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作者: 陳平原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5-7
內容簡介：陳平原教授借助檔案、報道、日記、書信、散文、雜感、詩詞、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細辨析，講述了抗戰中中國大學內遷這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呈現戰時中國大學的精神風貌。書稿跨越虛構寫實的鴻溝，讓日漸遙遠的"老大學的故事"重新煥發光彩。
作者簡介：陳平原，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
永遠的“笳吹弦誦”
——關于西南聯大的歷史、追憶及闡釋
七七事變爆發，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和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2月西遷入滇，4月抵昆明後，更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勝利，1946年7月31日聯大結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據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稱：“9年之中，先後在聯大執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後在校學生約8000人，畢業生有3800人。”日後，這些教授與學生中英才輩出，這所大學因而永垂不朽。
借助于報紙公告、電台廣播、私人通信等，獲得信息的三校學生紛紛歷盡艱險，趕往長沙報到。1937年11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上午九點，響起了空襲警報，师生並未逃避，校史上加了個括號“實在也無處可躲”。作者的本意是，當時尚未來得及挖防空洞；我則理解為，已經沒有退路了，故师生們置生死于度外，大義凜然地走進教室。此舉頗具象征意義，就在這連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開——“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檄移栽楨干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春城，情彌切。”
八年抗戰，中國大學不僅沒被戰火摧毀，還發展壯大，這實在是個奇跡。據史家稱，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員7560人，職員4290人，學生41992人；1945年，抗戰勝利時，專科以上學校（含國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員11183人，職員7257人，學生83498人。具體到某著名大學，情況尤其明顯。比如，浙江大學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復員返杭時，教授、副教授達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學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戰結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獨聲名最為顯赫的西南聯大，因系三校合一，發展規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樣以1944年度為例，西南聯大各類學生加起來，不過2058名，至于教職員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數量上遠不及中央大學。也就是說，作為整體的西南聯大，其辦學規模約略等于中央大學的三分之二。考慮到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大均為國立大學，其經費來源一樣，單看這兩組數字，便能明白國民政府的態度。對于大學來說，規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貢獻；但無論如何，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戰火摧毀，反而越戰越強，這點很讓人欣慰。
抗戰中，大批中國大學內遷，其意義怎麼估計也不過分——保存學術實力，賡續文化命脈，培養急需人才，開拓內陸空間，更重要的是表達一種民族精神及抗戰的堅強意志。而絕大多數大學的遷徙過程，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而是迫于戰火臨近，不得不一再搬遷。像西南聯大那樣暫住長沙，而後遷往昆明，已經算是很幸運的了。創建于1907年的國立同濟大學，校址原在上海吳淞鎮北，抗戰八年間，輾轉內遷六次：一遷上海市區，二遷浙江金華，三遷江西贛州，四遷廣西八步，五遷云南昆明，六遷四川李莊。而國立浙江大學同樣歷盡艱辛——“經過四次大的搬遷，行程2600余公里，足跡遍及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達黔北，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義、湄潭等地辦學的浙大，據中國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憶：“雖然條件艱苦，生活清貧，但我們朝氣蓬勃，精神愉快，學術風氣很濃，有‘東方劍橋’的雅稱。同事之間，同學之間，师生之間團結友愛，親密無間，平等相待。”正因此，浙大人對于貴州心存感激，南歸之前，專門以校長竺可楨名義立碑紀念。
當然，抗戰中內遷大學之立碑紀念，最著名的，還屬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具體談論的是西南聯大，但碑文所表達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歸的歡欣與贊歎，屬于全體內遷高校的师生。
中國大學如此大規模內遷，且堅持到最後勝利，這確實是個奇跡。二戰中其他國家的大學，也都面臨各種危機，但唯一差可比擬的，是前蘇聯的諸多學校。康斯坦丁諾夫等編《蘇聯教育史》稱：“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衛國戰爭形勢，不能不影響到國民教育和蘇維埃學校活動。成千上萬高年級學生、教师和大學生，滿懷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離校參加了民兵、紅軍和游擊隊。”為了保護兒童，政府將靠近前線的幼兒園和小學撤退到後方；至于學校課堂“講授的內容具有更大的實用性”，“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系，並設立了戰時防禦題目的講授”。毫無疑問，高等院校與衛國戰爭的關系更為密切：“為了搶救高等學校的物質、文化財富，高等學校的全體师生員工進行了奮不顧身的斗爭，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學實驗設備、圖書館、珍貴陳列品，撤退到國家的後方。”而斯大林格勒戰役獲勝後的第八天，一批蘇聯大學教授來到這個被徹底破壞的城市，重建醫學院，第二年便恢復了正常的教學工作。蘇聯衛國戰爭中，與西南聯大的遭遇最為接近的，莫過于莫斯科大學。“就在1941年6月22日戰爭爆發的當天下午，（莫斯科大學）就有數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職工投筆從戎，參加了保衛祖國的斗爭。”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歷史系教授等师生數百人上前線。整個戰爭期間有三千多人參加蘇聯紅軍，許多人犧牲在戰場。而留在學校里的專家，則“徹底修訂了科研工作計划，把一些有關和平建設的課題取消了，而把具有國防意義的課題放在首位”。具體的遷徙行程是：1941年10月開始，大部分师生遷到土庫曼共和國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復課；1942年夏季，戰局不利，又遷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隨着蘇軍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1943年春，莫大勝利回遷莫斯科。換句話說，莫斯科大學漂流在外的時間不到一年半。
英國的大學雖被轟炸，但未被佔領；法國全境被佔領，大學因而無處可遷；唯有前蘇聯，在衛國戰爭中同樣存在大學內遷的現象，但因時間不長，沒能像西南聯大那樣——不但未被戰火摧毀，還在發展壯大的同時，催生出眾多美好的“故事”與“傳說”。
有一點值得注意，基于對長期抗戰的預期、對學問的敬重，以及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國民政府並沒像一戰中的英美或二戰中的蘇聯那樣，征召大批的大學生（更不要說教授）入伍。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及大學校長們有更為長遠的考慮。面對各方激烈爭議，教育部不為所動，認定：“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甚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浙大校長竺可楨，也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中表達了類似的見解：“第一次大戰時，英美各國都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線去是一個失策，到了戰後才深深地感覺到”；“國家為了愛護將來的領袖人物起見，不把大學生送往前線去沖鋒殺敵，則他們應如何奮身圖報，努力上進，能把將來建國的重任擔當起來，方可對得起戰死沙場的勇士們，方不愧為今日之程嬰。”當局表彰熱血青年投筆從戎，但不做硬性規定，這也是抗戰中教授及大學生犧牲較少的緣故。西南聯大紀念碑的碑陰刻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參軍人數834人，犧牲5人。實際上，還有若干沒來得及匯入此題名的，但總的來說，並非絕大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