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周秋光教授主編的《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研究》(以下簡稱「周著」)，頗感該書用功深厚。受周著啟發，本人也就目前中國慈善事業的復興與繁榮問題談些粗淺看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傳統社會文化中具有很多優秀基因，很值得我們繼承和發展。而慈善就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看了周著，我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在中國近代先進中國人的全面抗爭事業中，還應包括慈善事業，從洋務自強運動，到維新運動，再到辛亥革命以致抗日戰爭，那些引領社會前行的人在救國家於危亡的同時還都積極投身到慈善公益事業中去，重建社會秩序與文明;這里面包括鄭觀應、盛宣懷、經元善、康有為、孫中山、熊希齡、張謇、宋慶齡、宋美齡等。

　　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國家富強與民族復興從來都是全方位的。在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中國夢」當中，還應包括慈善復興和「慈善夢」，這是民族復興的題中應有之意。

　　中國慈善的國際責任

　　周著表明，由於中國近代的落后挨打，政府無能，天災人禍，因此不少時候外國人成為中國慈善事業的重要發起者、推動者和主導者。通觀整個近代，中國還是一個比較純粹的「慈善輸入國」，是一個慈善凹陷區(這里沒有考慮政治因素)。

　　目前中國雖仍是發展中國家，但在大國使命和大國責任方面，中國政府已經邁步走出，成效顯著，而民間社會領域也應該及時響應和跟進，中國在慈善公益領域也應該重視戰略思維和頂層設計，推動中國的慈善資源有理念、有計劃、有組織、有制度、成體系的走出去，讓中國也成為慈善資源的輸出國，全方位彰顯中國的大國地位和大國形象。

　　周著顯示，中國近代雖然政府無能、社會動盪，但是國人對慈善事業十分重視，甚至可以用「繁榮」來概括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面貌和特點。本人認為，慈善事業的存在與繁榮既可奠基於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形態，更可以生長於工業化時代的市場經濟形態。如果從慈善資源的總量來看，當然后者更勝於前者，在現代市場社會中慈善事業會發展得更加繁榮。

　　傳統自然經濟形態的慈善事業具有明顯特徵：一是身份屬性突出。慈善對象多限於親緣、業緣、地緣等以個人身份屬性來界定的聯繫相對緊密的群體當中，這與當時比較有限的財力相適應。二是精神力量突出。由於當時人們知識程度普遍不高，一些宗教倫理觀念對人的行為規範影響至深，直接左右和營銷了社會的慈善氛圍。三是等差分明。在自然經濟時代，財富的擁有者就充當了行善者，他們還往往就是占據社會高位的統治者;而慈善的對象，往往就是這些人治下的民眾，包括教區的教眾，具有人身依附關系的農奴、佃戶、户工等。另外，受制於身份屬性和財力，其時的慈善範圍和規模都較小，多局限於小的教區和鄉村，很難有跨行政區劃的資源流動，更遑論國際化了。

　　而今，中國已經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市場已經在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作用，那麼建立在這一社會形態之上慈善事業，其復興和繁榮只是時間問題。從文化傳統和制度慣性角度看，周著所重點著墨的「慈善思想」、「慈善組織」、「慈善法制」、「宗教慈善」等板塊的內容，對於目前中國慈善事業的復興和繁榮仍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作者系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深圳培訓調研中心教授)

　　靳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