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次關于八零後話題的討論中，著名作家閻連科語出驚人，他表示，“80後是相當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今天面對現實的時候，找不到80後的聲音了”。

　　閻連科的評價迅速引發了網絡中的爭論，也引起了許多80後的反對，有網友評價說，“如果說80後懦弱，原因也恰恰是因為上一代所造成的”，類似的評價很多，雖然對閻連科的評價不滿，但實際上依舊變相認可了懦弱的評語。而另外一面，也有眾多網友和批評者並不認同懦弱的評價，“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社會在進步，要求犧牲的悲情時代畢竟已經過去了，當代人有當代人表達自我、實現自我的方式”。

　　文學中的80後

　　80後這個詞匯的誕生，本身源于文學，或者說，最初只是文學創作領域中的一種簡單的划分。隨後逐漸蔓延到各個領域。因此，討論80後，可能依舊需要從文學開始，事實上，閻連科的評價，也是基于文學而言。

　　十多年前，80後文學創作曾經成為社會最熱的話題。如今，十多年過去，當年各領風騷的80後作家們，雖然並未完全退出人們的視野，但他們的影響力，確實已經漸漸變淡了，甚至許多80後作家本身，也漸漸地遠離文學。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張頤武說，“從寫作來看，80後作者，在原有的文學結構中，確實已經少了，影響力也不足夠。像張悅然這樣的作家，目前影響力也不那麼大了，這是實際存在的現象”。

　　倒退十年，正是80後作家們崛起的時代，張頤武說，“十多年前，本世紀最初的幾年，80後作家已經開始有了影響，而且，80後作家的寫作和之前的作家並不相同。他們是青春文學真正面向自己市場的第一代寫作者，或者說是今天的青春文學類型的起源。在他們之前，雖然也有青春文學，但並不是一個單獨的類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本世紀初，青春文學已經有了自己的氣象，80後的寫作者們，也有了自己新的空間”。

　　而這些寫作，和閻連科他們，以及比閻連科更早的作家們，都是不同的。張頤武說，“閻連科是80年代開始成名的作家，他們那一代作家，早年接受寫實主義，後來又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他們的寫作大多是兩者結合的，有自己鮮明的特點。而80後則寫作不一樣，他們有新的路，和閻連科他們寫作在有些方面是格格不入的”。

　　當然，80後本身的經歷生活也和前一輩的作家們，完全不同，張頤武說，“80後作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又多是獨生子女，他們生活在物質產品豐富的年代，沒有經歷過那種物質匱乏下的極限體驗，所承受的苦難也和前輩無法相比。壞處是他們抗壓性、與人相處的能力等都相對不足，好處是他們具有前人所不具備的教育水平、國際視野、閱讀經歷等”。

　　張頤武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文學不再唯一的時代

　　以文學的視角去評價80後，而對于80後本身來說，文學卻不再是評價他們唯一的標准，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標准。

　　多元的時代里，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而文學，也日漸地邊緣，張頤武說，“文學的地位在下降，這是不爭的事實。在過去，人們的人生軌跡幾乎是固定的，想要跳出固有的生活軌跡，去獲得更多的名聲、利益等，除了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寫作幾乎就是唯一的渠道。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着改革開放，計划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文學的地位也開始變化，不過在那個轉型時代，文學還享受着雙重的好處，一方面是市場上獲得名聲和財富，另一方面又受着傳統體制的供養。到了80後開始寫作的時候，這樣的情景已經沒有了，80後沒有專業作家，但是有職業作家，他們以寫作為職業，謀求個人的生存和發展。”

　　文學在變化，寫作者也在變化，張頤武說，“原來的文學就一大塊，不分純文學、通俗文學，而且文學站在整個社會的中央，萬眾矚目，或者說，對于試圖改變命運的人來說，寫作可能就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道路。而到了現代，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後，社會多元了，年輕人有了更多的選擇，不一定非要選擇文學。而且，即便是文學，本身也變了。在80後剛剛出道時，文學原來那種影響力，已經到了最後，然後逐漸變得更弱。80後的作家中，許多人起初靠寫作，後來轉戰影視，而更多80年代後期的作者則進入了網絡，原來的文學結構變了，類型文學出現，青春、職場、盜墓、懸疑等”。

