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路途，他复活了一种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被一次次接通，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
我与钱理群先生见面的时候，谈得最多的是周氏兄弟，他的许多观点，对我有不小的影响。当代思想界，其实是有一个周氏兄弟的传统的。言及周氏兄弟，涉及文化史的诸多难题，这在今天似乎更为明显。不能不注意的是，鲁迅逝世后，左派知识分子的分化加剧。在变化的格局里，鲁迅遗产的许多因素延续下来已经十分困难。追随鲁迅的胡风、萧军、聂绀弩都遇到诸多言说的困惑。现在看胡风在四十年代与舒芜的通信，其个性与环境的冲突已经难以掩饰，以鲁迅的思路面对现实则禁区屡现。而周作人的弟子完全边缘化，已经不在主流的话语体系里。不过，他们在学术层面的成就，却丰富了单一的学界的话语。
今天的读书人面对周氏兄弟，可能注意到的是他们并不重要的部分。但有一点被普遍所关注，周氏兄弟的遗产所纠葛的主要问题是，他们都曾在一个体制里，却又不属于这个体制。鲁迅在教育部的十几年，许多选择是有悖于公务员守则的。加入左联后，与组织多见冲突。周作人在“中华民国”的艰难时期，做了伪督办，成了民国的敌人。而在伪督办的位置上，又大谈儒家思想，与日本的文化政策相左，终于受挫。周氏兄弟的“在而不属于”，催生了各自的思想与艺术。
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遗产，就牵连出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话题。连周氏兄弟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们遗产的延伸里，这个困境成为一个情结，深嵌在思想的机体里。
钱理群的思想坐标是在周氏兄弟那里建立起来的。他是八十年代最早把鲁迅、周作人置于一个平台透视的人之一，对鲁迅基本元素的梳理，对周作人基本思想的考量，带来了许多新意。
从硕士论文开始，钱理群已经有意把周氏兄弟放在一个层面进行比较研究。他考虑鲁迅的时候带着信仰的成分，对于周作人则相对冷静。从基本倾向看，他可以说是一个鲁迅党。
《孔乙己》插图作者：王芊祎
在八十年代，他对鲁迅的解析，有突围的锐气。《心灵的探寻》主要是勾勒了鲁迅思想的基本元素，那些存在与自己的灵魂相契的一面历历在目。而后《周作人传》所处理的思想史问题，涉及五四传统的另一面。这与作者所在的学科有很大的关系。他意识到，不了解周作人，则无法完整廓清五四的基本话题。他研究背后的所指，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及这独立性丧失的问题。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现代文化的路径的多种可能性出现，涉及文化史生动的一页。所以，这些思考给他带来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他在周氏兄弟那里所延伸出来的主体性意识、知识人与大众的关系话题、启蒙的盲点、思想与实践等，都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期待。在研究中，他以多方位的角度面对问题，对知识分子的拷问多于对文化机体的审视。鲁迅与周作人对于中国读书人弱点的批判，被钱理群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以学术的话语与现实对话，不仅受五四遗产的启发，也有他在“文革”留下的经验的触动。他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因为他的信仰与困惑都在一个逻辑链条里出现。他后来不断介入对于当代文化的思考，离不开的是这些资源。当儒学风甚盛的时候，他借用鲁迅思想讨论三十年代有关古代文化的几次交锋问题;当左右派对立的时候，他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空间位置的移动》的演讲;当中小学教育的问题暴露后，他主编的课外语文读本，在思路上有智性和趣味的元素，都和周氏兄弟的逻辑相关。可以说，在与现实对话里，他巧妙地延伸了周氏兄弟的智慧。
周氏兄弟的反目，看似兄弟间的摩擦，实则也是知识分子分化的象征。钱理群在这里看到了大道多歧，自己也未尝不是在一条歧路上。他觉得，多年来自己的徘徊、焦虑等复杂心绪，都可以在前人的文本里找到对照的元素。而自己不也正是游移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么?
