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元

　　「法治社會」是香港近百年傳承下來的金字招牌與核心價值，從以下兩個方面可以體現。

　　一是：香港社會與經濟發展有着令人炫目的過去，80年代末曾創造亞洲「四小龍」的榮耀輝煌，從而奠定亞洲經濟龍頭的地位。何也?就靠着百多年來香港獅子山精神的傳承激勵，靠着香港廣大新移民和原住民的團結打拼，更重要的是還靠着香港法治與文明社會的機制與信心保證。

　　二是：97回歸後，香港獨特的自由市場機制與文明、法治優勢，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方針下得以完整保存和延續。「法治、文明與包容」成為國人與港人公認的核心價值。因此，即便是在2003年香港經濟因亞洲金融風暴肆虐和非典危機衝擊而陷入最低迷的時刻，只要中央政府及時給予CEPA、自由行等經濟政策，就可迅速激活香港的旅遊業、商業零售、專業服務和資本市場。就因為香港是享譽全球的國際文明都市和法治社會，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和基本法的根本保障，所以人們的投資利益、自由出行與人身安全有法制保障!這就說明「法治環境」是香港長期賴以發展和持續繁榮的重要基石與核心價值觀念已深入人心。

　　佔領運動踐踏法治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港人先輩們共同構建的這一核心價值，今天正被香港極端反對勢力所宣洩的違法「佔中」及「佔領」事件所踐踏和蠶食!並將成為阻礙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巨大內傷。仔細觀察，香港這種「法治環境」的破壞力量並非始於今日，而是由來已久，分四個階段潛移默化。

　　一是早在97回歸前港英當局就忽然民主，一反「高壓管制」民主活動的常態。1988年港英當局曾否決立法局引入直選議案。但1991年卻開始推動立法局改革，引入民選機制，並積極部署其在香港的激進民主邏輯與代言勢力。

　　二是在香港回歸後，西方勢力更加緊對本港事務的干擾介入和滲透活動，並極力培植其代言人，以至於反對派力量如雨後春筍迅速膨脹，大有唯恐香港不亂之勢，企圖阻撓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方針的實踐和祖國的統一大業。可見，煽動違法、亂法，破壞香港的法治環境本身就是西方反華勢力的預謀和陰謀。

　　三是這種陰謀和法治破壞力在2003年爆發7.1大遊行時，已初現端倪。當時反對派號稱有30多萬人上街，打出各種民生訴求(遊行爆發的導火線：是經濟低迷、負資產上升、民生困苦)，但不容忽視的是遊行隊伍中已出現了香港反對勢力的極端政治訴求，如：反23條立法，對董先生的謾罵、污衊和人身攻擊，逼迫董特首下台等。表面看，遊行隊伍秩序良好，但這些政治口號和對董特首的污衊攻擊行為已游離於香港法制規條的邊緣，隨時對香港「法治環境」構成挑釁和威脅。

　　四是2003年7.1大遊行以後，香港反對社團更趨活躍，社會內耗、政爭不絕，街頭遊行示威和立法會拉布抗爭成為政治新常態，香港深層次矛盾披着政治訴求的外衣進一步表面化、公開化。立法會上違法擾會、阻撓議程的爛仔行為隨處可見，不僅對港府的行政主導和施政綱領構成嚴重制約，而且對香港現行法律體系、立會議事規則和法治環境構成局部範圍內的直接破壞衝擊。

　　必須強化依法治港

　　隨着近年香港循序政改民主進程的推動落實和2017年特首普選的臨近，香港極端反對派為達到他們爭奪香港未來管治權目的，與建制力量和特區政府的角力更加激烈。去年初，他們提出與基本法和香港憲政基礎不符的所謂「公民提名」訴求和「佔中」威脅論。今年全國人大8.31決定為未來政改普選確立了原則框架，極端反對派眼看自己目標落空，遂鋌而走險，騎劫廣大香港民意，聯動「雙學」(學聯與學民思潮)引爆「佔中」及「佔領」危機，且持續長達79日，不僅對香港經濟、民生帶來嚴重傷害;更使香港極端反對勢力對香港法治的破壞，已由邊沿挑釁威脅和在立會公開較量，變成了「普遍化、群體化、公開化和國際形象化」。其通過暴力佔道、佔街，癱瘓交通幹道，困擾經濟民生，衝擊警方執法等手段，讓香港的「佔領」危機和違法現象全部公諸於世，嚴重踐踏了香港「法治文明與和諧包容」的國際形象與核心價值。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雙學」頭目，盲目地認為自己代表了香港民意，故以「違法抗命」行為博同情，殊不知他們都被極端反對派和「佔中」搞手利用和出賣了。那些發起「佔中」者、煽動「佔領」者為何讓學生衝鋒陷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所為已經違法，為了不留案底和不失去飯碗，只好將幼稚、盲目的學生推向台前。學生不知道嗎?這些反對派政客也是不能隨便入境或進入內地的，因為違法亂港的行為不受歡迎。

　　警醒吧，香港今日的繁榮來之不易，香港法治社會的根基不容動搖!如今佔領已經失敗，但並不意味反對派抗爭的終結，他們還會變着花樣與特區政府和主流民意對抗。因此，後「佔中」時代應嚴厲打擊和杜絕一切違法行為，強化依法治港才是確保香港持續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也是廣大香港同胞的共同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