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不清的轉賬單裏，他們發現一筆錢竟然從死亡人員的養老金賬戶轉走，由此揭開社保處科長王玉文騙取巨額社保資金案。

        揭秘審計署：半數人不超過40歲 審計數據查辦大案

　　80後女子兼職開公司，債券生意紅紅火火，他們抽絲剝繭，證實2300萬元收入竟是財政部的叔叔的好處費。

　　在國務院20多個組成部門中，審計署剛剛走過而立之年。這個年輕部門的工作人員，超過半數的人不到40歲。在和枯燥的數字打交道的過程中，在夜以繼日的工作中，他們的職責不只是查賬，更是反腐的尖兵、國家經濟安全的衛士。

　　2014年的聖誕節，海歸青年顏濤走進了中南海。作為全國審計機關先進集體和先進工作者的代表，顏濤和他的同事們將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有一次極為珍貴的短暫會面機會。

　　這位從英國伯明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幾年前進入審計署，他職業生涯中幹過的最牛的事，是代表中國人審計聯合國時，讓聯合國某大型機構承認對資金管理不善，首度修改了執行了幾十年的財務制度。

　　雖然和總理見面的時間少到可以用分鍾來計算，但顏濤還是牢牢記住了總理給“審計鐵軍”概括的使命：當好重大政策落實的“督查員”，當好人民利益的“守護神”，念好權力運行“緊箍咒”，發揮反腐“尖兵”作用。

　　在國務院20多個組成部門中，審計署算是年輕的那一撥兒，剛剛走過而立之年。北京展覽館附近，一個不起眼的小院子就是審計署的辦公地點，每天進進出出那裏的工作人員，超過半數的人都在40歲以下。

　　正是這個年輕的部門和它年輕的審計隊伍，始終牢記黨和人民的囑托，堅守著責任和使命，捍衛著國家的法律，守衛著百姓的錢袋子，維護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發揮著重要保障作用。

　　從京滬高鐵審計摸出丁書苗與劉志軍之間的利益鏈，到短短3個月弄清楚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家底，再到揪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原行長陶禮明、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原副總經理戴春寧等蛀蟲……很多大案要案背後都有年輕的審計面孔。

　　金融大案背後往往有貪腐者的精心設計

　　2014年10月29日～11月3日，河南鶴壁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原行長陶禮明涉嫌受賄、挪用公款一案，自此，陶禮明違規放貸、收取巨額好處費的事實也公之於眾。

　　陶禮明或許沒有想到，他精心編制的自認為神不知鬼不覺的遠期收益計劃竟然被審計人員識破。

　　審計署金融審計司一位年輕處長介紹說，郵儲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最大的區別是存款多、貸款少、資金比較充裕。巨額資源在手的郵儲銀行行長陶禮明，成為市場上各類資金掮客公關的對象。

　　該案的審計人員回憶，郵儲銀行蓋子的揭開源於對其給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以下簡稱“湖南高速”)的貸款審計。按照銀監會規定，郵儲銀行開展的專項融資只能投向鐵路建設和新農村建設，但審計人員卻發現，郵儲銀行曾貸款給湖南高速，而且金額巨大。

　　為什么會有一筆給高速公路的巨額貸款呢?憑著職業敏感，審計組並沒有簡單地認為這只是一個擴大貸款范圍的問題，而是試圖摸出背後的利益關系。

　　在對湖南高速貸款的延伸審計中，審計人員發現其下屬公司將1500萬元以支付融資顧問費的名義彙入了上海慧融投資有限公司的賬戶。湖南的郵儲銀行貸款為什么要向上海的公司支付融資顧問費?隨著審計的深入，資金捐客——上海慧融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朱軍浮出了水面。

　　原來，正是在朱軍的引見下，湖南高速的負責人認識了陶禮明等郵儲銀行的高管。在見面的過程中，朱軍許諾，如果郵儲銀行貸款給湖南高速，那么日後定會按貸款的一定比例給陶禮明等高管好處費。

