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岔鎮省道上的蕭條景象。

　　●這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的皖北人口大縣,最大的縣情是“一窮二毒”。

　　●一年來,接觸了不少毒販和“癮君子”,讓負責禁毒工作的公務員雍磊震撼的是其中一人說的話:“聞到這裏的風,我就想吸毒。”

　　●雍磊錯過了好幾次調回原職的機會,他說“只要風裏還能聞到毒味兒,我就一直紮在這兒!”

　　■陳諾(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

　　80後公務員雍磊未曾想到,法律專業的他如今與禁毒打起交道;這位皮膚黝黑的皖南小夥更未料想到,在離家四百餘公裏的皖北土地上,自己面對的是已棘手了十餘年的地方大“毒瘤”。

　　去年開始,雍磊作為阜陽市司法局下派幹部,赴該市臨泉縣瓦店鎮任禁毒專職副書記——一個在鄉鎮少有的職位。

　　一年來,接觸了不少毒販和“癮君子”,讓雍磊震撼的是其中一人說的話:“聞到這裏的風,我就想吸毒。”

　　“這裏的風怎么了?”這是雍磊和記者都有的疑問。

　　毒販的家。

　　曾經客商雲集

　　這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的皖北人口大縣,最大的縣情是“一窮二毒”。1999年3月臨泉被列為全國毒品問題重點整治地區,通過5年治理,明明已經“摘帽”,卻不想毒患很快卷土重來,2009年再次列入“黑名單”。

　　廟岔鎮,一個上世紀90年代因皮張、毛發交易而聞名全國的地方,卻一度有著“挨家挨戶都涉毒”的“惡名”。

　　48歲的徐亮前半生近四分之一的時間泡在“毒罐子”裏,2003年就在家宴上,朋友以解酒為理由,慫恿他試了第一口海洛因。

　　很快,騎著摩托車去鎮上集市買毒成為他的習慣,“溜達一圈,只要有錢,毒品要多少就有多少。”

　　當時販毒曾被公開稱作“做生意”,“毒販在麻將桌上一個電話就能隨意‘調貨’。”徐亮說。

　　如今的廟岔早看不到昔日客商雲集的場面,取而代之的是蕭條、閉塞。在該鎮後韓村,記者見得最多的是拋荒的良田、修建一半的爛尾房以及坐在家門口呆望著天的孤身老人。

　　“還不都是因為吸販毒被抓,弄得家破人亡嘛。”村民韓新貴拍著大腿說。

　　韓德龍家大門緊閉,門鎖早已鏽跡斑斑,爬山虎在門沿上肆意擴張蔓延,門前磚頭、垃圾堆成小山。多年前韓氏夫妻二人因為販毒被抓,一人被判無期一人被判15年,韓德龍的父母見晚年無人照料,就雙雙在房子裏喝藥自殺。村民說韓家大門再也沒人打開過,他們的子女也從此消失不見。“留下的兩個娃娃真是可憐,那么小就流落社會了。”

　　在另一“毒鎮”瓦店鎮的侯寨村,全村沒有一條硬化道路,處處黃塵漫天。村民董敬的家尤顯簡陋破敗,沙發髒跡斑斑漏出海綿,一台老舊的彩電播放著的畫面布滿了雪花點。

　　“喝點飲料吧。”董敬從家中角落裏拿出一瓶落滿灰塵的椰汁,用手擦擦遞給記者,搬出板凳坐下,咧嘴一笑,露出發黑的黃牙,“這毒吸的,把牙齒都壞完咯。”

　　涉毒的15年裏,董敬家房屋面積縮水了四分之三。曾是“致富能手”的他經營過一家小飯店,月收入達5000元,染上毒癮後不到1年,便關了店變賣了房產,無業在家成了貧困戶,“這個大彩電當時在全村都獨一無二,現在已經是最落後的了。”

　　“家裏現在不常來人,老婆孩子也不願理我,嫌我丟人。”董敬說陪伴自己的是院子裏鐵鏈拴著的那只常年不能近人的藏獒,“我看著它,它看著我,一天就過去了。”

　　涉毒村民董敬(化名)的家。

　　禁毒“大戰場”

　　“白粉後面是白骨”“金山銀山,吸毒榨幹”,行在臨泉,道路兩旁的牆體、電燈柱上貼滿了觸目的禁毒標語,有的字跡已嚴重斑駁。打開電視,屏幕下方時不時飄過字幕,“毒海無邊,回頭是岸”。

