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映紅

　　據報道，湖南衡陽12歲的女童因與同學結怨，用摻雜了毒鼠強的可樂將同學姐妹毒死。這樣的新聞足以讓聞者揪心。新華社以《這是誰的悲劇？》為標題發出詰問。

　　在這起12歲女童投毒殺人事件中，無論是殺人的女童，還是被毒殺的姐妹倆；以及最近一些涉及農村底層兒童的熱點新聞事件中的兒童，他們都是留守兒童，父親為生計外出打工，母親或者離家出走，或者智障或精神分裂。

　　如果要從殺人女童的角度來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這起令人痛心的事件發生并不難。缺乏父母關愛和引導的留守兒童，爺爺奶奶無法承擔起撫育人的職責，這導致他們社會退縮，發展性的社會認知和情緒缺陷。對一名12歲缺乏成年人引導和支持的女童，甚至辦案女警也疑惑“小雯究竟是不是真正了解‘殺人’是什么概念，有沒有人告訴過她，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從心理學角度，一名兒童在成長和社會化發展過程中，家庭、學校和社會對他們人格和品行的影響都同等重要。當父母不得不外出打工，戶籍限制使留守的孩子無法隨著父母流動，家庭迫于生計已經無力承擔對孩子的社會化引導的職責。那么，學校和社會是否能夠或者擔當了對那些留守兒童的社會性和發展的引導作用呢？

　　農村中小學歷來是教育資源匱乏的“重災區”。在國家推行義務教育多年以后，許多貧困山區的農村小學仍然依靠“希望工程”來維系。而“撤并校”又進一步削弱農村業已貧乏的教育資源。要指望教育資源匱乏的農村學校承擔起留守兒童的人格和社會性發展的積極引導作用，就好比指望一頭奶牛供應全北京市民的飲奶需求一樣荒唐。最起碼的一點，有多少農村中小學配備了專職心理輔導老師？

　　甚至，有些留守兒童的悲慘命運幾乎在他們父母的婚姻締結時就已經“注定”。現在留守兒童的父母，大多是計劃生育政策實行后出生的一代。在重男輕女陋俗的影響下，伴隨計劃生育政策的是畸高的性別出生比，大量農村底層男青年難以正常婚配。所以，最近發生的多起涉及留守兒童的社會熱點事件，還有一個被忽略的共同點：那些兒童的父親根本就挽留不住他們的母親。

　　也就是說，衡陽女童投毒事件，掀開的不僅是農村留守兒童充滿苦難的生存狀態，更掀開了這么多年來我們社會高速經濟發展背后不容忽視的“潰瘍”。這不僅僅是留守兒童之殤，更是我們社會農村治理失敗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