　　小心謹慎的陶禮明提出，好處費不要當期給，可以留到他退休後再支付。為此，陶禮明還和朱軍簽訂了“君子協定”。在陶禮明看來，等以後再提取好處費一定神不知鬼不覺。

　　盡管高速公路貸款超出了郵儲銀行的業務范圍，但陶禮明還是從立項、審核和評估等方面積極推動。審計查明，2008年12月～2010年6月，郵儲銀行向包括湖南高速在內的4家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發放專項融資69億元。

　　按照和陶禮明、朱軍等簽訂的所謂遠期受益的“君子協議”，這4家融資平台公司將支付“融資顧問費”3.3億元。審計人員一開始在湖南高速發現的1500萬元融資顧問費就是支付給陶禮明和朱軍等人的好處費。

　　盡管陶禮明為自己設計的是退休後的遠期收益，但還是禁不住金錢的誘惑，還沒等到退休，就從朱軍手中提取了230萬元。這也成為陶禮明被公訴機關起訴的重要罪狀之一。

　　審計署金融審計司負責人介紹說，金融領域的犯罪近年來越來越隱蔽，很多“蛀蟲”把違法收益設計得期權化、遠期化，企圖瞞天過海，這就需要審計人員、特別是年輕的審計人員更加有智慧和韌性。相比老一輩審計人員，現在的年輕人更善於用計算機技術來發現案件線索，也善於關注一些新興領域的案件。

　　對財政部國庫支付中心原副主任張銳犯罪問題的發現，就是通過計算機技術在金融創新領域發現案件線索的典型案例。

　　張銳之前在財政部負責國債發行兌付工作長達12年，其間為自己編織的從國債投標中獲取違法收益的路線圖十分複雜和隱蔽，所以當案發後有關部門對他調查時，他根本想不到是這條線出了問題，還以為是印制宣傳資料吃回扣的事。

　　事實上，發現張銳犯罪線索，審計人員確實是從很外圍的層面找到蛛絲馬跡的。案件緣起對一家金融機構的審計，該機構參與了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在延伸調查中，審計人員分析債券交易數據後發現，一家名為新盛華盈的公司做債券生意很能掙錢，收益高達幾千萬元。可再往下一看，這家注冊資本不多的公司法人代表是一名在某銀行工作的80後女子兼職做的。

　　這些不尋常的細節引起了審計人員的關注。在對這名女子的社會關系排查中，審計人員發現，她的叔叔是財政部負責國債招標的張銳。

　　抱著試試看、摸一摸情況的心態，審計人員對張銳所負責的國債招標發行情況展開調查。這個環節，又有一些反常的細節引起了審計人員的關注。

　　國債招標是在一個封閉的辦公地點進行，通常是發標那天，在規定時間之前，各個競標單位要將自己的標書通過傳真等方式發到這個封閉的地點，參與國債發行的幾個部門根據投標情況選出中標券商。為了保密，參與的工作人員不得隨意進出辦公室，也不得打電話。

　　巧合的是，有幾家金融機構多次超過投標截止的規定時間，以應急投標的方式來緊急投標，但張銳都會簽字放行。更巧合的是，那些在最後關頭應急投標的公司，總會以最接近標底的優勢中標。

　　一連串的蹊蹺促使審計人員希望揭開背後的秘密。經過調查，審計人員終於摸清了張銳的如意算盤是如何打的：每次國債招標前，張銳通過同學柴某聯系希望承銷國債發行的金融機構，而他本人會在發標當天的最後時刻，將最可能中標的價格告訴柴某，由柴某轉告給某金融機構。

　　很多次投標結束前的幾分鍾，張銳都會從封閉的招標辦公室走出，或打電話，或發短信。聯系好的金融機構再以應急標的形式來投標，可能會以最准確的價格中標。最後一環就是，承銷國債的機構獲得收益後，要將好處費轉入張銳侄女經營的新盛華盈公司。

　　為了掩蓋好處費的直接來源，在柴某的幫助下，這些資金進入新盛華盈之前會通過債券交易多次轉手，最後以債券交易收益的形式進入張銳侄女的公司。案發前，張銳已經通過這種手法獲利2300萬元。2012年6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張銳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2013年，監管部門掀起了一輪對債券市場的整頓。業界普遍認為，這次整頓正源於審計揭開了債券市場一些操作不規范的秘密。

