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外媒報道，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當地時間18日發表聲明稱，李光耀目前仍在重癥監護室，病情垂危，並且進一步惡化。
如果說，在世界諸國退下來的領導人中，在國際上享有巨大聲望者，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無疑是一個。美國前國務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稱李光耀是“世界級領導人”，其智慧和判斷力無人能及，“他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為一位思想家”。
雖然基辛格的上述評價免不了溢美之詞，但考慮到新加坡以彈丸之地，李光耀曾獲得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奧巴馬等在內的眾多政治人物的稱許，基辛格的這個評價並不算離譜。
不過，雖然李光耀在世界舞臺上長袖善舞，倍受推崇，表面地位重要，但很少有國家會真正按照李光耀的建議去行事。這不僅是由於李光耀本人的局限，說到底，也在於與他服務了大半輩子的背後的國家有關。用他自己的話說，“新加坡是實在小得無法改變世界”，因此“不論世界怎麼樣，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
狐狸與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
李光耀受到各國政治家的推崇，原因恐怕在於他對新加坡的治理——這個小島國在很短時間內被帶入一個富裕文明的現代國家，以及他對世界局勢的洞察。李光耀從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總理起，一直到1990年，時間長達31年。此後又做內閣資政10多年，將新加坡從一個人均GDP200美元的國家，發展到富裕程度超過美國。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創始院長Graham Allison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探討了新加坡成功建設國家所具備的要素，他認為李光耀的成功在於他是個不尋常的結合體，將儒家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與英國紳士作風所強調的道德品質中和，以及重視法治。李光耀自己則說，新加坡建國有成有兩大支柱，一是統一語言並與國際接軌，即將英語作為通用語言，使新加坡順利與世界接軌;二是開放的社會，實行對外開放，讓外資把技術、管理與市場帶進來，同時鼓勵移民，以彌補國內人才與人力之不足。
“若把思想家分成刺蝟型和狐狸型兩類，那麼，李光耀無疑屬於後者。狐狸在民間形象中，有機智、聰明、狡詐的一面，注重實際，應變能力強，Graham Allison就說李光耀非常實際，對外界的適應能力非常強。他知道世界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不能及時調整適應，必然會被淘汰。故狐狸一說很好地概括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執政理念，即如何讓新加坡適應變化著的世界。
李光耀生於1923年，今年91歲，前不久因肺炎住院治療，引起輿論關心。目前，其病情的惡化再次引發關注。
對李光耀的認識，最好還是他自己的說法。在《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一文中，李光耀全面剖析了自己的哲學理念、性格和權力觀。他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他不相信事物從來是平等的，自稱是個名副其實的務實的自由主義者，願意直面問題，不會拘泥於某一種關於治理世界、治理社會的理論。在他對新加坡的統治中，什麼是最佳的解決問題之道，怎樣才能為最多的人創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就採取什麼樣的理論和政策。這種高度的實用主義，正是狐狸的生存策略。
李光耀也從日本人征服新加坡、把英國人趕出去，看到了權力的意義。在日本統治新加坡的三年半中，李光耀曾在日本人手下做過事，這使他看到了權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關的，明白了在強權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們為了生存會採取哪些應對之策。因此，在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之前，李光耀就深刻地知道了什麼是權力。李光耀自己認為正是日本對新加坡的侵略，給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課，並鍛煉了其性格，使其成為一個意志堅定、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人，腳踏實地做事，直至成功。但李光耀也坦承，自己所做的一切並不都正確，但基於高尚目的。他直言，“必須做一些令人不悅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經審判就關起來。”李光耀不怵于蓋棺定論，“在閉眼之前，我可能還會做些這樣的事情”，這就是李光耀，為了他認為高尚的目的可以採取一些非常手段，不怕身後留惡名。
