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敦煌－－說不完的故事」展覽目前正在香港展出。配合展覽，香港文化博物館同時舉辦多元化的特備節目，包括學術講座、表演藝術、學校教育、社區共融、多聲導賞等。敦煌莫高窟藝術讓人嘆為觀止，但百年前她卻是荒涼凋敝、經卷流散、岌岌可危。從上世紀40年代起，一些人為了保護她，千辛萬苦去到那里，甘願窮盡畢身精力守護她。「香港敦煌之友」副主席李美賢踏足敦煌30多次，除了研究敦煌藝術之外也走訪了很多莫高窟老人。日前她在「談敦煌：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的講座中，跟大家分享了她所了解的敦煌人，他們的生活點滴和可貴精神。幾十年來，敦煌人薪火相傳，一代一代為她傾盡心血。他們中，有三任院長，同樣的堅毅和執著；而更多的人，可能一生都寂寂無名，但他們跟敦煌血脈相融，整個生命亦無私奉獻給了敦煌。香港商報記者 若笑
「莫高窟保護神」常書鴻
說到敦煌守護者，就不能不提敦煌研究院三任院長：第一任院長，是被稱為「敦煌莫高窟保護神」的常書鴻先生；第二任院長，是讓敦煌學在國內恢復榮光的段文杰先生，他也被視為敦煌的搶救者；第三任院長則是「敦煌女兒」樊錦詩。
常書鴻先生是第一任院長。他是中國留法著名畫家，30年代中已有近十年的法國藝術教育訓練，并在巴黎獲得三個獎項，前程似錦。一個偶然機會，在巴黎書攤他看到一本斯坦因編輯的《敦煌圖錄》，頃刻為之著迷。「真是百聞不如一見！對這個偉大的藝術寶庫，我過去一點支離破碎的了解，簡直太膚淺、太可憐了。……今天，面對祖先遺留下來的稀世珍寶，才如夢初醒，追悔莫及。」常書鴻描述其當時的心境，并因此毅然放棄在彼邦的成就回國，投身到黃沙漫漫的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我們……
一行六人，像中世紀的苦行僧一樣，……頂著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風，乘著一輛破舊的敞篷車……從蘭州到敦煌……一共走了一個來月。……汽車在寒冷的夜間行駛，戈壁灘上的風沙夾著冰冷的雪花，刀割一樣地抽打著車上的人。」但當他們到達敦煌，看到的莫高窟幾乎是廢墟，「門塌了，樓梯也塌掉了，沙子都堵進洞里了，一片片荒涼，但這沒有把他沒嚇退，反而令他更堅定要完成這工作。他是破釜沉舟，帶著家人去敦煌」（樊錦詩語）。從此，常書鴻一生歸於此處。
正如當年張大千曾言，「你在這里可是無期徒刑啊！」從上世紀40年代起，常書鴻先生在這片沙漠戈壁中一待就是一輩子。其間經歷了夫人出走、經費停止、「文革」打擊等，他一直堅守在敦煌，築牆修路、清理積沙、保護洞窟，還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對敦煌壁畫進行修復、整理和臨摹，并且舉辦很多展覽和出版畫冊，向世人介紹敦煌藝術。他創建了敦煌研究所，樊錦詩說她1963年去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已經有藝術組、保護組，考古組，都是相當專業的人。一直到升格為敦煌研究院，都是常先生留下的傳統」。
常書鴻先生曾經講，「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個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這位敦煌保育的開拓者、保護神，1994年90歲時仙逝，白骨與黃沙為伴，就留在了莫高窟對面的沙山上。
「敦煌搶救者」段文杰第二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是段文杰先生。他是一個國畫功底很強的藝術家，當年看了張大千在重慶的展覽后，千辛萬苦慕名到敦煌。他說當他走入洞窟，「仿佛置身極樂世界，如一頭餓牛看見菜園子一樣，精神上飽餐一頓」，之后「連接幾天都在洞窟中度過，有時甚至忘記了吃飯」。