　　審計署金融審計司負責人介紹說，過去說起金融審計，大多是指對傳統銀行的審計，但近年來，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興起和互聯網金融的繁榮，也給金融審計帶來了新的挑戰。年輕人對這些新生事物有比較強的敏感性，他要求金融司的年輕人定期關注金融市場發展新趨勢，每月請一位年輕人給全司同事講講他的新發現。實際上，一些新問題的發現，確實得益於年輕人的關注。2013年6月，李克強總理視察審計署時，觀看了金融審計司利用數據分析平台現場演示的貸款資金循環套利案例，總理馬上就指出這就是信貸資金空轉，而這個問題就是金融審計司的年輕人在數據分析中發現的。

　　螞蟻搬家式的小官巨貪侵害公眾利益

　　在2014年12月24日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養老保險的話題成為全國人大常委們關注的焦點。在當時一場有關城鄉保障的專題詢問會上，不少常委就提出，養老保險並軌意味著社會保障制度從兜底走向公平，但在此之前，已有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應該有筆明白賬。

　　隨之而來的是，審計署很快宣布，2015年國家審計的重點之一就是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審計署濟南特派辦的審計人員，對社保基金審計並不陌生，2012年，審計署曾動用4萬名審計幹部、曆時3個月，對全國18類社保基金進行全覆蓋式的“體檢”，當時還不滿30歲的王濤(化名)是那四萬分之一。

　　參加工作沒幾年的王濤來根本沒想到，正是那次審計，他和他的同事“偶遇”了侵占巨額養老金的典型案件——呼和浩特鐵路局社保處財務科原科長王玉文騙取社保資金2323.66萬元。

　　對參加當年社保審計的審計人員來說，要從18類社保數據中發現案件線索無異於大海撈針。審計署濟南特派辦幾名年輕的審計人員記得，當時他們光是把呼和浩特一個地區的社保數據按審計要求采集轉換到計算機系統中，就連續工作了88個小時。

　　這88個小時的成效是，當他們用養老保險的發放記錄與公安部門登記的死亡人員數據比對時，發現至少有100多個登記死亡的人員還在繼續領取養老保險，有的賬戶在保險人已經死亡六七年後還在領保險。

　　進一步核實死亡人員信息後，審計人員發現，這100多個依然在領取養老保險的“死亡賬戶”主要來自呼和浩特鐵路局。究竟是死亡人員家屬冒領養老金，還是社保經辦人員監守自盜，審計人員並沒有貿然行事，而是一直在外圍進行調查。

　　審計人員發現，這些領取養老金的銀行卡，有的是死亡人員在生前退休後正常辦理，但去世後沒有銷號，一直有社保機構發放的養老金流入，還有一類是離退休人員死亡後的次月重新開戶辦理的。

　　這些賬戶究竟是誰開的呢?審計人員去銀行咨詢時發現，當地的銀行沒有嚴格遵循開戶必須出示身份證的規定，對於社保大戶批量開戶不要求提供身份證，所以無法獲取開戶人的信息。

　　王濤回憶說，在嘗試了多條路徑都沒有眉目的時候，大家都很沮喪，明明知道這上百個賬戶背後肯定有貓兒膩，但因對手太狡猾，因為相關的制度不完善，就是抓不住“狐狸的尾巴”。到底是誰在操控這些賬戶，這個“誰”，是個體，還是團夥，全都不得而知。

　　對手真的很狡猾。審計人員回憶說，為掩人耳目，這些賬戶的實際管理者，居然還在死者間的賬戶轉移資金。終於，在數不清的轉賬單裏，審計人員發現了一筆資金從死亡人員的養老金賬戶轉移到了呼和浩特鐵路局社保處財務科原科長王玉文的賬戶上。

　　當王玉文的名字出現的時候，審計人員恍然大悟。在之前的調查中，審計人員已經基本鎖定，幕後黑手要么是死亡人員的家屬，要么是參保單位的經辦人員，要么是社保局的經辦人員，所以圈定的這幾類人的名字大家早已熟記於心。盡管王玉文的名字已經出現，但這個時候還不能判斷是他個人的行為，還是集體作案。