不難看出，從哲學理念來說，李光耀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從權力觀來說，是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事實上，這兩者是相通的，一個信奉自然法則的人多半也是權力意志論者。在對新加坡數十年的統治中，李光耀並不回避這點，毫不掩飾自己是16世紀義大利政治思想家馬基雅弗利的崇拜者。他曾說，自己從不在乎民調結果和民眾支持率。“我認為，太在意民眾支持率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領導人。”“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為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
李光耀的支持者穿著印有他頭像的上衣走在街頭。
他既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李光耀在打擊政敵方面，毫不手軟，他曾把早年與其合作，後來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驅除新加坡，後者被一些研究者認為才是新加坡獨立建國的真正英雄。李光耀還透過司法手段如控告誹謗罪等，打壓反對者。新加坡的《國內安全法》，授予政府在必要時“不經審判”即得以“無限期拘禁”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對西方的批評，他也置之不理。總之，在李光耀看來，只要能帶領新加坡在虎豹環伺中生存下來並生存得很好，有必要使用一些專政手段，任何有損這一目的的行為，都屬於鐵腕打擊之列。
可見，李光耀的上述治國思想和治理手段，同上世紀經濟起飛時期東亞的那些政治強人，如韓國的盧愚泰、樸正熙，印尼的蘇哈托，菲律賓的馬科斯，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等沒有什麼區別，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國內實行威權或獨裁統治，憑藉對政權的牢固掌握，推行國家現代化。
李光耀為使新加坡更順利與國際接軌，可以強迫改華文為英語，可他終究不能擺脫儒家專制文化的影響和誘惑。
按理，從李光耀所受教育來看，他應該更鍾愛民主體制而非專制政體。李光耀出生於一個並無多少中國文化傳統的華人之家，自幼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青年後負笈英倫，就讀倫敦經濟學院。英國是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故鄉，李光耀在英國接受了一整套英國文化和思想的薰陶。美國學者撒母耳亨廷頓在其《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曾寫道，“哈裡.李(李光耀的英文名字)，用一個英國內閣成員的話說，是‘蘇伊士運河以東好的沒治的英國人’”。
然而，在新加坡立國後，李光耀並未採納英國的議會制度。李光耀曾為新加坡獨立後選擇目前的體制作了辯護，他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若新加坡決定發展成為像西方國家如英國的兩黨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為“最優秀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參選得冒很大風險，競選活動會變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惡毒”。上述辯護既對又不對，“對”是說他可能確實是這樣考慮的，“不對”是說他掩蓋了對權力的愛好與追逐。中國人一般把李光耀看作黃皮白心的“香蕉人”，其實並不儘然，他並不真正是英國文化的擁躉，更傾向于儒家傳統的專制文化。這也體現在其借反共而剷除異己一事上。
李光耀是以反共起家的，但他說討厭共產黨人並不因為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事實上他也一度對社會主義感興趣——而是他們採用列寧主義(領袖集權)的方法。然而，他本人在爭取新加坡的獨立自治上就利用了共產黨人，成功後再尋找理由反共，用殘酷的手段清除異己。李光耀之所以在上世紀60年代初極力主張併入馬來西亞，原因當然是為新加坡的未來著想，但一個不便說出的理由是借馬來聯邦政府之手，剷除當時日漸壯大的“馬共”勢力和人民行動黨內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高層領導人，前述林清祥即是。他對共產黨的反感還影響到同新中國的交往，這點後面還會談。有研究者認為李光耀的治國思想，是英國殖民地統治權術，以色列特工方法，及西方現代管理學方法的雜燴。
外界把他作為認識中國的“領路人”
