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漢等人伏法後，其臨終懺悔也於近日被媒體公開。回顧命運起伏，劉漢總結說：“我這輩子就是想得到的太多，換句話說就是野心太大!”而當被問及“如果從頭來過，你會選擇怎樣的生活”時，劉漢說：“只要能跟親人們生活在一起，能時時照顧他們，哪怕擺個小攤子，做點小生意，我也願意。”(《楚天都市報》2月10日)

　　劉漢的這番臨終自白，令人不禁聯想到秦相李斯。據《史記》記載，(秦)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如果說，司馬遷將李斯之死歸咎於其“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反而“阿順苟合，廢適立庶”，可謂一語中的的話，那么劉漢這一番“野心太大”的人生總結，在我看來則並未點到根子上，甚至還有些偏頗。

　　不可否認，在中文語境中，野心向來是個貶義詞，說人“野心太大”更是極端負面的差評。但粗通西文的人都知道，野心一詞在英語裏叫做“ambition”，而“ambition”的另一個中文解釋則是雄心。說起來，雄心與野心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的孿生詞，說人好時便說是“雄心壯志”，說人壞時則選用“野心太大”。但刨去兩詞背後的主觀道德因素，應該看到，但凡在事業上取得不俗成就的人物，大多頗具“野心”。

　　事實上，就劉漢而言，無論是其生意所涉及的范圍，還是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在當今世界，都不算一等一的，像比爾·蓋茨、巴菲特、馬雲等人的野心，恐怕遠遠要超過劉漢。可為什么前者人頭落地，而後者卻不僅安然無恙，反而備受世人尊敬，成為財富偶像呢?在我看來，這中間的差異，不在於兩者的野心孰大孰小，關鍵是他們實現野心的方式和路徑，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

　　比爾·蓋茨、巴菲特、馬雲等為何受人尊敬?因為他們是憑借自己的聰明智慧，通過技術革命，以增進人類福祉的方式發家致富的。而劉漢呢?其資產不是通過與官勾結、壟斷而得，便是靠打打殺殺、巧取豪奪而來，在其財富積累的道路上，灑滿了他人的血與淚。這樣的“企業家”，無論是對同行還是對整個社會，都不啻為一顆毒瘤，若不及早根除，勢必貽害深遠。

　　換言之，倘若當初劉漢也能夠像蓋茨等人一樣，在法律的框架內，按照市場的規則來做生意，那么無論他的野心有多大，13億人口的中國市場，70億人口的全球市場，都一定能夠容得下。不僅容得下，甚至還會對他的“野心”報以掌聲，何至於像現在這樣，既丟了性命，還遺臭萬年?

　　遺憾的是，就是這么一個並不深奧的道理，劉漢卻至死都沒有搞清楚。而且不僅劉漢沒有搞清楚，許多像劉漢一樣，至今仍癡迷於做“紅頂商人”“黑吃黑生意”的人恐怕都沒有搞清楚，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作者：王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