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读者告别”——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写了上面五个字，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结束将近80年(14岁开始发表文章)的“写作癖好”(我说“癖好”，而不说“写作生涯”)。
这是作家董鼎山给读者的告别信，发表于2015年2月21日的《侨报周末》。在告别信中，他还公布了自己的电子邮箱timothytung@aol.com">timothytung@aol.com或bddstung@yahoo.com">bddstung@yahoo.com，并说，“如有来讯，将使我非常开心，以解除我的寂寞。”
定居美国50多年的董鼎山，1922年生于浙江宁波。他1947年赴美，从1979年起，董鼎山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文化。此后，他评介欧美作家与作品的文章在华人社会的中文报刊上频繁出现。
在《读书》上撰文
博取年轻粉丝
董鼎山自称有“写作癖好”，是因为——“80年来，出版过20余种书，发表了数百万字著作，从未曾靠写作收入或‘版税’维持起码生活。当然我有其他职业收入。因此写作不过是‘癖好’，也借此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在告别信中，他还透露了自己的生活状态，“我不但对写作告别，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到了93岁，生活小节都有困难；85岁的老妻患病，医谓恐是骨癌，由于她高龄，我们决定不入院开刀。虽然雇了暂时女佣，每周只能来二天，而我自己不良于行，照顾病人，弄得我精疲力尽(我们拒绝进养老院受虐，坐以待毙)。”
“我对报章、杂志、书本、时事、电视、电影等也渐渐失去兴趣，单靠一台电脑与亲友保持联系。”董鼎山担心的是，“但电脑如有失灵，不能与人交流，就心急不堪。这是老年的悲哀，无法拭去。”
“我已活得够长命，惟一怕的是跨过最后一关的一刹那。我是个无神论者，现在则好奇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对自己身体的担忧，或者可以解释他封笔的原因。
他特别感谢了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通过他的《读书》杂志，他替我出了《天下真小》文集，博取了不少中国年轻的书迷读者。”
董鼎山在最后提到的《纽约客随感录》，于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自称，“这恐是我最后的一本书。”
把最牛的美国作家
普及到中国
中国读者对董鼎山的印象，多与《读书》杂志有关。
1978年，董鼎山第一次携妻女回国。那正是《读书》杂志创刊之际，杂志发起人冯亦代向他约稿。之后，介绍美国文化的“纽约通讯”开始了。
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正欲冲破禁锢，董鼎山的文章使人眼界大开，可谓影响了整整一代读书人。董鼎山前几年曾说：“直至今日，我在美国遇见中年以上华人，他们还向我致意。”
“他在《读书》上把美国作家作品的讯息、故事介绍给中国读者，”青年评论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夏烈说，“最牛的那些作家，比如厄普代克、诺曼·梅勒、海明威、艾伦·坡、菲利普·罗斯、凯鲁·亚克等，几乎都是通过他普及到中国的。”
夏烈说，董鼎山在美国一线，那边一出新书，他就把人物、故事、作家等串讲一遍，写得好看又有新信息。
夏烈买过董鼎山的很多书，比如《纽约客书林漫步》、《西窗漫记》、《书、人、事》、《美国作家与作品》、《西窗拾叶》、《第三种读书》、《纽约文化扫描》等一大批作品。“董先生被称为‘书话名家’，因为他写关于书的各种随笔，而他自己，也自嘲是‘职业读者’。”
“这位‘纽约客’在《读书》杂志发表多篇介绍美国的文章，为刚从桎梏中挣扎出来的中国文化界推开一扇看世界的窗。”夏烈说。
春节要吃“十大碗”
最爱宁波臭豆腐
董鼎山的中国情结，在美国华人圈子人尽皆知。
董鼎山的夫人祖籍瑞典，他对夫人总是以“老婆”相称，而且他的“老婆”也被汉化了。每年春节全家一定要吃团圆饭，桌上要铺大红色桌布，点燃长长的红蜡烛，用红包给外孙女压岁钱。年饭一定要有老家宁波的套菜“十大碗”，宁波臭豆腐是他的最爱。
董鼎山的老家位于现在的宁波江北人民路。1947年，他到美国，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后来做过报纸编辑、纽约大学教授。他刚到美国时生活不适应，特别想家，替上海《东南日报》写些留美文章也是抒发思乡之情。
在董鼎山的《纽约客书林漫步》一书中，每篇文章的篇幅大约在2000—3000字，介绍了美国读书界和文学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不过，他曾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时说，自己对中国当代作家不太了解，“知道余秋雨，还有年轻的小伙子余杰，他的文笔也非常犀利。王蒙、蒋子龙是我的老朋友。香港的董桥我也比较喜欢。”
“我在美国生活50余年，每天都在看书、看报。从1989年退休之后，每天至少用6个小时阅读新书和翻看最新的报刊杂志，用一两个小时来写东西，电视新闻我每天必看。”他说，“我通常写作的时间是在清晨头脑清醒之时，往往是前一晚上看过的感兴趣的书，灵感就来了，便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也就写出了一篇篇的读书杂感。”
而他的阅读兴趣，从小时候就有，“从《封神榜》、《西游记》、《七侠五义》到《红楼梦》、《啼笑因缘》，继而在巴金的《电》与《火》中找到了新文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