　　在證據鏈已完整後，審計人員開始正面接觸王玉文和其所在的單位。審計人員兵分幾組，同時對單位負責人和王玉文進行調查。

　　調查一開始，王玉文對以單位死亡人員名義冒領養老金的事實矢口否認。但當審計人員提出已經掌握了死亡人員的養老金賬戶給王玉文轉賬時，王玉文愣住了，他沒想到，他一直小心謹慎，本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怎么還是被發現了。

　　得知審計人員有自己的轉賬證據後，王玉文退了一步，解釋說，這些賬戶是死亡者的家屬讓他幫忙辦的，說是希望多領一段時間的退休金，辦好之後，家屬會給他一些好處費。但是，王玉文交代的其占有的資金數額與審計人員掌握的相差甚遠。

　　在與審計人員周旋了一段時間後，王玉文提出要上廁所。兩名審計人員陪同他進了衛生間，就在王玉文剛側身進入衛生間的一瞬間，他猛地一拉門，企圖把門反鎖，從廁所的窗戶逃走。一名審計人員立刻用自己的胳膊和腳頂在門縫間，不讓王玉文得逞。王玉文一看逃跑無望，把隨身攜帶記錄存折號碼的一張紙扔進了廁所裏。

　　事實上，王玉文在得知審計人員開始查這些死亡人員的賬戶時，就有了逃跑的企圖，他隨身帶著一些銀行卡，准備隨時逃跑。但他沒想到，審計人員能這么快將他鎖定。

　　王玉文的作案手法其實極其簡單，當有職工死亡時，他就用養老金墊付喪葬費後從家屬手裏回收領取養老金的銀行卡，隔斷了家屬與銀行卡的關系，同時向社保部門隱瞞職工死亡的信息，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占用了死者的銀行卡，並持續從社保領取養老金。

　　王玉文最早一次從死亡人員賬戶裏提取養老金，可以追溯到2004年，到案發時，將近8年。為什么8年裏，王玉文非法占據養老金2000多萬元卻不被發現呢?

　　在對王玉文的調查中，他的一句“沒人認真去管”道出了事情的原由。參與該案審計的幾個年輕人總結說，王玉文的這句話，看似語不驚人，但卻發人深省。

　　這幾位年輕的審計人員並沒有止步於個案的調查，他們希望進一步思考王玉文8年貪汙沒人管的原因。

　　首先是這個單位對離退休人員的信息管理不嚴。離退休部門向負責社保的王玉文通報職工死亡情況後，從不要求王玉文反饋終止死亡人員養老金發放的信息，為王玉文作案留下第一個缺口。

　　其次是該單位的社保部門崗位設置存在重大缺陷，沒有相互制約的制度，死亡人員的信息全部被王玉文一個人掌控，造成死亡人員信息的上報和養老金的發放全都是王玉文一人操作，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辦理養老金發放的任何手續。

　　在養老金發放的關鍵環節——相關部門的審核崗位形同虛設。審計調查發現，該地區負責社保審核的業務崗位，從2005年以來，負責人一直是臨時聘用人員李某。李某在這個崗位工作多年，從未認真核對王玉文所在的單位提供離退休人員增減的書面材料，也從未到該單位進行離退休人員狀況的調查，對王玉文報送的材料，從來不檢查，也不核查，曆來是電子資料申報什么就批准錄入什么。

　　銀行開戶的環節本可以堵住王玉文的違法之路，但銀行沒有嚴守實名開戶的章程，使得王玉文可以批量開戶而不被發現。

　　新一輪的養老保險審計已經開始准備，按照審計署今年的審計計劃，將集中全國的審計力量對養老保險基金進行更細致的“體檢”。2012年的社保審計是對18類社保進行梳理，而這一次專門針對養老保險基金的審計，應該對老百姓的養老錢有個更清晰的說法。對王濤和他的小夥伴來說，查處大案是件高興的事，但還是希望那些伸向老百姓救命錢、保命錢的黑手不敢、不能也不再伸手。

　　中國審計推動聯合國改革

　　現代財務和審計制度起源於英美等國家，所以當2008年，中國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以聯合國審計委員會委員的身份開始執行對聯合國審計的任務時，有很多國家對中國審計人員能否完成審計任務表示懷疑。