　　年輕人或者干脆選擇了別的道路，或者進入了文學的新領域，張頤武把這些新領域稱為文學的增量，他說，“新增的寫作方式，與傳統的寫作逐漸並行，在年輕人中廣受歡迎。十多年前成名的80後作家們，如韓寒、郭敬明等，他們依舊保持着自己的影響力，甚至影響着90後的讀者，但影響力本身在慢慢地下降。隨着社會的發展，這種態勢或許還將發展下去。就好像十年前的80後已經有了自身的影響力，但是十年後的今天，90後的寫作者們，顯然還沒有自己的影響力，這是社會發展使然”。

　　文學將是什麼

　　印刷品的時代，文化單一的社會里，文學曾經是萬眾矚目的對象。而隨着時代的發展，傳播即時的革新，文學漸漸變得邊緣，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那麼，此時的文學，又是什麼？

　　張頤武說，“其實文學依舊重要，雖然它的現實影響力慢慢讓位于影視，讓位于網絡，但是它在社會生活中依然有它的作用”。

　　不論社會如何變化，閱讀依舊是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而文學，也永遠都不會失去讀者。但是文學作為唯一精神的產品、文學佔據社會文化中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當年的人們，把文學當做神聖的殿堂，把文學作品，當做價值的傳播者和人生的標杆。但是在今天的多元時代，更多的意義、更多的價值、更多的成功之路，可供人們選擇。張頤武說，“文學的影響力削弱，即便是表達方式，也有了更多的渠道，文學不再是唯一的標准”。

　　與此同時，文學本身的結構也在變化，張頤武說，“比如說在網上，文學被類型化地划分，盜墓、職場、探險、驚悚、青春等，這些類型文學，不但有數量龐大的讀者群體，同時還有龐大的作者群。同時，這些文學作品，往往又會轉化為影視、游戲等產品的資源，形成了一整套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生產消費鏈條”。

　　文學依舊是精神的家園，但卻不再是唯一的家園，張頤武說，“不像過去那種文學主導社會文化的狀態，在今天，文學只是整個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多元中的一元，多種選擇中的一個選擇。”

　　人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表達自我，實現夢想，從傳統的神聖社會，到現代化的世俗社會，文學的影響力在消退，以文學為方式的表達變得日漸小眾，本身是社會進步的表現。

　　不需要膽量的時代是好時代

　　多元的社會，背後是多元的價值，對于年輕人來說，懦弱與否，其實也有多元的標准。張頤武說，“中國社會正在變得常態化，中產化，那種激進的、社會行動主義的思想在今天只是一種價值，並不是唯一的價值”。

　　某種意義上來說，不懦弱、需要膽量才能夠表達的社會，並非正常社會的狀態，張頤武說，“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過去那種急劇貧窮、急劇衰弱的社會狀態已經消失了，事實上，也正是在那樣動蕩而貧弱的社會中，带有傳奇色彩的、悲壯的、犧牲式的行為才會頻繁出現。我們國家這些年的發展，使得我們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張愛玲當年可望而不可即的生活，那種歲月靜好的社會，巴金的《寒夜》里，汪文宣那樣的小人物所渴望獲得的平靜安穩的生活，我們已經得到了。百年前，魯迅說，“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百年後，我們告別貧弱的時代，告別那種悲情的、悲壯的、需要有人肩着黑暗閘門的時代，我們已經處在寬闊光明的地方了。”

　　對于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里的人來說，實現自我有了更加正常的渠道，張頤武說，“不是懦弱不懦弱的問題，而是需要不需要的問題。社會中沒有大奸大惡和大善大勇的尖銳對立，沒有了戲劇化的沖突。年輕人喜歡的是創業的偶像，我們現在說大眾創新、萬眾創業，其實就是通過個人的努力創造財富、回報社會，也就是說，為社會做貢獻的方式，和以前那種拯救式的英雄模式不一樣了。”

　　從激烈的、極端的二元對立，到多元的、平和的發展模式，社會在進步，張頤武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社會本身的發展，讓年輕人前程遠大，而且有了自己的道路，與前一代的人們完全不同的道路，以及完全不同的感受。”

　　北京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