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單位和個人為在職職工繳納的五項社會保險，約為職工個人工資的46%。人社部曾表示，在列出統計數據的173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社會保險繳費率居第13位，高於160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養老保險繳費率偏高。養老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每一個浪花都可能發生連動反應。

　　以北京一名30歲、月薪6000元男性職工為例，其每月單位和個人繳費金額2700多元，1年約3.3萬，大約30年，到60歲退休時，總繳費就已達到100萬元。30年社保繳費百萬盡管這一總數確實令人咋舌，但在“社保繳費占工資總額40%-50%”的現實語境下，顯然又不是什么讓人意外之事。事實上，若進一步考慮未來工資增長、延遲退休等因素，對於許多職工來說，“繳費百萬”仍可能只是一個偏低的估算。

　　如果社保高繳費意味著高待遇，“30年繳費百萬”當然並不一定意味著不公平合理，但進一步令人尷尬的現實又是，雖然我們的社保繳費水平明顯偏高，但相對應的社保待遇又明顯偏低。如社保繳費中權重最大的職工養老保險，“養老金替代率呈現逐漸走低趨勢，從改革初期的60%多降至四五成水平”，而依據國際勞工組織標准，養老金最低替代率應為55%，替代率達到60%至70%，才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再如，醫療保險，盡管繳費比例不菲，但實際報銷比例卻一直不高，遠不足以真正化解看病貴。這正像此前兩位原衛生部部長陳竺和高強指出的，“目前中國基本醫保實際報銷比例只有50%左右”，“越是貴重的藥、越是進口的藥物、越是一些療效好的藥都不報銷。”

　　一方面是社保繳費水平明顯偏高，另一方面又是社保待遇不給力，不足以充分保障老有所養，化解看病貴困境。我國社保制度之所以會形成如此悖反的局面，原因十分複雜，涉及諸多社會宏觀背景。比如，在社保制度的改革轉軌過程中，由於曆史欠賬未得到及時填補，形成長期虧空。再如，在不斷加劇的人口老齡化形勢下，整個社會撫養壓力不斷加大，由於醫改不到位，公立醫院事實上仍是一種非公益的逐利體制，長期以來醫療費用一直以遠超GDP的速度增長，吞噬著寶貴的醫保基金。

　　從社保制度本身角度看，“高繳費、低待遇”格局的形成，歸根結底還在於現行社保制度存在許多設計缺陷，不是一個真正公平可持續的制度。除了職工和企業繳費，政府財政對於社保，尚未形成真正充裕穩定的投入機制;也尚未構建起真正多繳多得激勵機制，甚至存在“負激勵”問題。這誠如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指出，“這個制度負激勵效應太大。不改成一個正激勵的制度……就是災難”。社保基金統籌層次過低，有限的基金分散在市縣一級，基金縮水貶值嚴重。

　　要想減輕“30年繳費百萬”負擔、改變“高繳費、低待遇”社保格局，並無捷徑可走，只能依靠系統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盡快全面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部署的一系列相關改革，如完善個人賬戶制度，健全多繳多得激勵機制;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健全社會保障財政投入制度;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等等。(作者：若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