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崩潰論”在美國學術界、企業界基本算是不入主流的話題，預測中國崩潰的學者最終都淪為笑柄。比如，該論始作俑者章家敦在研究圈已“混”不下去了;2011年以驚世駭俗的《中國會崩潰嗎》一文在中國媒體圈爆火的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美國學界常被視為專欄寫手，而非教授;2014年春季，以《中國即將崩潰》一文再掀風波的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界也是口碑不佳之人。

　　去年以來，筆者曾在《“中國崩潰論”的崩潰》、《中國經濟“增長極限論”沒有道理》等多篇文章列述1990年代以來四輪“中國崩潰論”的來龍去脈，並反駁個中邏輯，在此不再贅述。筆者想與讀者及相關機構共同思考的是，為什么那么多年來仍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崩潰”這個偽命題樂此不疲?除了在中文媒體上反駁，我們還有其他辦法應對這個在美國尚且都“不入主流”的話題嗎?我們能否有反制“中國崩潰論”的非文本化的手段?

　　在國內外局勢極度複雜的今天，能否很好地化解國際輿論對中國發展的幹擾，影響著中國能否平穩度過目前深化改革的攻堅期，也影響著中國是否能平安地淌過當下結構調整的深水區。史料表明，1985年以後蘇聯改革的最終失敗，進而導致國家解體，與國家的輿論門戶大開，無力回應歐美輿論對蘇聯改革各種蠱惑性、煽動性與恐嚇式的聲音有很大關系。有學者把從西方的輿論沖擊到蘇聯的國家解體過程概括為：外界的輿論沖擊――國內社會的不穩定情緒――本國反制無力――國內徹底失控――國家解體。

　　當然，中國目前的社會承受力與政策定力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應以包容之心、從容之態從外界諸多建設性的批評聲中汲取警示之營養。但對看似振振有詞、實則像是潑婦罵街似的詛咒式話語，沒有理由讓其喋喋不休地持續下去。正所謂君子“惡訐以為直者”，現在應是終結所謂“中國崩潰論”的時候了。

　　多年來中國人對此起彼伏“崩潰論”、“威脅論”的反擊見效甚微，究其原因，源於中國人對國際輿論的博弈規則了解不深，也源於中國知識界對內不夠團結、對外缺乏自信的現狀，更源於中國不願、不能、不敢主導國際議程的國家能力。相比之下，像韓國、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國家對不利於本國言論的反擊，以及對本國形象的積極塑造，比中國人要更見效得多。總結起來，大體有三種辦法：

　　一是依法反擊，重創惡意媒體的實際經濟利益。歐美媒體對新加坡、以色列兩國的報道，一向是非常謹慎的，因為一不小心，有可能就會引發兩國在本國機構或個人的抗議，甚至惹上官司。上世紀中葉，新加坡剛獨立時，歐美媒體視其為後殖民地時代的不馴者，動輒對新加坡口誅筆伐，哄抬新加坡的反對派。於是，李光耀果斷推行限制外國媒體在新加坡發行量的法令，一度《時代》周刊在新加坡銷量被削減80%多，《華爾街日報》發行量驟降92%。同時，一發現歐美媒體對新加坡有不實、不良報道，就會一張狀紙將媒體告到當地法庭。勝訴與否暫不論，幾輪下來，歐美媒體就因疲於司法而不敢造次。以色列辦法比新加坡更“激進”。比如，2006年哈佛大學教授沃爾特、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就公開著文，批評以色列集團綁架美國的外交政策，結果招致美國猶太人全國性的反對運動，幾乎成為21世紀頭十年美國國際關系學界的最大輿論事件。猶太勢力利用各種傳媒，將兩位教授比成三K黨人、納粹同情分子，組團到學校抗議，要求解雇兩位教授，“嚇”得其他學者與媒體噤若寒蟬。相比之下，中國對境外不實言論，要“寬容”得多。事實上，一切依法辦事，以經濟利益為切入口，定能拿捏那些發表惡意言論的歐美媒體。

　　二是精英共識，集體抵制境外那些對本國的叫罵者。幾年前，筆者在美國某著名智庫座談並建議對方，不妨邀請當年在中國國內銷量百萬冊、被許多人稱為新世紀以來中國民族主義代表作的幾位作者赴美交流，那樣，將有助於美國了解中國另一個側面。該智庫管理層知曉那本書，卻置之一笑。在美國，很少會出現像中國這樣開展對本國不利的國際言論反駁潮，更不會出資邀請那些對美國國家利益不友好的外國人。在他們看來，這幾近於“養虎為患”，抬高對手的身價。相比之下，中國官方與社會對長期以來的海外對華支持者、輿論對華力挺者的回饋還遠遠不夠，反而常將那些叫罵者視為座上賓。沈大偉在其新論中國崩潰一文中，就羅列2014年兩次受邀參加中國高端會議的經曆;克魯格曼幾年前受邀到中國，以“走穴”之態，數日賺走了數百萬元的演講費。叫罵者賺得缽滿盆滿，支持者反而受到冷遇，這種現象不應再繼續下去。中國知識界、企業界和媒體界應當有一個“不受中國人歡迎的海外學者名單”，讓他們遠離中國思想市場，成為中國思想界的邊緣人。去年某香港明星公開叫囂內地，結果他的幾部電影票房都慘淡不堪，其制作團體被迫數次向內地觀眾道歉。從這個方面看，中國知識精英要向電影界的觀眾學習。

　　三是國際辯論，積極傳播中國思想與設置中國議程。多年來，中國知識界的英語寫作能力普遍不強，國際表達動力普遍不足，這導致中國學者在歐美媒體中主動刊文的數量嚴重不足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成功案例，比如，北京奧運前後，時任駐英大使傅瑩主動在英國媒體撰文闡述“奧運會屬於我們大家”、“新疆是個好地方”等，一時傳為美文經典;上海學者李世默、張維為近年來在《外交政策》、《紐約時報》等多次刊文，用西方人的話語邏輯，正面闡述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收到相當不錯的國際效果;近期，澳門學者陳定定也及時在美國媒體上回擊沈大偉的言論，以幽默的《對不起，美國!中國不會崩潰》為標題，很及時地起到反駁作用。由此可見，中國相關機構應當創造某些機制，鼓勵越來越多的學者就時效性大、敏感性強的話題，在國際媒體上進行尺度更大的發聲，那樣將對塑造中國的積極國家形象發揮相當大的益處。

　　總之，當代國家間的競爭不只是貿易、經濟、軍事、金融競爭，更是基於前者之上的思想競爭。一國思想力決定著本國在全球博弈中的真實排位。中國已公認為貿易第一、經濟第二、軍事第三、金融前五的全球大國，但仍然沒有發揮出與國家整體實力相匹配的思想力，中國在全球並沒有得到靠前位置的尊重度。

　　從這個角度看，那些無休止的崩潰論，與其說是對中國實際情況的誤讀，不如說是對中國思想力的蔑視。中國思想界應當基於社會價值觀集體共識之上的通力合作，奮發有為，真正營造“為中國效力、必有大回報”的正向邏輯氛圍，塑造中國偉大的思想力，在先後解決“挨打”、“挨餓”之後，真正解決“挨罵”、“挨咒”的困局，贏得21世紀的中國尊嚴。(作者：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