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血泪之书。数以千万的苏联人以惨痛的经验，甚至生命为代价，在严酷的极权体制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时有可能飞来横祸，生命丧失习以为常，亲情被举报撕裂，友谊因政治隔离……当强大的国家暴力时刻笼罩在头顶，当无处不在的恐怖深深盘踞在心底，耳语成为苏联人传递真实想法的唯一方式，沉默成为自我保护的不二选择。

这是一部教训之书。从最初对屠杀和镇压的恐惧，到接受严厉的斯大林主义；从习惯既成现实的不公与邪恶，到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苏联人因炼狱之旅的惨状而顺从和驯服。

这更是一部反省之书。当权力的铁蹄践踏民众时，人们有理由自问，是谁唤起了如此嚣张的利维坦？当国家犯罪公然盛行时，自己负有怎样的责任？

只要罪恶没有被彻底清算，悲剧就可能再次重演。20世纪极权政治的罪行与黑暗远远没有被充分暴露。《耳语者》见证了极权社会人性的扭曲，以及警察国家里众多被牺牲者的生活。虽然沉默没有被真正打破，民众对斯大林体制的控诉，却经由《耳语者》的记录而得以部分保存。忘往事者失双目，就此，我们致敬《耳语者》！

【书摘】

《耳语者》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它的酝酿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莫斯科做研究生时期的研究。我是专攻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渴望能遇上仍能记得那段岁月的人，结果成了热尼娅·戈洛夫尼亚的好朋友。她是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孙女，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后的几个月中，我拜访了大约十来个她的朋友，大多数是老太太。但她们当时太小，记不起内战时期；现在又太紧张，不愿详尽披露铸造自己人生的那段历史，即斯大林的统治时期。

我涉猎口述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教我学会了珍惜家庭记忆，以制衡苏维埃历史的官方叙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虑就“耳语者”这个主题做一些研究并写出一本书的可能性。其时，有关斯大林迫害的个人回忆录，突如潮水一般汹涌出现，更激起了我的热望。但我的直觉是，就整体而言，老年人仍不愿抛头露面。

从某方面来看，我错了。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被广泛认作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对照于普京时期，威权政府的复辟已驱使许多俄罗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旧习惯。从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觉又是正确的。在第一个高峰时期，人们亟想记录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监禁、平反的细节，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内心创伤、对背叛的耿耿于怀、对失去亲情的痛苦回忆。

在学会了耳语的俄罗斯，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又充斥着编造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这些缺陷因此变得格外麻烦。数百万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发，锒铛下狱。许多有此经历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麦克风（与克格勃挂钩的设备）的研究人员，马上变得格外谨慎。这些幸存者出于恐惧、羞耻、禁欲主义，压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忆。很多人无法反思过去的生活，因为他们已习惯于逃避令人尴尬的问题，包括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来界定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则不愿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以事后诸葛的动机和信仰，作出各种各样的辩解。尽管有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为如此，处理得当的口述历史，可为专门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提供巨大的好处。这意味着要对照家庭和公共档案的书面记录，尽可能严格地核查受访者的证据。

《耳语者》引述的数百份家庭档案（信件、日记、私人文件、回忆录、照片、实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罗斯各地的秘密抽屉中或床垫下。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与本书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侧重于家庭和个人的内心世界，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口述历史，后者主要是社会学的，比较关注恐怖时期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的经历。这些资料组成了一份特殊档案，是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汇集之一。

《耳语者》所讲述的这些家庭，代表了苏维埃社会相当广泛的横截面。他们具有各式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集镇、村庄，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参与镇压的。他们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员。另外还有未受影响的家庭，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其数量极少。

《耳语者》凭借这些材料，图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们生于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间，其经历随苏维埃制度的轨迹波动而变迁。到了后面的章节，本书又为他们的后裔提供发言机会。为了理解该制度的遗毒，多代跟踪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苏维埃制度对家庭的道德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尚无其他的极权制度对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远的冲击。

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以长远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现象。有关这一题材的现有历史叙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年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权的本质。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中最为凶残的一段（它占了1917年至1955年政治处决案件中的85％），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来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许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数量的顶峰并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几十年，数百万人仍身受其漫长暴政的遗毒。

摘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