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 著；李黎 薛人望 譯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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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的追悔，是最可厭的一種情緒，這是所有的道德家都同意的。如果你犯了錯，就懺悔、努力改正，爭取下回做好就是了。絕對不要沉溺在自己的錯失里。在污泥中打滾可不是最好的淨身辦法。
藝術也有其道德，而這種道德的許多規則，與一般倫理道德的規則是同樣的，或者至少是相類似的。譬如說，為惡劣的行為而長久懊悔，跟為拙劣的藝術品而長期追悔是一樣的不值。惡劣之處應該挑出來，加以承認，然後如果可能的話，將來盡量避免。對二十年前的文學缺失吹毛求疵，意圖把當初完稿時未能達到完美的作品加以修補，而想在中年來改正那個年輕的自我所犯下的藝術罪愆——這全然注定是徒勞無功的。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新版的《美麗新世界》與舊版完全一樣。作為一件藝術作品，此書的缺點是不少的，但是若要改正它們，我勢必把全書重寫——而在重寫的過程中，我這個年紀老大、比起年輕時等于是另外一個人的人，可能會在改正故事中一些錯誤的同時，也刪掉了原先具有的優點價值。因此，我抗拒着沉溺在藝術追悔中的誘惑，寧可讓好壞兩者都保留原狀，自己想別的事去吧。
不過，把這故事中最嚴重的一些缺點提出來，還是應該的。書中的“野人”只得到兩種選擇：一是烏托邦中的非人生活，一是印第安村落中的原始生活，後者在某些方面雖然比較近乎人性，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卻同樣怪異而反常。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的想法是：人之所以被賦予自由意志，就是為了讓他在兩種瘋狂狀態中任選其一：當時我頗為這個想法揚揚自得，且相當自以為是。為了戲劇性效果，我讓“野人”說着理性的話語，其實他是在一種半為生殖崇拜、半為懺悔自虐的宗教環境中長大的，那種環境不可能教養他那樣理性地說話——即使是他熟讀了莎士比亞，也還是難以令人信服。當然，到了最後，他被安排了走向瘋狂：他原有的贖罪意識重又抓牢了他，他以瘋狂的自我凌虐和絕望的自殺告終。“從此以後，他們悲慘地死掉了”——完全符合了那位自得的、懷疑論唯美主義作者的態度。
今天，我已不想證明心智正常是不可能的。相反地，雖然我像過去一樣，認為心智健全是一種相當稀有的現象，但我已相信那是可以達到的，並且想要多看到一些這種現象。由于在一些近作中說過這樣的話，又編輯了一本心智健全者所說的有關心智健全和如何達到的方法的選集，就有一位杰出的學院派評論家告訴我說：我是一個危機時代知識階層失敗的可悲的病例。這話的含義，我猜想，就是這位教授和他的同事們，是成功的可樂的病例吧。這些人類慈善家理應得到他們應得的榮耀與紀念，讓我們建造一座教授聖殿吧。這座聖殿該建在歐洲或日本的一座損毀的城市的廢墟之中，而在靈堂入口上方，我要用六七英尺見方的大字銘刻這樣的話：
獻給世界上的教育者的紀念。
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回頭談未來吧……如果我現在要重寫這本書，我會給野人第三種選擇。在烏托邦和原始生活的兩難之間，會有一個心智清明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書中已經實現到某個程度了，那就是被美麗新世界放逐出來或逃出來的人，在保留區的邊緣組成的小區。在這個小區里，經濟將會是分布式的、亨利-喬治式的，政治是克魯泡特金式的、合作式的。科學與技術的運用會是像安息日一樣，即是為人而造的，而不是像現在，或更像美麗新世界那樣，要人去適應它們，被它們奴役。宗教將會是人對“終極”的有意識的、有理智的追求，是對內在的“道”、對超俗的神與佛之認識。主要的人生哲學將會是一種高級的實利主義，“終極”原則第一，“極樂”原則屈居第二——生命中每一個事件的第一個問題都會是：“我和絕大多數其他人，如果這樣做或這樣想，是否會對人類的‘終極’有所貢獻，或有所干擾？”
在這本假設要改寫的書中，野人雖然還是在原始部落中長大，但他會先有機會認識另一個社會，那個社會是由一群獻身于追求心智清明的人們自由合作組成的，然後他才被送到烏托邦去。這樣修改之後，《美麗新世界》就會具有一種藝術上和哲學上的完整性（如果允許我在一本虛構的小說上用上這麼堂皇的用詞的話）。這份完整性在現在書中顯然是沒有的。
但是，《美麗新世界》是一本討論未來的書，不論它的藝術性或哲學性如何，一本有關未來的書所做的預言，必須是看起來有可能會成真的，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從十五年後的現在我們所處的今日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本書中所做的預言，有多少是似有可能的？在過去這慘痛的十五年里，發生了多少事情是印證了或者推翻了那些一九三一年的預測？