說起李光耀，不能不談他同中國的交往及影響。隨著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在地緣政治中的作用日益顯要，世界多數國家都想瞭解中國領導人的想法和政策、中國的走向，此時李光耀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就顯示了出來。天時指的是新中之間的密切合作，地利指的是新加坡距離中國不遠，又都是華人社會，瞭解中國人的思維，人和指的是李光耀和中國大陸三代領導人都有很好關係，和臺灣的蔣經國關係也相當不錯，世界領袖中具有這三點者，唯李光耀一人耳。
但李光耀的反共思想一度影響到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李光耀所以在新加坡強制撤並華文學校和報館，原因之一是當時接受華文教育的人都比較親大陸，有些新加坡華僑還回到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李光耀怕大陸在新加坡傳播共產主義。因此，新加坡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直排斥大陸，這當然也有大陸錯誤政策的因素。直到70年代末，李光耀才開始和大陸交往，雖然雙方都放棄了60年代的敵對政策，但這種陰影一直存在李光耀心中。新加坡是東盟中和中國建交最晚的國家，李光耀就說，新加坡只有在印尼和中國建交後才同中國建交，新中兩國建交時間是在1990年。
然而，這不是說，李光耀在此期間和中國領導人沒有接觸。他先後會晤過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也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大陸領導人見過面。李光耀對鄧小平很推崇，稱讚鄧是一個偉人，意志堅強，靈活務實，說話算話。如果沒有鄧，中國有可能重走蘇聯老路。他也贊習近平是“曼德勒式人物”。除鄧之外，李光耀還崇拜法國總統戴高樂、英國首相邱吉爾，後二者都是二戰時期的法英領袖。從李光耀崇拜的三人來看，他們其實有共同的特徵，即意志堅強，堅忍不拔。這可能也是李光耀自己的性格。
李光耀晚年享有盛譽，別國領導人和商界領袖願意向他諮詢對於世界的看法，一大原因是他和中國有密切聯繫。
另外，李光耀和鄧小平還有一些相似地方，如施政手法精明務實，政治鬥爭經驗豐富，自奉甚儉而正直廉潔，深具領導魅力等。所以，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獲得了李光耀的高規格接待，後者在1989年公開為鄧小平辯護，稱 “此類舉措與人權問題無關，是為維護國家穩定的必要手段”。鄧小平1978年訪新後，對新加坡和李光耀也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在兩國建交後，新加坡能夠迅速抓住鄧小平1992年南巡所開啟的中國市場改革之先機，大舉進入大陸，形成兩國緊密的合作和經貿聯繫。新加坡自此後直到現在，在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起著一種獨特作用，尤其在胡錦濤時代，掀起了大陸的新加坡熱。
新加坡對大陸的影響，可以分為四個方面，一是新加坡的投資;二是新中在蘇州合辦的工業園，旨在引進新加坡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三是新加坡對大陸公務員的培訓，學習新加坡的社會建設和管理模式;四是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客觀地說，前兩者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大陸改革早期，那時大陸引進的外資，主要是港臺和海外華人資本，因此，技術和管理經驗也主要學習他們。第三個方面，效果不是很明顯，儘管在胡錦濤時期全國各省市赴新的考察團不計其數，但實際上，大陸無法複製新加坡的社會管理模式。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城市國家，經濟發達，勞動力素質高，這些都是大陸不具備的。許多人只看到新加坡的街道乾淨，社會秩序良好，是花園城市，但這些都是大陸很難學來的，因為各方面差距大太，在具體的管理經驗上沒有可學性。至於第四個方面，也很難學。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最可學的，是新加坡一黨執政的威權體制及其經驗。人民行動黨和中共一樣，長期在新加坡執政，把改善人民生活和福利作為其執政目標，黨內高層定期下基層和群眾、選民接觸，但真要照搬，會發現比較難。
以反腐來說，新加坡的高薪養廉，大陸就做不到，黨內高層下基層是因為新加坡還有一個反對黨存在，而大陸沒有，且大陸太大，社會矛盾多發，高層下基層只能採取視察方式。可學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對待人民的理念，但這點也不用跑到新加坡去學。還要看到，新加坡也在發生變化，選民正在用選票改變其政治體制。上次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就遇到了反對黨的很大挑戰，得票率空前降低，而下次新加坡大選，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不好講。所以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其實也不一定適合大陸。
2000年，李光耀和朱鎔基在一起。