　　經過60餘年的發展，聯合國的財務管理堪稱嚴密，但自2008年中國審計署加入聯合國審計委員會後的6年間，200多位平均年齡只有30歲的中國審計師，卻讓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兒童基金會、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等20多個機構為之驚歎。

　　6年間，年輕的中國審計師給聯合國這個龐大的機構提出了700多條審計建議，提交了100多份改善管理的審計建議書，避免了一些不合理支出和損失浪費，還對支出花得值不值進行了評價，有力推動了聯合國財務預算的改革。

　　審計署境外審計司的顏濤從海外回來沒幾年，就負責對聯合國某大型機構進行財務審計。剛開始接觸時，該機構的高管言語中流露出的意思是，我們是聯合國的臉面，其他國家的審計人員都挑不出我們的毛病，看你們能提出什么?

　　事實勝於雄辯。2012年，顏濤和他的團隊呈交給聯合國大會的審計報告就揭開了他們財務不合規的事實——動用近1.7億美元項目經費支付行政管理人員工資等費用。按照有關規定，項目經費只能用於在全球開展的各類援助項目，不能給行政人員發工資。至此，該機構多年以來掩蓋的用項目經費發工資等問題被揭開。

　　顏濤建議，盡管該聯合國機構動用項目經費給行政管理人員發工資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但一定要在財務報表中披露，向所有會員國公開這筆資金的去向。

　　除了要公開賬務，顏濤和他的團隊還分析了該機構動用項目資金發工資的原因和改進的可能。根據有關規定，項目官員是可以從項目經費中拿工資的，但行政管理人員不可以。當行政管理人員數量過於龐大，該機構負擔不起後，只能動用項目經費。顏濤建議，完全可以優化後勤和行政隊伍，減少這部分開支。

　　在多次溝通後，該機構的高管逐漸開始采取合作的態度，並願意接受中國審計師的建議。目前，該機構已經決定建立一個全球後勤保障中心，服務該機構在全球的各個分支機構，這樣可以精簡行政團隊，提供高效的服務。

　　在審計中，顏濤還發現，該聯合國機構對其籌資合作夥伴長期缺乏有效監管，默許這些“中介機構”提取高達30%的傭金。更令人難以想象的是，有籌資合作夥伴高管竟從善款中領取高達53萬美元年薪，是行業平均水平的4倍。

　　中國審計人員指出這一問題後，該機構主要負責人希望面見中國審計署主要領導並說明情況，請求理解。審計報告提交後，聯合國史無前例地通過大會決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責成該機構總幹事加強對籌資“中介機構”的監管，維護聯合國的良好聲譽。該聯合國機構也承諾對籌資體系進行評估和重組。

　　審計署境外審計司副司長胡學文回憶說，一開始，中國審計人員對如何審計聯合國並不十分了解。他記得，為了研究聯合國的財務制度和審計方法，2007年12月他曾和同事泡在聯合國紐約總部好幾天，把全套的審計資料全都複印下來，小心翼翼地揣摩人家是怎樣審計的。那次回國，大家的行李裏滿滿的全是資料。

　　可就是這樣一批“初學者”，憑著中國審計人員的膽識和專業，敢於對聯合國機構和項目中存在的財務問題“叫板”甚至碰硬。

　　飛機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最主要的交通運輸和巡邏工具之一，與飛機有關的各項預算——油費、租賃費、維修費、人工費等是聯合國維和行動中較大的支出。但由於管理飛機的部門地位重要，而且與飛機相關的技術又很專業，所以多年來，聯合國審計委員會只是審計這筆錢在使用過程中有沒有問題，從不去關注需不需要這么多費用。

　　中國審計人員接手聯合國維和行動審計後，就開始對要不要花那么多錢在租用飛機上進行評價。

　　一開始，航空管理部門並不買賬。一方面是認為，自己的地位很重要，飛機預算豈能隨便減少;另一方面是認為，審計人員哪裏懂得飛行的相關知識，憑什么指手畫腳。當審計人員提出核減方案時，有關負責人還揶揄說，“你們連油表都看不懂”。

