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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故事集》:极简时代 世事无常

2015-01-15
来源:南方都市报

今人有一种习气,喜欢给具某种共同创作特色的作家贴标签,如此分门别类,当然有助于我们谈论“某类”作家(并且,化繁为简地透视一个文学时代),却无助了解“某个”作家。殊不知,文艺作品最忌贴标签,“主义”、“流派”之类,通常使人只见共性不见个性,而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又恰恰是最要见出作者个性的东西,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那么,当我们谈论安·比蒂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呢?看看《〈纽约客〉故事集》腰封上关于比蒂的简介吧———“与卡佛共同引领文学的极简时代”———这就好像是说,比蒂是女版卡佛,或者卡佛是男版比蒂?如此一来,两者岂不可以互相替换,而我们也大可通过比蒂来了解卡佛,或者,反之亦然?

先说说比蒂吧。1947年,比蒂出生于华盛顿特区,作为乖乖女,她一直好好地吃饭、上学、成长,直至60年代,义无反顾地投入激情燃烧的岁月,溜号、嗑药,放任自流甚至自暴自弃。一晃数年过去,年龄直逼三十,当年跟她一起哭过笑过的伙伴,结婚的结婚,工作的工作,安然享受起早先被他们强烈鄙视过的中产生活。比蒂呢,则写起了小说,写的就是激情退潮之后人们的生活。比蒂的创作自始有别于那些浸淫于酒精、大麻、荷尔蒙的风格张扬的青春物语,而呈现出一股过来人特有的成熟、稳重和内敛。

尽管成名之后比蒂也写过长篇,但一般认为她的短篇更出色。1974年,比蒂首次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之后她就成了这家老牌杂志的长期撰稿人。《〈纽约客〉故事集》(含《一辆老式雷鸟》、《你会找到我的地方》、《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就是她在杂志辛勤笔耕四十年的作品精选结集。

关于比蒂的创作风格,我们发现多数评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是的,短篇小说是要见出“树木”,甚至是要见出“枝蔓”和“叶脉”的。群议之中,慧眼识得比蒂真章的,当属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他注意到的不是“极简”,而是与之相悖的“冗繁”:“她的种种细节——— 包括她的人物无意中听到的在收音机里播送的歌曲,他们所吃的相当糟糕的食品的菜单——— 在和平地增长。她的对白在陈词滥调的掩饰下以令人毛骨悚然的诚实反映了那些琐碎的伤心事。她的与形而上学毫不沾边的风格在我们周围建起了一座由熟悉事物组成的迷宫,尽管这座迷宫有点虚幻、古怪,可还是相当可爱的。”

厄普代克点出了比蒂创作的精髓:细节“和平地增长”。“增长”的话题我们下文再谈,这里先讲“和平”。“和平”亦即非激烈和非对抗,我们读比蒂笔下的人们的生活,感觉其迥异于影视屏幕或者戏剧舞台上的那个化约的、戏剧性十足的生活。这个生活,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身经目击,它可能小打小闹,但绝不会是惊涛骇浪。并且,这还是一个不可能让你条分缕析、从容应对的生活,其温吞与暧昧正来源于那个浑浑噩噩、拖延摊牌的“和平”。

不妨看看具体情状吧。《科罗拉多》中,佩内洛普跟男友丹同居,却每晚跑到罗伯特家蹭饭,还跟着两人的好友西瑞尔上床,最后把所有人的生活搞得七荤八素、上下不得。《灰姑娘华尔兹》中,“我”因丈夫迈洛跟他的好基友布拉德利劈腿而与之分手,不久“我”又介入两个男人的冷战而扮演起劝解的角色,而明明是布拉德利抢走了“我”的男人!一片混沌中,每个人都在说:“大家得让我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谁都不愿意表达自己,我们说个清楚吧!”

问题是,我们说不清楚!比蒂的创作再好不过地表明,世事可以无常到这样一个境界:我们没法意识到生活是否发生了转折;或者意识到了,却不知转折的时间、地点和如何转折的;或者知道时间、地点和如何转折,却不知道该怎样向别人表达,以便让别人也让自己能够绕过这些凹凸不平的坎儿弯儿。而一旦触礁,我们便只能像《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中那位倒霉老兄,因为与一头跑来偷窥的鹿眼神交会、深受感动,竟至被与他一直有情感隔阂的家人视为怪胎。我们也永远捉摸不透,我们爱上一个人,究竟是前世注定、一见钟情还是像积累资本那样耐心地使感情日渐增值。或者我们恨上一个人,是因为如《私房话》中,“有一天我们吵了一架,轮胎漏了气,又下雨了,我们就找了一个旅馆住下,后来一直没有结婚”;还是说,孽缘早已在某个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机,就悄悄地、深深地、不可挽回地,植下了。

比蒂的故事充满一种潜伏的危机感。她捕捉到了我们平时每每感受、却无法轻易捕捉到的内心活动的瞬间,将之定格、放大并且永恒化。她的“冗繁”主要表现在人们在确认自己真实感受上的无力和自欺,而对这种确认结果的最终描述,比蒂的笔墨是非常吝惜、也就是人们一直称道她的那个“极简”的。在比蒂的谋篇布局中,冗与简就如黑白双子的攻守角力,共同构筑起张力十足又精妙绝伦的纸上风景。

在《狼的梦》中,已有过两次失败婚姻纪录的辛西娅打算做第三次尝试,将新男友带去见一直对她的择偶品位感到气馁的双亲。这篇小说的“冗”表现在比蒂巨细无遗地描写辛西娅在探访前后的许多失常举动:写信给高中老师、肯尼迪总统和两个前任丈夫,谢谢他们毁了她的生活;继而在火车上把男友晾在一边,和别人研究手相卜算自己的男人运。小说的“简”则在结尾,两人呕着气,到站时,辛西娅“没有看他一眼,没有想事情会怎么样,她沿着过道出去了”,而男友还兀自留在车上。这篇小说一字都没有写辛西娅的内心活动,却在那么多冗笔中让我们意识到她对于感情和婚姻的一种宿命式的恐惧和不安。而最后的简笔,近乎是一阙让人痛心的挽歌,但其表现形式,却是含蓄淡然的短短一句。

比蒂笔下满是渐入中年的男人女人,青春尚留一点余痕而疲惫已隐隐呈现内心。他们多离异、闪婚,甚至不乏三婚四婚的,亲子、家庭和社会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但比蒂的小说读来并不狗血,她的焦点也不在揭示其背后的政治、道德和社会因素。同艾丽斯·门罗一样,比蒂对在小说中探讨个人自由、女性解放等主题兴味索然。这样的写法可能会让她背负作品缺乏现实表现和社会批评的恶名,但只要我们还承认人心的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对人心的捕捉、分析和反映也是一种批评的话,那么我想,比蒂的小说是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和批评性的———而其中,又蕴含着她对人的无尽怜悯和同情。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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