在別人對中國唱衰時他已提早佈局
在新中的經濟往來中，大陸受益於新加坡的投資和管理，特別是在中國改革早期，新加坡是中國聯繫世界的一條重要通道。新加坡則受益於大陸廣闊的市場。但這只是事情的一面，李光耀加強與中國的聯繫，還隱含著另一個目的或意圖，就是借助大陸改革開放，向世界證明新加坡發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成功，蘇州工業園即是只這一意圖下的產物。總的來講，新中關係是一種互利雙贏模式，但新加坡從中國大陸獲得的好處要遠多於大陸從新加坡獲得的好處，越到後來越是如此。
現在看來，在抓住大陸經濟迅速發展這個機遇上，李光耀確有過人之處，還在別人猶豫甚至對中國唱衰時，他就看到了大陸未來的發展潛力，因而提早佈局。這使得李光耀能夠放棄意識形態成見，轉而同大陸發展密切關係，其結果，就是李光耀贏得了“中國通”的美譽，成為西方政治家和跨國公司總裁爭相請教中國事務的物件。雖如此，李光耀對大陸是敬而不親，李光耀雖為華人，但其英式教育使其缺乏對母國文化的認同，另外，李光耀終生堅持反共立場，也導致新加坡在關鍵時刻做出對大陸不利的事情，有幾件事能夠說明這一點。
一是大陸SARS期間，新加坡領導人吳作棟率先表示推遲對中國的訪問，抵制大陸，比起法國總統如期訪問北京來，新加坡的一些做法讓大陸民眾很是痛心。二是2004年，時任副總理的李顯龍訪問臺灣，招致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此外，李光耀本人也多次發表用美國來制衡中國的言論，新加坡的“星光”部隊更是長期在臺灣受訓，直到本世紀才停止。事實上，在新加坡政府內部，不少受英文教育的精英對中國大陸有一種強烈的抵觸心理。
李光耀和妻子柯玉芝。
李光耀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和預測經常受到國際社會關注，成為輿論報導重點。然而，客觀地說，李光耀對中國的觀察，並未超出大多數海外中國觀察者的看法。如他認為，中國GDP將不可避免地超過美國，但創造力永遠無法與美匹敵，因為中國文化不允許自由交流和思想競爭。中國也不會成為自由民主國家，“若成了那樣的國家，中國會崩潰。如果你相信中國將發生某種民主，你就錯了。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中共領導人將嘗試各種方法，除了多黨制一人一票的民主體系。”類似觀點並不新鮮。
從李光耀公開發表的言論看，他對中國大陸崛起持一種矛盾態度，一方面歡迎大陸崛起，一方面又擔憂大陸因此可能想恢復昔日主導東亞的帝國地位，並把這種擔憂在國際上廣為擴散。前者是出於和大陸做生意的考慮，後者是出於制衡目的。李光耀說：“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當我們做的事惹其不高興時，他們就會說你讓13億人民不高興了，請搞清自己的位置。”在他看來，中國的未來有兩種可能性：一是變成一個盲目排外、奉行沙文主義的力量，會因西方試圖放緩或阻止其發展而仇恨、敵視西方;二是變成一個行為文明、積極參與世界事務、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國際化和外向型的國家。
為使中國轉向第二種可能性，他認為改變中國的策略是，使中國融入全球體系，增強和世界的貿易與投資關係，增加中國的既得利益，這樣，中國的繁榮將更多地取決於和貿易大國在經濟體制方面的協調性，這種廣泛的聯繫也將影響和改變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如此，才能促使中國遵守國際規則，強化中國對貿易、服務、投資、技術與資訊的依賴性。當此種依賴性大到中國承受不起的代價時，中國就不會試圖挑戰現行國際秩序，他認為，這是推動中國政治變革的最佳途徑。
李光耀的首要目標，是讓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在大國爭霸中生存下來並得以發展。為此，新加坡必須謀求勢力制衡。
李光耀在此不經意地流露出了中國是國際秩序特別是東亞秩序威脅的想法，李有此想法並不奇怪。對新加坡來說，美國是親善國，二戰後一直維持經濟和安全秩序，在這一方面的角色一直是至關重要的。但現在中國無可避免地要成為亞洲第一大經濟體，因此，新加坡的策略需要做出調整，平衡中美兩國勢力。這也就是李光耀屢次呼籲美國制衡中國的原因。
從大陸角度來說，可以理解李光耀擴大新加坡生存空間的想法。但從上面李光耀對中央王國的解讀及其擔憂來看，他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觀察存在誤區。此種誤區很可能來源於他對共產體制的不信任，以及從傳統的均勢思想來看待中國崛起。
總結起來，對李光耀的評價是，終其一生，他是一個不自覺的威權(專制)主義者，對自由民主和人權並不真正看重;也是一個謀略家，善用權謀，崇尚實用。雖然帶領新加坡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但他建立的這套威權體制可能並不適應未來的民主化趨勢。他的英式教育背景和對共產體制的厭惡及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層瞭解，使他對中國作出的預言好壞參半。他對國際事務的觀察雖有過人之處，但他關於均勢和遏制的思想與戰略並未超出傑出戰略家的看法，也未能提出一個在這種戰略指導下的行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