有一個很大、很明顯的預測上的失誤，是一讀就會立刻看出來的：《美麗新世界》一書沒有提及核裂變這件事。這是很奇怪的：因為早在這本書寫成以前的好幾年，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經是一個常見的話題了。我的老朋友羅伯特·尼可斯甚至以這個題材寫過一部很成功的劇本；而我自己，也曾在二十年代晚期出版的一本小說中，偶然地提起過這個話題。因此，在“我們的福特”紀元七世紀時，火箭與直升機不是用核子分裂做動力，是相當奇怪的。這個疏忽固然不可原諒，但至少很容易解釋。《美麗新世界》的主題並非科學進步的本身，而是科學進步對人類個人的影響。物理學、化學和工程學的成就，在書中已經不言自明了。唯一特別描述的科學進步，是生物學、生理學與心理學在未來的研究成果應用到人類身上。唯有用生命科學才能基本地改變生活的質量。物質的科學可以被用來摧毀生命，或者使生活變得無法容忍的復雜與不適；然而除非這些物質科學是被生物學家與心理學家用來作為工具，否則它們根本無法改變生命本身的自然形式和表現方式。原子能的釋放標志着人類歷史上一大革命，但並非最終的、最徹底的革命，除非原子彈把我們炸成粉碎、歷史告終。
這種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是經由外在世界，而是在人類的靈魂與肉軀之內達成的。生在一個革命時代的沙德侯爵，自然會應用這種革命理論去把他所特有的瘋狂合理化。羅伯斯庇爾達成的是最膚淺的一種革命——政治革命。巴貝夫略深了一層，試圖經濟革命。沙德自認為是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使徒，超越了政治和經濟，而成為每一個男人、女人與小孩的革命，這些人的身體從此以後成為全體的共有性財產，他們的心智也喪失了一切自然的廉恥、一切傳統文明好不容易才建起的種種禁戒。當然，在虐待狂和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之間，是沒有必須和必然的關系的。沙德是個瘋子，他的革命的意識性的目標，多多少少是全球性的混亂與毀滅。統治美麗新世界的人可能也不是心智清明的（以最嚴謹的字義而言）；但他們也不是瘋子，他們的目的不是亂無秩序，而是社會的穩定。就是為了達到這種穩定，他們用科學的方法實施了最終的、人身的、真正的革命性的革命。
而同時，我們正處在可能是倒數第二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下一個階段可能就是原子戰爭，果真如此，我們就用不着為預言未來而操心了。但我們也可以想象，人類可能還保有足夠的理性，即使不能全面停止戰爭，至少也會像我們十八世紀的祖宗們一樣適可而止。“三十年戰爭”難以想象的恐怖給了人類一個教訓，使得有一百余年之久，歐洲的政客和將軍們有意識地抗拒了誘惑，未曾窮兵黷武到國破家亡的程度，或者拼命打到完全殲滅敵人為止。當然，他們還是侵略者，貪圖財富與榮耀；但他們同時又是保守主義者，決心不管怎樣也要維持他們的世界的完整，是為利害關系之所系。過去三十年來，已經沒有保守主義者了；只有右派國家主義激進分子和左派國家主義激進分子。最後一個保守派的政治家是蘭斯當侯爵五世，他寫信給《泰晤士報》，建議第一次世界大戰應該仿照十八世紀大多數戰爭一樣，以和解的方式結束，那份曾經是保守派的報紙的編輯竟然拒絕刊登。國家主義激進分子遂能隨心所欲，結果是盡人皆知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法西斯主義、通貨膨脹、經濟不景氣、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毀滅，以及幾乎全球性的饑荒。
那麼，假定我們可以從廣島習得教訓，就像我們的先人從馬德堡學得教訓一樣，我們可以期待一個時期，雖不是全然的和平，但也只是有限的、僅具部分毀滅性的戰爭。在那樣一段時期里，核子能可能會被利用在工業用途上。結果是會很明顯的，就是一連串前所未有的快速與全面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所有現有的人類生活形態都會瓦解，新的形態必然會產生，以配合原子威力的非人事實。穿着現代服裝的普羅克拉斯提斯——核子科學家們，將為人類准備好非躺上去不可的床；如果人類的身長與床不符——好，那人類就倒霉了。有的人要拉長，有些要削短——自從應用科學大展宏圖以來就是這類的拉長與削短，不過這一回比起從前是來勢凶猛得多。這些絕非無痛的手術，將由高度中央集權的政府來指揮。這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可能像不久的過去一樣，而不久的過去，在大量生產的經濟制度與大多數人是無產者的情況下發生的急遽的科技變化，業已造成經濟和社會混亂的趨向。要處理這種混亂，權力便集中了，政治的控制加強了。甚至在原子能被控制利用之前，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走向完全極權了；而在原子能被控制利用之時和之後，這些政府的極權化則是幾乎必然的了。唯有一種大規模的、廣泛的反集權和自救運動，才能夠阻止目前這種走向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制的趨勢。然而目前毫無這種運動會發生的跡象。
