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新婚的艾略特与妻子瓦莱丽，1993年艾略特诗歌奖创立后，瓦莱丽长期赞助该奖。

○陆建德

艾略特在1930年写道：“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的感受性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只有一位天才人物才能改变表现的方式。很多二流的诗人之所以是二流的，就是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敏感和意识来发现他们与前一代人不同，必须使用不同的词汇。”艾略特就是改变了那一代人表现方式的“天才人物”。

英国广播公司(BBC)2009年组织了一次网上投票，请广大听众和观众推举“全国喜爱的诗人”(不包括莎士比亚)，获得这一称号的是现代派主将T·S·艾略特。网上调查的数据并不能决定一位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这一结果毕竟说明，艾略特已经完全为普通的诗歌爱好者所接受，而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也就是艾略特刚出名的时候，他的诗作只有极少数文学艺术界的前卫人士才能欣赏。艾略特在1930年写道：“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的感受性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但是只有一位天才人物才能改变表现的方式。很多二流的诗人之所以是二流的，就是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敏感和意识来发现他们与前一代人不同，必须使用不同的词汇。”艾略特就是改变了那一代人表现方式的“天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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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1888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06年至1914年在哈佛求学。1910年10月至1911年夏，他游学巴黎，与法国青年韦尔德纳尔结为好友，还完成了诗歌《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和《一位夫人的画像》。白璧德对以卢梭为滥觞的张扬个人和自我的浪漫主义的批判，桑塔亚那对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三位哲学诗人的分析，是艾略特精神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营养要素。1914年秋，他在英国结识了庞德，并很快成为以后者为核心的文学圈子中的一员。庞德读了艾略特的一些诗稿后大加赞赏，推荐到美英两家颇具先锋色彩的杂志《诗刊》和《爆炸》上发表。这两位旅欧的美国年轻人都深爱欧洲古典语言，对惠特曼式的自吹自擂的宏大诗风尤其反感。一场诗界革命正在悄悄发生。

从此艾略特走上了与亨利·詹姆斯一样的移居英国之路。哲学家罗素把他介绍给社交界的名人，使他能够更加便捷地登上英国文坛。1917年诗集《普罗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出版。文化界少数精英对艾略特的异常兴趣加速了这位30岁的美国诗人在伦敦得到承认。尽管他的《诗作》只收了《夜莺声中的斯威尼》等几首小诗，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莱纳德·伍尔夫还是以兴奋的心情亲自在霍加斯书局用手工印制限数版。翌年年初，奥维德印书馆又出了他的诗集《我们向您祈祷》。1922年10月，艾略特非常看重的杂志《标准》在罗斯米尔夫人的赞助下创刊，他利用主编的特权，在第一期上刊出《荒原》。第二年霍加斯书局为这首时人还不大能接受的长诗出单行本，弗吉尼亚·伍尔夫亲自动手为它排版。

1925年4月，艾略特加入成立不久的费伯出版社，后来成为该社总编，直至辞世。作为出版家的艾略特热心奖掖后进，英国现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框架也可以说是他直接参与搭建的。奥登的第一本《诗集》由艾略特在费伯出版，所谓的“奥登那一代”即便有反抗前辈诗人之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教于艾略特。泰德·休斯也得到艾略特的提携，他的第一部诗集《雨中鹰》由费伯推出后立即得到普遍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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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略特身上，英语诗歌传统和英语文化的感化力是不言自明的。他的创作常常得益于他对伊丽莎白时期的剧作家和17世纪英国文学的深湛研究。所谓的现代派诗歌以反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感伤和矫揉造作而著称，但是它与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对不容忽略。艾略特诚然改变了他那一代人的表现方式，不过他从小就从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汲取了大量养料。他在14岁时迷上了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也学着用四行诗体写起诗来。

《普罗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是艾略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不受格律限制的自由诗体、不登大雅之堂的描写和新奇得近乎怪诞的比喻还不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诗中的“我”大都是戏剧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这一特点确实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诗歌。艾略特的诗作往往没有通盘谋划好的思想脉络，他数次开玩笑地引用拜伦《唐璜》中的诗行为自己辩解：“我当然不敢号称我十分懂得/当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

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

表现这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最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现代派主将地位的《荒原》。长期以来，《荒原》被视为20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庞德和艾略特确是有意把它作为一种新文学的代表之作推出。该诗原名“他用不同的声音读警察报告”，其中有的部分系艾略特旧作，后经庞德修改，最初于1922年10月在艾略特自己主编的《标准》杂志创刊号上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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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作于1935年至1942年之间的《四首四重奏》，它们分别是《烧毁了的诺顿》、《东科克尔村》、《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和《小吉丁》。《四首四重奏》是探讨永恒和时间的哲理诗，但是诗人并不使用纯粹抽象的概念，他带领读者在具体的历史中探索永恒与时间的辩证关系。《四首四重奏》的用语普通正规而又十分精确。对语言异常敏感的艾略特常会词不达意，他在《东科克尔村》里把写诗比为“与词语和意义的难以忍受的扭斗”。艾略特对自己的信仰和创作始终不敢心安理得，他担心语言会因使用不当而退化，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思想感情的品质。

艾略特在早期诗歌中即显示出非凡的戏剧才能。根据他的非个性原则，真正伟大的诗才都是戏剧性的。1934年，艾略特为独幕古装表演剧《磐石》撰写的合唱诗和台词取得很大成功，这大大促发了他复兴诗剧的意愿。他先后创作了《大教堂凶杀案》、《家庭聚会》、《鸡尾酒会》、《机要秘书》和《老政治家》等诗剧。艾略特将古希腊戏剧中的某些原型与当代英国的社会问题有机结合，曲折地反映了他的宗教关怀。这些诗剧用词通俗，易为观众所接受。但由于题材内容方面的局限(剧中人物基本上都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和艺术鉴赏趣味的转变，它们多少与期望的效果尚有一段距离。另一方面，无意问津诗剧创作的年轻剧作家约翰·奥斯本、哈罗德·品特和汤姆·斯托帕特等人的崛起对诗剧复兴反而起到负面的作用。

艾略特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1965年1月，这位自称“古典主义者”的现代派代表因患肺气肿溘然逝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英格兰萨默塞特郡的东科克尔圣麦可教堂，墓碑上镌刻了《东科克尔村》首尾两句诗：“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美国诗人威廉姆斯曾指责艾略特背弃自己祖国的本土特色，他没有意识到，艾略特回到英国寻根问祖，也体现了另一种忠诚。1967年，伦敦西敏寺的“诗人之角”迎来了一块纪念艾略特的石碑。

（本文作者系《艾略特文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