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海董事長郭台銘一向以坦率直言著稱，日前又公開宣稱“別逼我離開台灣”，郭董可能是憂心《中韓自貿協定》對台灣的沖擊，希望“經濟選民”理性思考，共同拯救台灣未來，這些話或許說出了很多企業家的心聲，但難免被某些人解讀為“恐嚇牌”。

　　不論如何，希望島內民眾應以台灣利益為出發，以民主客觀精神看待台灣內外環境，重理性，摒除情緒化和選舉操作，提出科學證據，秉持實事求是態度，評估台灣的的長期發展戰略影響。不宜再蹈太陽花學運與廢核運動的民粹經濟發展路線，否則必然重創台灣未來經濟成長的穩定基石。

　　也許出於經濟方面的敏銳嗅覺，郭台銘敏感地感覺到了台灣方面貽誤良機會帶來的後果。台灣本來可以比韓國更早得到更好的優惠，卻因為民進黨的一再杯葛抵制，使得服貿與貨貿協議都無法達成。如今，我們已經看到噩夢成真，如果再不能在中韓FTA生效前及時完成貨貿談判，後果難以想象。

　　令人遺憾的是，國民黨“立法院”黨團雖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複議案再次排入“立法院”議程，但民進黨團卻祭出400多項變更議程案，進行表決大戰，以致複議案根本無法動彈。服貿協議當然無法生效，明年年中以前完成貨貿談判的可能性也隨之降低。在這樣的情形下，台灣很可能又掀起一股產業出走潮，即使再度政黨輪替，台灣已經永遠在全球(區域)市場上與韓國競爭。

　　憂心《中韓自貿協定》對台灣的沖擊，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公開喊話，希望“經濟選民”理性思考，共同拯救台灣的未來，“別逼我離開台灣”。他在日前接受陳文茜專訪時強調，他非常擔心台灣在經濟自由化的國際潮流中自我孤立，而在專訪中整整使用了56次“經濟選民”一詞，呼籲這些選民要積極參與投票，才不會讓台灣陷於“反中恐共”而失去成長機會。郭台銘心中之急迫與懇切，溢於言表。

　　但是很多政治人物對此卻麻木或者死不認賬，對此，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回嗆說，郭台銘的目標正確、方法錯誤，台灣應向“好的民主”學習，而不要像希特勒或蘇聯的發展模式。

　　這段“雞同鴨講”的對話，除反映了兩人迷宮似的語言和思考邏輯，也相當程度描繪了台灣政治和經濟長期以來兩相分離的困境，且至今似仍無解。

　　作為大企業家，郭台銘擔心台灣經濟受兩岸服貿、貨貿停滯不前之牽累，因而憂形於色，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事。但他在選舉逼近前說出“如果我是外國人，我不會投資台灣;如果我是台灣人，我會縮減在台灣的營運規模”，這些話或許說出了很多企業家的心聲，但難免被某些人解讀為“恐嚇牌”。相對的，柯文哲作為台北市長候選人主動跳出來接招，卻回應得相當離奇：說台灣要學習“美式民主”，並不算答覆了郭董“經濟優先”的呼籲;然後他突然跳接到希特勒及蘇聯模式，這不免令人好奇柯文哲的思維究竟停頓在什么年代的時空背景?難道台灣不是一直在自認為學習“美式民主”很成功嗎?

　　事實上，看郭台銘與柯文哲的對話，真正令人關注之處，其實不在個別企業是否“出走”的問題，而在政治與經濟長期懸而未解的背道而馳;或者更准確地說，是台灣政治長期對經濟的淩壓、箝制和扭曲，應該如何解決。至少，民主選舉應對政黨或候選人的經濟訴求進行相當程度的檢驗，而不是可以任人信口雌黃。從民進黨對此事的閃躲看，它知道避免回應是上策;而大剌剌搶答的柯文哲，則顯示他不知所雲。

　　政治和經濟，絕對不是兩條平行線。民主的目的，是在透過政治的手段，解決人民生活的各種問題;亦即，“民生”就是政治與經濟的交集。當然，民生的定義很廣，近者如食物交通、社會福利，中者如醫療照護、勞動薪資，遠者則如產業發展、願景等。選舉時，候選人最容易操弄的就是那些民眾切身的民生議題，因而不斷有所謂的“利多大放送”;在這種情況下，狡猾的政客掠奪了當下的選舉利益，卻把政策的後遺症留給下一代或其他人去承受。

　　郭台銘的話被民進黨和“獨”派媒體大批特批，直指他不“愛台灣”。其實，正是由於他的直爽性格，才會把話說出來，這些話絕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的想法，而是大大小小許多企業家的心裏話，只是沒像郭董那樣用直接了當的方式來提醒大家，這就更值得“經濟選民”乃至於關心台灣前途的所有選民深思!

