谁?现在是大众文化当道。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商人造就的，实际上你在跟随商人。商人跟随谁呢?商人是想象你们都喜欢这东西，所以他就制作和推销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所追踪的是一个人想象你们想要的东西，大家都在盲从，也可以叫从众。

当一个社会解决了温饱以后没有去努力学习如何生活，如何丰富精神领域的时候，人的那些基本欲望――刺激和牛皮，却不能等待。就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不从这儿找刺激，就得从那儿找刺激。你没有学会热爱体育、登山、击剑，把你的多余的能量、冒险的愿望释放在这些激烈的运动当中，没有学会热爱诗歌，热爱音乐，用这些东西陶冶自己，打磨野性，那么你就会空虚，怎么办呢?最容易走上的就是毒品和犯罪的道路。毒品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我不是指研究怎么戒毒，我是说从人性方面来仔细研究为什么在当代毒品每况日上。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温饱解决以后，人要找刺激。而毒品是最不需要学习和积累，最容易找到的手段。

接下来谈温饱解决后牛皮的获得。温饱解决后，牛皮怎么获得呢?物质的繁荣与民主的观念刺激了一个东西：人们追求被承认的欲望。在过去的社会里只是有少数人可以怀抱更大的被别人承认的欲望。随着物质财富增长，随着民主观念推行，渴望被承认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很难办。更多的人希望被注意，更多的人希望不被忘记，更多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北大、清华、人大。温饱没解决的时候不敢这么奢望。温饱解决了，又有民主空气，对不对，牛皮也不是你们家垄断的。这事怎么办?大家都有这个愿望啊。经济的增长相对说可以无限，虽然严格的说不能无限。但是，人们都追求被承认，其可能性是有限的。为什么说有限的呢?因为他人的注意力是既定的。你生活在一个小团体里，三十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赢得了29个人的注意，你也要赢得他(她)们的注意就难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注意三个人，让他注意团体中的每个人做不到，这是个人心理上的限制。所以说，争夺他人的承认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就是他多了你就少了，他牛皮你就不能这么牛皮了。这个学校的位置是有限的，你进了人大别人就进不了了。这是现代生活的一大问题。我们现在高等教育在公民的强烈需求下开始扩招。扩招只能缓和阶段性竞争，将竞争往后推移。过去考上了大学，在社会上可能非常引人注目。现在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有文凭，将意味着把竞争放在研究生时期，放在后研究生时期。大家都追求被承认，很好，社会给了我们这样的空间，这样的权利，但是遗憾的是他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遗憾的是在一个田径场上，冠军最引人瞩目，而冠军只有一个，亚军也不错，亚军也只有一个，第三、四名就等而下之了。社会“承认度”永远是一个金字塔。还有没有出路?还有一点出路。就是大家不要走同一条道路，要摆脱单一的标准，大家要追求各得其所。只有当我们不再贯彻只有钱多才牛皮，只有权大才牛皮，我自己拉琴很高兴，自己下棋很高兴，自己做诗歌很高兴，并且拉琴、下棋、做诗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承认，只有在大家追求被承认的道路上开始了多样化，才有出路。如若不然，是没有出路的。我承认，在可预见的将来，钱与权仍将是“获得承认”的最有力的砝码，但是毕竟“获得承认”的方式已经开始了多元化。这一趋势将一发不可止，因为物质主义将随着温饱的解决而最终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