之前日本人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外國」，而段文杰任內一個突出貢獻就是，派了很多學生到國外學習、考察，參加很多國際研討會。他還創辦了《敦煌研究》雜誌，鼓勵大家發表文章，進行研究。「段先生把常先生時代積累的研究、文章等都發表出來，逐漸一批批人才到來，成果也不斷結成」（樊錦詩語），所以現在敦煌學的研究可以說90％在中國，并且已達到世界級的水平。
段先生是國畫家，對臨摹要求很高，也是他把臨摹和研究結合到了一起。他還要求每個臨摹壁畫的人，要遵守三個要點：一是要忠於古人原著；二是臨摹壁畫需講求神韻；三是臨摹者的技術不能低於古人，因此之后壁畫臨摹者畫作水平都很高。而段先生在敦煌臨摹的壁畫最多，技巧也最出神入化。在他看來，臨摹就是研究。段先生臨摹復原的第130窟「都督夫人與女眷盛裝」，用時兩年，熟讀24史的《輿服誌》，做了二千多張卡片才完成。
「現在留下二千多件臨本，有十幾個洞是一比一原大地復制洞內壁畫的，其中百分之八、九十的臨本，是段先生跟段先生那一代人，在沒有電的艱苦條件下，用鏡子反過來畫的（樊錦詩語）」，其中耗費心力真是不足以為外人道，段先生自己就曾說，「人的確很奇怪，有時明知道前面要受磨難，卻偏要去做。是崇高的信念和遠大的目標成就了人類這種不怕困難的精神，還是冥冥中總有什麼在前路指導？」正是這種不畏艱難的意志力，才使莫高窟千年藝術得以重現光彩，千年壽命得以延續。段文杰先生2011年去世，終年95歲，墓地與常先生相鄰，亦在莫高窟對面的沙山上。
「敦煌女兒」樊錦詩
現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長是被稱為「敦煌女兒」的樊錦詩，她1963年北大考古系畢業后分配到敦煌工作。1967年與大學同學彭金章結了婚，彭金章在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最初講好到敦煌三年，結果是三年又三年，夫妻「分居」19年，直到1986年彭金章也調到敦煌。彭先生原來是研究商周考古的，到敦煌后開始洞窟北區的考古發掘，包括密教研究等，亦為敦煌研究作出巨大貢獻。
出生在上海的樊院長提起剛到敦煌時的情形，「房子里沒電燈，也沒自來水。每天只有兩頓飯，早晨十點和下午五點，沒早飯。食物就是麵粉饅頭或玉米發糕，吃了也很不習慣」，「桌子是土的，凳子是土的，炕也是土的。書上都是土，撣一撣，待會又撣一撣，就是撣不完，最后就不撣了，反正到處都是土」。
樊院長第一個孩子在敦煌出生，「小孩只能鎖在房子里，沒人帶，我用繩子捆著他，他越長越大便捆不住要找人。其他人說他會動，那繩子可能會勒脖子，我聽了以后，天天心里嘀咕。遠遠聽到哭聲心里說，沒事！平安無事！有時候他不哭，我又說，安不安全？會不會出事？打開門縫一看，他沖著我笑。有時候他會從床上滾到地下」，「后來有了第二個孩子，又不得不把小兒子寄養在上海的姐姐家。就這樣，一家人分居在敦煌、武漢、上海三地。」
樊院長任上，引進保護洞窟的監察管理，又十分注重培訓人才，每年都送年青員工學習最新技術和培訓現代管理，她以一個考古學家的眼光把敦煌推到世界級的地位。她本身認真執著、高風亮節、無私奉獻的精神亦深深感染周圍人。樊院長的私人助理80后程亮說起在敦煌的日子，「起初很不習慣由大清早做到半夜，一星期七天不休，樊院長亦從不放年假」，但年輕人覺得「辛苦是值得的」，也佩服樊院長的為人和做事方式，雖然敦煌條件艱苦薪金低微，外面有不少高薪挖角，但他們樂意留在她身邊。
現在，莫高窟的保護－－崖頂治沙、崖體加固、壁畫維修等水平都達至世界級，樊院長說自己「這輩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敦煌這麼一件事」，「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而她對自己接班人的要求就是，「一定要乾凈」，即不貪財、廉潔正直，有使命感講原則負責任，一心一意甘願窮盡畢生力氣去守護這座極其寶貴的文化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