　　可中國審計人員對某特派團審計時，硬是通過詳盡的分析和計算，認為該特派團用不了現有的48架飛機，可以減少。特派團最終核減了兩架飛機的預算。當年負責聯合國維和審計的大組長張新芳回憶說，別看只是兩架飛機，一年下來也能省下幾百萬美元。這件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讓聯合國很多機構都開始重新審視究竟需不需要那么多設備，甚至是需不需要設立那么多崗位。

　　2013年7月24日，聯合國在紐約總部舉行頒獎儀式，授予中國審計長劉家義首個“聯合國維持世界和平獎”，以表彰他及其帶領的審計團隊，通過實施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審計，對維持世界和平作出的傑出貢獻。2014年7月24日，劉家義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卸任聯合國審計委員會委員。聯合國審計委員會評價說，中國審計團隊通過財務審計完善了聯合國的治理結構。這樣的評價前所未有。

　　默默無聞守住國家經濟安全線

　　在審計署年輕的審計人員中，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在反腐的前沿查處大案要案，很多人的工作，沒有驚心動魄的場景，他們和一堆堆枯燥的數字打交道，白天連著黑夜，時間在一個接一個的加班中度過。

　　審計署稅收征管審計司一處處長雷達就是這些大多數默默工作著的年輕人中的一員。從2010年到2013年，他持續跟蹤開展政府性債務審計，摸清我國各級政府的債務情況。

　　2013年12月30日，毫不誇張地說，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國審計署的一份公告，在那份公告中，審計署公布了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總額為20.6萬億元。這個數字給國內外機構關於中國政府性債務情況的猜測和爭論畫上了句號。作為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中國政府的債務情況在全世界都備受關注，一個准確的債務數據，既是中國政府對自己經濟健康水平的評估，也是世界了解中國經濟的“風向標”。

　　這個數字從出爐的那一刻，就要接受來自全世界經濟學家、投資機構等各方面的檢驗，雷達和他的同事有信心接受各方的檢驗。

　　雷達說，首先，這個數字是5.4萬名審計人員花了兩個月，對245萬多筆債務一筆一筆地審核出來的。5.4萬名審計人員被要求要“見人、見賬、見物，逐筆、逐項審核”，不是地方政府報多少就算多少，而是要一筆一筆核對。可以說，這應該算是審計署建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審計。

　　再有，在這次五級政府的全面審計之前，審計署已經有過多輪對地方債的審計。比如，2011年，曾對省市縣三級政府的地方債進行過見人見賬見物的全覆蓋式審計，2012年下半年又對36個地區的債務進行過抽查，可以說，如何有效地界定和摸清地方債，審計署會同有關債務主管部門一起研究，多年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再往前的2010年，審計署還開展過70個地方政府本級的地方債審計調查，可以說，債務審計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套路。

　　雷達經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是，其他部門的審計人員有機會查大案要案，而你們這個團隊近幾年全耗在地方債的數據海洋裏，會不會沒有成就感。雷達說，大案要案揪住的是一個兩個蛀蟲，但地方債審計是摸清楚了國家運行中機制體制的問題，相當於給整個肌體做檢查，這樣的工作盡管寂寞但也很有成就感。

　　審計署的年輕人有一個共識，審計的作用早已經不只是查賬，而是反腐的尖兵，更是國家經濟安全的衛士。雷達說，我們近三四年來，一輪輪地梳理地方政府的債務情況，就是時刻關注著國家經濟運行的安全。

　　雷達說，社會上有一些誤區，認為地方政府有債務就是經濟運行有風險，但事實是，如果依靠合理的借債機制，可以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關鍵是債務的度控制在什么范圍，這就需要對政府債務情況“心中有底”，才能“心裏不慌”。

　　和發現大案要案的線索不同，雷達他們這撥年輕人的成就感在於給國家經濟安全運行提出建設性意見。

　　雷達說，根據幾次地方債審計發現的問題，他們給國家建議，要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考核問責機制、債務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機制，強化預算管理和債務規模控制，妥善處理存量債務，防范債務風險。讓他們高興的是，這些建議都出現在了國務院近期出台的《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中。

　　圖片：審計署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