　　而且，凡是理性客觀地看兩岸關系的人都會知道，過去幾年，誰是一直阻礙台灣進步和發展的禍首，是誰百般綁架台灣人民，把政治和經濟環境推上民粹的道路 ，以至於台灣政治惡鬥，經濟停滯，變成自我封閉、親痛仇快的孤島。

　　郭台銘還指出，強政府、法治、民主三者是發展所不可缺的，而且民主的排位順序在最後。這也遭到民進黨與“獨”派媒體猛轟。但這同樣不是郭董的創意，而是國際知名的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於今年所著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弱：從工業革命到全球民主化”中提出的觀點，可見郭台銘不是只管自己的公司如何賺錢，而是注意到國際上政治學界的新理論。

　　批郭者是自曝了未能包容新知，包括競選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回擊郭台銘稱，是要選民主還是選希特勒?這就答非所問了。懂得醫術的柯文哲顯然不知道法蘭西斯.福山曾於1989年在轟動國際的“曆史的終結”一書中，曾經斷言西式民主已勝過蘇聯式制度。但是福山在觀察了西式民主的缺陷後，近年多次著書立說來呼籲強政府才是提升人民福祉的最優先選項，次為法治，最後才是民主。

　　郭台銘不會不知道他直率之言不見容於特定群體，但仍堅持說出心裏話，因此，實際上不可能脫離兩岸關系的“九合一”選舉，尤其是在動見觀瞻的台北市，選民豈能夠不站在更高的視野來投票?難道說實話就要被民進黨和“獨”派媒體圍攻?最後變成一片混戰，民進黨也借此隱藏了自己在兩岸關系中的弱點，掩耳盜鈴是“愛台灣”還是“害台灣”?島內民眾為此承受的代價還不夠嗎?這種戰術，民進黨用的太多了。

　　過去20多年的台灣民主化，人們見識過太多這種景象。例如，每次選舉必定祭出各種津貼加碼，今年全台流行的，則是老人假牙免費或補助;包括軍公教年終慰問金是否恢複，不論是否奏效或有多少副作用，都有人喊價。至於更高層次的經濟議題，諸如中韓FTA的沖擊、服貿及貨貿協議能否加快腳步、如何促使企業為員工加薪，在當前政治氛圍下則宛如一灘死水，無法討論;甚至連地方如何創造就業機會，誰的經濟主張更有助於地方繁榮，一概闕如。如果候選人創造經濟機會的政見不能拿來評比，選舉只是一味互挖瘡疤、彼此醜化，這樣的民主政治如何服務人民?

　　往前看，台灣經濟的難題，其實不是哪一家企業要不要擴大投資、會不會出走的問題而已，也不是要不要和大陸擴大經貿交流，或者明星產業能不能轉型升級的問題而已。台灣經濟最大的困境，是政治人物完全不關心下一個5年或10年台灣的經濟將變成什么面貌：台灣的資通產業會不會淪為大陸產業的代工者?台灣的下一代會不會變成抬不起頭的異鄉打工仔?目前，朝野政客關心的，只是如何把經濟衰退的責任推給對手;但是，當他們任期屆滿拍拍屁股走人之後，留下的破敗景象，卻是老百姓在唏噓、在承受，不是嗎?

　　台灣的經濟，當然不是明天就會倒地不起的問題;但這和人生病一樣，如果它不斷咳嗽，昨天發燒、今天嘔吐，人們仍置之不理，這樣的經濟體如何保持健康?而如果遇上柯文哲這樣的名醫，他卻拿聲名狼藉的希特勒和蘇聯之曆史作為診斷，民眾還有活路嗎?

　　“經濟選民”不是郭董的發明，早在2009年“三合一”選舉與2012年“大選”時，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就一再指出，該黨固步自封的兩岸政策使自己喪失了“經濟選民”。台灣《中央日報》網絡報對此發表評論說，可見當前台灣選民無論對馬當局有何看法，從台灣生存與發展最關鍵的兩岸政策來說，就不應任由“逢中必反”甚至“台獨”的主張透過這次選舉而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