《狂人日记》插图作者：王芊祎
在他的学术漫笔里，父爱感与孩童之心俱在，乃至讨论问题的时候，自以为通晓世故的他，其实露出天真的诡异。胡风说自己缺少鲁迅的刻毒，钱理群亦然。因为他内心有一个平静的周作人在。在回望历史与面对现实的时候，他有时候让我想起胡适的影子，你看他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路，与胡适的思想多么接近。而他的趣味又在周作人式的语境里，他谈散文的味道，言及北京与上海的文化沿革，在精神趣味上是苦雨斋的余音无疑。
钱理群在北大课堂上的风采还一直被人们所追忆。他的敢于直面当下风气的目光，那些不断拷问人的灵魂的言语，怎样地激动了青年学子们。他的著述惊人，每年都有大量的作品问世。那些挑战性的话语，对于学校多不合乎时宜，但触动到了国民的麻木的神经，给思想界注入的是一股生气。
钱理群叱咤风云的姿态，像一个斗士。但面对无数的难题，则又时常反身自问。一方面无畏地走着，一方面又迟疑于十字路口。当面对论战与批评的时候，他的悲壮感是隐含在词语的背后的。有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是充满了一种无力感的人。当现象界越来越复杂，知识界的争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在复杂性里涌出了一种无法理清的困顿。这在根本层面是与鲁迅相通的。他说：
我已经没有能力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也没有能力作出明确的判断——而我们又处在一个要求站队的时代，总是在要求人们明确表态：赞成，或者反对。而我的反应、态度却往往是复杂的，立场就不免是模糊的：很可能是既不赞成(反对)这，又不赞成(反对)那，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就会成为“公敌”，就得“横站”。而实际上我究竟赞成什么，主张什么，自己也想不清楚：我只能说“不应该”这样那样，对“应该”怎样，交的是一张白卷。而且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立场与态度也是怀疑的。于是就只剩下无词的言语，只能沉默。(《我的精神自传》325页)
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路途，他复活了一种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被一次次接通，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
在这个时候，他又不得不退居到周作人的苦雨斋式的状态里。他自叹道，人文学者关心的是“应该”怎样，而不是“实际是”怎样——他承认这来自周作人的启发(《我的精神自传》340页)。他感叹思想的合理性并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而提出“还思想予思想者”，也是为了强调批判知识分子的有限性(《我的精神自传》340页)。周作人的科学常识解释中国的文化问题有效，而在实践上多是无效。这对于钱理群的学术理念是很大的刺激。比如，周作人说“生活的艺术即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于是在他看来，鲁迅偏执，周作人调和都有价值。他认为，今天看来，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教人率性而行是对的——
《社戏》插图作者：王芊祎
但我要说的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它的现实实现，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因此，必须出现鲁迅所说的“偏执”，而且只有有了偏执，才会使某一侧面充分展开、发展，即所谓矫枉必须过正;在这个意义上，我当年批评周作人，说将平衡、调和绝对化，任何一个侧面都未得充分发展，过分、过早地讲调和，追求静态的绝对平衡，就会形成早熟现象，这不是没有道理。但我的批评又是片面的，因为我没有同时强调，偏执状态只是追求人性健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能将其凝固化、理想化。(《我的精神自传》)
这样，周氏兄弟的难题与钱理群的难题就碰撞到一起了。也许恰在这个层面，他意识到民国精神史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是在民间知识分子那里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今天还有民间知识分子么?努力民间化的人们，是否还带着体制内的思维逻辑?更大的难题在于：一，周氏兄弟从域外文献翻译里思考中国当下问题，以新思维讨论社会变化。历史的经验与域外思想的交织，是钱理群这代人所少的。第二，无所不在的体制化，言说的边界矗立在旁边，只能以学科的方式应对问题。离开了学科，似乎无法言说。而周氏兄弟是没有学科意识的，所以其精神的纬度更大。这是学科的异化，也是现实的异化。
钱理群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两个问题，但又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呐喊，彷徨，于是回到“自己的园地”，看“雨天的书”，“谈龙谈虎”，说“中国的气味”。也由此，当代学术的背后的隐含被悖谬化昭示出来。学术问题变成人生的问题，这恰是五四遗产在当下的境遇。
用周氏兄弟的遗产应对当下问题，的确存在困难。因为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民国。我们看今天的青年所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知识结构，看社会的深层框架的变化，似乎还应当寻找另外的资源强化已有的参照。鲁迅就是不断寻找同代的许多域外资源的，他没有满足于晚清的那些经验。这或许是钱理群之后的学者们要推进的工作。每一个时代的学人都有自己的限度，钱理群把自己当成历史的过渡者，颇为真诚，他期待青年人跨过自己的疆界，另辟新径，也别有意味。
在我看来，钱理群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他在人们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了问题，在太平之景中意识到了危机。他带着忧患之心面对众生，但热情之高超出常人。他常常以真诚的、大胆的姿态冲向风车，给我们留下悲壮的形影。他自觉地把生命难题与社会难题转化为一种理论的难题，但这些难题没有给他退缩的理由，反而有着解析的冲动。而那冲动的过程，又带着梦幻之影，仿佛回到1919年的场域。以周氏兄弟当年的某种方式，进入与今天社会对话的路途，他复活了一种理想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他又像五四的遗民，被中断的历史，在他那里被一次次接通，我们都成了那逻辑链条的一部分。丰富的痛苦的背后，有无量的爱意，阅读钱理群文字的人，都感受到了此点。他追寻五四风景的时候，自己也成了一道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