　　緊張的氣氛把這裏營造地像一方禁毒的“大戰場”。臨泉縣常務副縣長段相霖坦言,由於毒患深重,臨泉很難招商,工業化率多年負增長。“到處張貼的都是骨瘦如柴的毒販形象,讓人飯不敢吃煙不敢抽,誰還敢來投資?”一位曾來當地考察的商人說。

　　貧窮是臨泉毒患帶來的結果,另一方面亦是一種“原罪”。

　　在1800餘平方公裏上生活著220萬人,人均不足8分地,可以說,這個以農業為主的人口大縣過足了吃不飽穿不暖的苦日子。

　　上世紀80年代初,因為貧窮,臨泉縣薑寨、廟岔等地的一些農民到雲南打工,替當地人種植瓜果和其他農作物。時間一長,他們中的一些人將雲南與緬甸交界之地的毒品鴉片及相關種植技術帶到臨泉,進而走上吸販毒道路。

　　不幸的是,這批人先富了起來。

　　“那幾年在臨泉,三層小樓房、豪華小轎車到處能看到。”瓦店鎮派出所所長段懷東當時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小片警,臨泉有著“異樣”的繁榮,“雲南一趟回來,不少人金鏈子就戴上了。”

　　一夜暴富的故事刺激著這個土地上曾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實人們,甚至教育孩子都從過去比學習,變成“看看別人家的孩子,多會做生意”。

　　“人到中年,怎么還去販毒?”記者問,眼前這位62歲的老人面容和善,說話細聲細氣,壓根看不出是廟岔當地曾經小有名氣的“毒梟”。

　　“還不是因為沒辦法,窮怕了嘛!”

　　他叫徐微華,曾是鎮上一名修車匠,月收入不到500元。幾年前妻子出了車禍,兩個孩子又恰逢升學,家中立刻債台高築,“我欠著一屁股債,看到兄弟姐妹們都出門掙了大錢回來,能不眼紅么?”

　　於是他用最後一筆救命錢從表哥那裏進了一批嗎啡,走上了販毒的不歸路,直到東窗事發,被判有期徒刑9年。

　　毒情就這樣抓而不絕。比如第一批涉毒那群人,其中一些被捕,受到了法律的嚴懲,還有相當一部分逍遙在邊境。廟岔鎮禁毒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該鎮有200餘人長期在緬甸從事毒品生意,有的甚至已在緬甸落戶。

　　一個坊間流傳的故事被當地人津津樂道,說廟岔鎮的一個農民在緬甸販毒,娶了一位高官的女兒,從此成為名震江湖的“大毒梟”。“曾經對這裏很多人來說,這就是勵志故事,就是榜樣。”雍磊說。

　　2014年5月,國家禁毒委員會辦公室在公安部召開了臨泉縣禁毒工作約談會,約談了安徽省、阜陽市、臨泉縣三級禁毒委員會的相關負責人。會議“毫不客氣”地指出:臨泉的毒品集散、臨泉籍人員外流販毒等問題仍十分嚴重。

　　數據尤顯觸目驚心。2015年安徽省的一份禁毒報告顯示,在全省各縣(市、區)中,臨泉縣籍外流販毒最為突出,2014年占全省總數的9.8%。目前全縣在冊吸毒人員達4000餘人,隱性吸毒群體超過2萬。

　　禁毒工作中的單打獨鬥開始被大家所詬病。

　　“臨泉常年在外務工人員近80萬人,外流吸販毒人員數量多,然而很多時候禁毒缺乏聯動和配合。”臨泉縣政法委第一書記張曉東發了“牢騷”。

　　在他們查獲的案件中發現,不少毒販在千方百計將毒品帶出廣州、昆明等重點監控地區後,一路幾乎暢通無阻到臨泉。

　　“我們查獲過一輛經過改裝的吉普車,車座下方的隔間裏放著滿滿幾十公斤的海洛因,兩個毒販交替開車,晝夜不歇,愣是從雲南開到了臨泉。”張曉東說。

　　對外流吸毒人員的定期尿檢監控也成了難題。目前采取戶籍地公安管理,造成“看不見,難管著”的窘境。

　　輸在“最後一公裏”

　　上任之初,雍磊曾勸返22個吸毒人員回鄉尿檢,然而當他們慢條斯理從外地回來時,檢測結果卻是一切正常,“他們在路上耽擱久一點,憋著不吸,體內的涉毒成分也就逐漸降低,難以檢測出來。”

　　還有一個普遍的觀點,即禁毒工作輸在了“最後一公裏”,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加速了毒患的蔓延。

　　侯超雲已經在瓦店鎮侯寨村做了35年的村支部書記,多年的工作讓他對全村4000餘口人的整體情況極為了解,然而談到新形勢的禁毒工作,他還是擺擺手,“我老了,跟不上時代了。”