當然，新的極權主義沒有理由會跟老的極權主義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隊、人為饑荒、大量監禁和集體驅逐出境為手段的統治，不僅不人道（其實今天已經沒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經證實了效率不高——在科技進步的時代，效率不高簡直是罪大惡極。一個真正有效率的極權國家應該是這樣的：大權在握的政治老板們和他們的管理部隊，控制着一群奴隸人口，這些奴隸不需強制，因為他們心甘情願。在當今的極權國家里，使奴隸們心甘情願，是宣傳部門、報紙編輯和學校教师們的任務。可是他們使用的方法仍嫌粗糙、不夠科學。從前耶穌會教士曾吹噓說：如果把一個孩子交給他們教養，他們可以擔保負責這個人的宗教思想，這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現代的教書匠，在制約他的學生的反應方面，可能還比不上那些教育伏爾泰的大人先生們那麼有效率呢。現代的宣傳術，最偉大的成就，並非做了什麼，而是靠不讓人去做什麼。真理固然偉大，但從實際的眼光來看，對真理絕口不談則更偉大。只要閉口不談某些話題，落下丘吉爾先生所謂的“鐵幕”，把群眾跟他們的政治老板們不想要的事實或議論隔離開來，則極權政府的宣傳人員們左右意見的效率會大得多，遠超過雄辯滔滔的譴責和強壓的邏輯辯駁。不過光是沉默還不夠。如果想要避免迫害、清算以及其他社會摩擦的症候，宣傳的積極面必須與它的消極面同樣有效。未來的最重要的“曼哈頓計划”將會是由政府發起的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探討政客們和有關的科學家們所謂的“快樂問題”——換句話說，使人們如何能心甘情願于他們的被奴役。沒有經濟的安全保障，心甘情願于被奴役便不可能實現；簡而言之，我假定那大權在握的行政部門及其管理者們會圓滿解決長期安全保障的問題的。可是安全保障等等會很快被視為理所當然。所以這種成就僅僅是一種膚淺的、外表的革命。除非是一種深入每個人身心的革命的結果，否則心甘情願被奴役是辦不到的。要達成這種革命，除了其他條件之外，還需要以下數種發現與發明：首先，大幅度改進了的暗示技術——經由嬰兒時期的條件制約（Conditioning），到後來輔之以藥物，如莨菪胺。其次，一種十分發達的人類分等科學，可讓政府管理人員們，將任何個人分配到他或她在社會和經濟等級制度中合適的位置上去（插在方洞里的圓釘子，會傾向于對社會制度的危險思想，並且會將他們的不滿情緒傳染給其他人）。第三(既然不論現實是多麼烏托邦式的，人們也會感到時常要度假的需要），一種酒精及其他麻醉品的代替品，一種比杜松子酒或海洛因危害較少而給人樂趣較大的東西。第四(這可是一個長程計划，得要好幾代的極權控制才能有所成效），一套絕無差錯的優生學系統，用來標准化造人，以減輕管理人員們的工作量。在《美麗新世界》一書中，這種標准化造人的過程推展到了想入非非的極致，然而也並非不可能的。從科技和意識形態上來說，我們距離瓶養嬰兒和波卡諾夫斯基的半白癡群體還遠得很。但是到了福特紀元六百年時，誰又知道什麼事情不會發生呢？同時，那個更為快樂、更為穩定的世界——也就是索麻、催眠教學和科學的等級制度——的其他特點，可能用不了三四代就會發生了。《美麗新世界》中所說的性雜交現象似乎也離我們不遠了。已經有一些美國城市，離婚和結婚的數字相等。無疑的，過不了多少年，結婚證書會像畜犬證書一樣地發售，有效期十二個月，沒有法律條文禁止犬只互換或者同時豢養多于一只的。隨着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減少，性自由勢必補償性地增加。而獨裁者將會樂于鼓勵這種自由（除非他需要炮灰和家庭人口，到無人地带或被征服的領土去殖民）。性自由加上由麻醉品、電影和收音機所支配的做白日夢的自由，統治者會更容易使他的臣民順從于自己的奴隸命運。
從各方面的考慮來看，烏托邦比起十五年前任何人可以想象的都更接近了。十五年前，我還把它設定在六百年以後。今天看起來，這種恐怖狀態可能要不了一個世紀就會降臨到我們身上——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在這段時間里沒有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話。真的，除非我們決心去反極權，並且以實用科學為手段，來產生自由個體組成的人類，而不是把人類當成手段而以科學為目的；否則，我們就只有兩條路可選：一條是一群國家主義的、軍事化的極權主義者們，以他們的原子彈恐怖行為起家、以文明的毀滅告終（或者，如果戰爭受到限制，則是長期的軍國主義）；另一條路則是一個超國家的極權主義，由急遽的科技進步和原子革命所造成的社會混亂中應運而生，並在效率和穩定的需求中發展成為“福利專制”的烏托邦。你付錢，任選一種。
一九四六年再版時作
（摘自《美麗新世界》，北京燕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