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乏個案揭示戶籍制度造成社會不公正，但要說以極端的方式反映這一制度的殘酷，可能要數“同命不同價”現象。最近這一現象又有新案例，據媒體報道，河南小夥王超傑遇工友落水，他和一東北小夥搭救，工友得救兩人卻遇難。在老父親匆匆趕到青海後，卻被告知：那名東北工人是城市戶口，所以施工方賠償40多萬，而王超傑是農村戶口，只能賠償19萬多元。

　　補償差別如此之大，而其依據竟是戶籍背景，這樣的決定難免讓人寒心。畢竟無論是農村戶口還是城市戶口，在救人那一刻，他們都是見義勇為者，其義舉價值的大小與戶籍身份沒有任何關聯。有媒體質疑，難道農村人的命和城裏人的命比就“不值錢”?這種疑惑頗具代表性，補償標准不應該和戶籍身份掛鉤，這是輿論的基本共識，但根據以往的經驗，類似“同命不同價”的現象在各地上演，幾乎成為了一種明規則。這就提示我們，“人人生來平等，生命無分貴賤”這種價值倡導可能於事無補，把這種荒謬現象的邏輯錯誤說清楚，或許更有助於情況的改善。

　　其實，分析過往的案例不難發現，各地曝光的“同命不同價”現象，對於決策者而言恰恰不是一種價值判斷，迄今為止，鮮有地方官員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敢下“農村人的命比城裏人的命更不值錢”這樣的結論。地方在為“同命不同價”決策辯護時幾乎都會提到戶籍背景，他們認為應該將其作為具體補償數額的重要參考標准，原本適用於其他領域的戶籍制度在此過程被擴大化，這種考慮並沒有充分依據，可以說純粹是出於一種政策想象。

　　地方官員之所以存在這種政策想象，從主觀角度看反映出一種權力慣性，在作決策時過於隨意，客觀而言也可能對政策存在誤解。的確，戶籍制度衍生了諸多不公平的規定，比如輿論經常熱議的教育、醫療等領域，關鍵是，這些不公平與“同命不同價”並非一個層次的問題，前者是公共政策，是國家層面經過充分論證且長期積累的結果，之所以接受這種不公正，是因為暫時找不到替代的政策選項。而“同命不同價”則是近年來曝光的新鮮事，這類荒謬決策完全是地方創造出來的，宏觀政策從未在戶籍制度和“同命不同價”之間建立關聯，從一開始它就是一個怪胎，當地方官員大言不慚地拿戶籍背景為“同命不同價”辯解，戶籍制度可謂躺著中槍。

　　各地頻繁出現如此荒謬的現象，可見，要想徹底改觀這一狀況，不可能寄希望於說服特定決策者，而需要從更大層面作出反思。如果要終結荒謬的“同命不同價”現象，理想的做法當然是徹底廢除戶籍制度，當上述政策想象的根基不存在時，地方所依賴所想象的“法理依據”也就消失了。但是，從目前戶籍制度的改革進程看，短時間內要徹底廢除該制度恐怕不現實，外界只能借助“同命不同價”現象呼籲改革加速。眼下有關部門可以做的或許是，就“同命不同價”現象表態，糾正地方不合理的做法，使“同命同價”成為一種國家意志。遺憾的是，過去鮮有這樣的表態，“同命不同價”不是被否定，而是被默認，民眾的遺憾與失望，與此不無關系。

　　在“同命不同價”得不到糾正的情況下，輿論往往會遷怒於戶籍制度。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就是減少附著在這一制度上的不公正現象的過程，在戶籍制度短期內無法退出曆史舞台的情況下，澄清這些誤解有助於為這個制度減負，同時，殊途同歸，從長遠看，類似的努力也有助於這一制度的改革。人民日報評論認為，“人人生來平等，生命無分貴賤應該早已成為社會共識。”我們期待更多的官員認可這種共識，更期待今後徹底告別“同命不同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