　　像他這樣的“老支書”在臨泉的各村比比皆是,村兩委班子年齡普遍在50歲以上,且大多小學文化。“沒讀過書,不懂法,一些禁毒基本常識也未能普及。”瓦店鎮肖坡行政村駐村工作隊成員焦學仁告訴記者,面對毒患,“老人們”一度不知怎么管。

　　“農村就是熟人社會,臨泉地處皖北平原,居住集中,就更是這樣,同家族的人涉毒,村幹部經常是能瞞就瞞。”後韓村4000人,卻只有五大姓,形成了五個家族,“你說都是天天打照面的自家親戚,大義滅親容易么?”61歲的村民餘曹山坦言。

　　“單是2010年廟岔就有7位村幹部因為直系親屬涉毒被撤職。”張曉東說。

　　更為可怕的是村幹部直接參與毒品犯罪,有的是“入股”,有的幫忙“望風”,有的幹脆直接參與到販毒環節。

　　“基層待遇低,極易受到誘惑”,臨泉縣組織部長劉峰介紹,在近年來的排查工作中,幾乎年年都有村幹部參與吸販毒的情況。

　　“現在想來,的確是‘風’的問題,臨泉的風氣壞了。”這一年,雍磊似乎有些明白。

　　本組圖片均為陳諾攝

　　禁毒長跑又開始

　　好在禁毒長跑又扣響了發令槍。

　　去年鄧真曉任臨泉縣委書記,46歲時接過了禁毒的接力棒。“說實在話,剛來臨泉時沒想到毒情這么嚴重。”這個曾在安徽省城大刀闊斧進行老城區改造的前區委書記履新之初還是感到“壓力山大”,“徹底禁毒,需要從基層出發,一步步刮骨療傷。”

　　基層幹部的整肅成了那聲發令槍。全縣排查了12604名縣鄉國家公職人員,在村“兩委”換屆中對2510名村幹部候選人進行體檢。臨泉縣甚至為他們舉行了一場封閉式的軍訓。

　　去年,臨泉縣成立高規格的禁毒委員會,采取“打”“控”“防”的立體式工作方式,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公安禁毒部門派專人進駐,協助基層幹部對各鎮各村進行重點排查,紮根常駐。

　　臨泉縣審計局副局長方舫調任後韓村任第一書記,純脫產,吃住在村部,“保守估計要待兩年”。

　　今年4月28日深夜2點,500名公安幹警荷槍實彈奔赴廟岔一涉毒重點村,對吸販毒人員進行圍村突擊抓捕,“警笛聲來來回回整整響了一夜。”縣城關居民王利回憶。

　　這是近期臨泉開展的突擊圍剿行動中的一次。

　　僅2014年5月23日至2015年2月14日,臨泉縣就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345人,與往年同期相比上升306%,查獲吸毒人員745人,同比上升231%。

　　重拳之下一些可喜的變化在悄然發生。

　　雍磊的手機最近響個不停,大部分是群眾的涉毒舉報電話。“有的是舉報鄰居、有的是舉報親戚,甚至還有舉報自己兒子的。”雍磊說這表明群眾意識到毒品的嚴重危害性,被發動起來了。

　　從曾經讓人眼紅、感覺光榮到如今遭受唾棄,涉毒人員在臨泉的地位一落千丈。“我可算把我兒子害苦咯。”徐微華說如今村裏結婚定親前雙方都要打聽下家裏涉毒與否,一旦有過“毒經曆”,親事就算吹了,為此自己27歲的兒子至今還單身。

　　一些吸毒人員的“回歸”之路亦走得很堅決。瓦店鎮50歲的李俊為了戒毒,不知嚼掉多少包冰糖,“癮大的時候,我把自己鎖在屋裏,鑰匙踢到門外頭,在房間裏直打滾。”

　　如今,戒毒成功後的他在政府的幫扶下開起了一家面粉廠,年收入達20萬元,“這還不夠,我要把吸毒浪費的那些都補回來。”

　　張曉東告訴記者,有線報稱販毒分子們如今也在私下議論,“說禁毒不久就會告一段落,風頭過了再出山。”然而段懷東的回答很堅定,“我們已經做好持久戰的准備。”

　　“要與毒販子一個群眾一個群眾的爭奪,每爭取一群眾都是一個新的勝利。”在今年4月的一場內部會議上鄧真曉說,“根除毒患至少還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

　　雍磊錯過了好幾次調回原職的機會,與他的諸多同事一樣,他說“只要風裏還能聞到毒味兒,我就一直紮在這兒!”(文中涉毒人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