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評論：劉翔從始至終無法為自己做主

　　新聞背景：北京時間4月7日下午，著名田徑運動員劉翔在自己的微博中正式宣布結束自己的運動生涯。“從今天起，我將結束我的職業運動生涯，正式退役。”

　　中國當代體育三大偶像姚明、李娜和劉翔的退役都是因為傷病而無法堅持，但是比起姚明與李娜的風光落幕，劉翔此番宣布退役，無論是規格度、儀式感，還是輿論環境，顯然迥異於前兩人。

　　劉翔並非在“萬人景仰”中功成身退，他宣布的時機、方式，罕見地低調，仿佛就是要刻意回避關注，而即便如此，在說“再見”的一刻，劉翔依然要承受這些年一如既往的非議。

　　德國媒體《sport1》這樣評價退役的劉翔：他是中國體育曾經最受歡迎的也是最悲劇的運動員。劉翔的“悲劇”首先在於角色定位的沖突，即，他的個性像是體制外，但他的身份卻在體制內。

　　劉翔的偶像氣質，不僅來自於成功挑戰了西方競技強勢領域，還來自於他陽光的形象和霸氣的談吐。“亞洲有我!中國有我”、“讓他們知道亞洲速度”、“第九道沒什么，有點寂寞而已”、“只有我自己能打敗我自己”，這些充滿張揚個性的豪言，讓國人對他充滿好感與期待，與機智幽默的姚明等量齊觀。也因此，他被賦予了極高的商業價值。於是，在他職業生涯的初期與中期，順利成章地積聚了大量的財富，這也為他後期被詬病、被貶斥為“演員”，囤積了大量論據。

　　但是，當我們把劉翔當成全民偶像後，卻忽視了他與姚明和李娜的本質不同。劉翔從來沒有像前兩人那樣脫離舉國體制，實現“單飛”。我們只記得他有贊助商，就以為他真的是商業化職業化的體育明星了，但是他的身邊從來沒有任何職業化的團隊和經紀人為他打理一切。他沒有真正的團隊為他做過“危機公關”，他的發言人甚至“管家”居然一度就是他的教練、“師傅”——孫海平。

　　劉翔其實是一個無法為自己做主的人。這些天輿論熱議的關於劉翔退役時間的節點，恰恰佐證了這一點。如果劉翔在2012年退役的話，賠付違約金最高將達到30億元。劉翔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據悉，他的各種合同2013年底到期，2014年劉翔沒有簽下任何商業代言。無債一身輕，傷病一直無法痊愈的劉翔，終於可以自由地選擇退役，拖延了900天懸而未決的退役，終於在此時刻塵埃落定。

　　有人說，關於劉翔退還是不退最大的爭議點就是“商業綁架”，其實，他還被“體制綁架”，他的一切行動，不單來自於商業契約，還來自於體制束縛。

　　正因為他沒有單飛，所以他的商業收入，有15%給分給田管中心、15%分給教練員、20%分給地方體育局。劉翔之所以不解除合約，另外一個重要的牽制正是，他所簽定的商業廣告合同也有體育總局相關方面的參與。所謂利益均沾，風險共擔，即便劉翔單方面想不合作，體育總局那邊也不可能答應，何況是如此高昂的違約金?

　　不久前，劉翔特意飛去了北京，他恰恰是去體育總局商議自己的退役程序。他做不到像李娜那樣自主安排退役時機，後者居然是在當時的武漢網球公開賽開幕前一天正式發布，李娜敢在家鄉父老面前這樣坦蕩“放肆”的宣布退役，劉翔卻不行。李娜可以在職業生涯中屢屢做出“出格”的言語，但是劉翔只能說說有點個性充滿正能量的話，否則，只有沉默和閉嘴。

　　體制內的身份與體制外的形象，造成了我們對劉翔的巨大錯覺。他的難言之隱，他的錯綜矛盾，是商業與體制的雙重綁架制造的。但是，退役後的劉翔擺脫得了商業綁架，卻擺脫不了體制束縛。他的老鄉姚明成為一個絕妙的注解。

　　姚明的職業生涯經曆過三次蛻變。第一次是由一名中國專業籃球運動員，實現單飛，轉化為NBA的職業選手;第二次是在成為職業化運動員後逐漸“去運動化”，成為一名投資多個項目的商人;第三次是在退役後，除了保持商人身份，又一變為慈善家與公益事業者。劉翔曾與姚明在社會聲望和美譽度上一度並駕齊驅，雖然跑道和財富人生都跌宕起伏，但身份始終如一，即一名專業田徑運動員。“運動員”和“商人”的區別，不是兩人年齡上差的三年，而是兩種體育體制的隱秘象征。

　　姚明在“後運動員時代”積聚了國際化的視野和德行，而劉翔始終是“裝在套子裏的人”。過去幾年的劉翔，是個人意志受制於商業利益與集體主義，自己做主受限於廣告合同與領導安排，未來的劉翔即便擺脫了商業綁架，依然無法脫離於體制內。

　　有人說，劉翔退役了，終於可以做回自己。但他除非選擇這樣一條道路，即退役後來一次單飛!譬如“好心人”為他出的進入娛樂圈的點子。不過，劉翔和體制內大多數人一樣，早早就預定了一把紅色降落傘。他的名字和職級將會進入上海體育行政系統或國家體育總局。劉翔根本就做不到華麗轉身，只有沉默退隱。

　　在中國，可能沒有另外一個體育明星能像劉翔那樣矛盾。他一方面曾是體育符號、傳奇巨星，另一方面則淪為商業與體制爭奪的犧牲品。但他的悲劇不僅限於此，正因為他的資源稀缺性，他成為了一個工具，成為一個被大眾社會解構的消費品。他曾經是國民英雄，但最終成為沾上道德汙點的公眾人物，這不是商業綁架、體制綁架的罪過，而是道德綁架的禍害。商業與體制的雙重綁架不足以造成劉翔的今天，真正擊倒他的是道德綁架，國民英雄倒在了國民的責難中。

　　文化評論家陳丹青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接受鳳凰網采訪時，談到劉翔退賽被苛責時說的話，至今依然奏效，而且持續奏效，當時他說：“我非常厭惡某些人對明星的期待或者苛刻。你可以有fans，你可以為他暈倒，但這只是fans的一種生理熱情，如果這么一個大的國家，十幾億民眾對一個運動員贏了或者輸了這樣在乎，這是很沒出息的。英國人、德國人不會幹這樣的事情，那是一個成熟的民族，中國在這方面還沒有擺脫幼童期。”這是劉翔“淪為”今天的悲劇根源。

　　(鳳凰體育特約評論員閆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