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阿來在辦公室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阿來“出鏡率”最近頗高。2015年初，在《人民文學》、《收獲》上發表的中篇小說《蘑菇圈》、《三只蟲草》，7月初，長江文藝出版社將之結集，出了單行本《蘑菇圈》。重慶出版社則出版了阿來的散文集《語自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則在日前一口氣出《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爾依》一套3本阿來中短篇小說集，目前已下印廠。

　　在評論界，阿來的作品，也因其文學性，獲得一如既往的好評。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導陳曉明評價說：“《蘑菇圈》一書，沿襲着阿來一貫的美學追求，它以極具民族性的個體化載體，包容了時間的維度，融化了理想化心靈和現實的邊界，為我們展示出一個詩性和歷史交融的無限空間，閃耀着經典的光輝。”就在眾人在討論他的文字作品時，阿來又有新動作了，他將以工作室的模式，带領年輕人，一起進軍影視圈：做電視劇本，表現四川從封閉走向開放的近代史。8月4日，在省作協阿來的辦公室，華西都市報記者面對面專訪到阿來，聆聽他在作品內外的思考和看法。

　　談寫作

　　“寫作是命運的一部分，不靠外力驅動”

　　不管是四川文藝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三本“阿來中短篇小說集”——《少年詩篇》《奔馬似的白色群山》《行刑人爾依》，還是最新中篇小說《蘑菇圈》和《三只蟲草》，抑或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塵埃落定》，非虛構名篇《瞻對》，阿來的作品在題材方面有一個共通的點：關注自己少年時代生長的家鄉，深挖不止。

　　華西都市報：作為創作人，都會有一個創作動力核心源泉的問題。你創作的動力之源來自哪里？

　　阿來：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可能還有一個外在的動機。而寫到現在，已經不是靠簡單外力沖動去驅使我創作。寫作于我已成了像自己命運一部分的一個東西。純粹只是為了自己對世界和人性的認知更加深刻而寫作。寫作是我介入世界的一個途徑。

　　華西都市報：你曾經說，在不同的文化間游走，讓你對溝通有更多的渴望。你所有的作品都包含着這樣一種個人努力。你的民族身份，也成為對你進行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因素。你是怎麼看待那些文學批評的？

　　阿來：我們要注意到，隨着世界全球化進程，各個文化圈之間交往增多，具有交叉身份、多元文化基因的人會越來越多，在世界當代文學中，這種身份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但是，有不少人在對我的文學進行評論的時候，觀念顯得陳舊，所以我有時候覺得，今天國內的文學批評，很多都沒有跟上創作者的腳步。

　　聊獎項

　　“文學可不僅僅是獎項和銷量所能衡量得了的”

　　阿來與文學獎，緣分不淺。因《塵埃落地》獲得茅獎，2014年又因《瞻對》獲得人民文學獎等多項大獎。但阿來對文學獎也有過“過節”，他曾因作品獲零票而公開發聲表達自己的質疑。

　　華西都市報：2014年，由于《瞻對》在魯獎評選中得零票，你對外表達一個意見：建議一些文學獎在獎項設置中的“報告文學”改為“非虛構文學”。一年時間過去了，您覺得情況有所改觀嗎？

　　阿來：我不知道文學獎有沒有去做這種調整。但我觀察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文學創作者，尤其是年輕人，在采用非虛構這種文體，讀者也很喜歡非虛構作品。非虛構既真實直接，又比紀實新聞更有文學性，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流行的文體。其實，獎項和作品之間是相得益彰的關系。一個文學獎，評得好，可以助長獎項的威信。評得不好，該評的不評，長此以往，獎項本身也會衰落。這也是很公平的規律。

　　華西都市報：在中國，很多人對文學獎的崇拜心理很深。不管是國外的諾獎，還是國內的重要文學獎，總是能牽動很多人的神經，甚至會爆出一些涉嫌跑獎的丑聞。作為一個曾經得過茅獎，又公開質疑過文學獎公平性的作家，你現在對文學獎的看法和思考是怎樣的？

　　阿來：我覺得，這跟當下社會普遍流行的評判文學標准有很大關系。比如說，很多人(包括評論家、讀者在內)在評價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時候，通常就兩條：有沒有得獎？賣了多少錢？在這種不從文本本身去討論文學的氛圍內，出現一些人為了名利而跑獎的狀況，也就不奇怪了。其實，文學可不僅僅是獎項和銷量所能衡量得了的。文學獎的歷史不到兩百年。書作為商品流通，也是近代以來的事情。在沒有這兩條規則之前，我們是怎麼評價蘇東坡的？

　　華西都市報：你甚至還說過“一心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

　　阿來：是的，我說過。那是有一年，我得了一個小獎。我去領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我恰好聽到有一個作家表達自己對獎項的無限渴望，這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所以當記者問到我的時候，我脫口而出：不要談獎了。一心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

　　說打算

　　將带年輕人影視創作 表現四川近現代發展史

　　除了文字作品，阿來還有一個興趣領域：影視藝術。2014年，阿來就曾以編劇身份，參與制作電影《西藏天空》。在第1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還獲得多項大獎。現在，他又有更進一步的想法：以工作室的形式，進行影視作品的原創。

　　華西都市報：四川省作協正在籌建的阿來工作室，你提到工作室的重點在于影視領域的嘗試，到底是怎樣的情況？

　　阿來：這個工作室成立的初衷當然不是運作我的小說進行影視改編，而且也不打算改編別人的文學作品，而是進行影視作品的原創。初期工作重點思路已經想好。我們將會制作三到四部電視劇，表現保路運動以來，四川從比較封閉走向開放的四川近現代發展的歷史。

　　華西都市報：為什麼選中電視劇這個載體？現在電視劇受商業化影響嚴重。

　　阿來：正是為了避免受到商業化的干擾，我才想到工作室這個形式。其實，外面找我牽頭做電視劇的商業投資人挺多的，但我都沒有答應。畢竟用投資人的錢，必定要受到一定的商業因素的束縛。但是，我確實也想在電視劇領域做點事，所以跟有關方面一商量就不謀而合，在作協內部成立工作室，獲得一定的經濟支持。這樣可以保證，在劇本創作的階段，可以排除商業力量過早介入對創作的干擾，真正靜下心來，拿出一部好作品。

　　華西都市報：電視劇是另外一個行當，這是你自己真心想做的事情嗎？劇本是你自己親自寫嗎？

　　阿來：這的確是我內心真心願意做的事情。我對整個四川的歷史一直有興趣，只是我很少表現出來而已。當然，電視劇是一個項目龐大的工程，我還要寫自己的小說，精力有限，所以會聘請幾個年輕的編劇，跟我一起做。我會主管策划、統籌，最終還會親自統稿。

　　阿來眼中的80後作家

　　“對商業成功的追求較為重視，對社會介入力度小”

　　阿來對年輕的創作群體也給予他特別的關注。對于近日著名作家閻連科關于“80後是懦弱的一代”引發爭議的觀點，阿來也有自己的看法。

　　華西都市報：很多人都認同：你的作品中，除了有文學性之外，還散發濃重的思考性。所以有人稱你為“學者型作家。”您會考慮去大學教書，带學生嗎？

　　阿來：我現在在大學有掛職，但並沒有带學生。其實我的確想過，要不要带幾個研究生。我想，通過带學生這個過程，對我自己的思想脈絡也進行一個整理。我們可以一起系統化的讀書。比如說，招三個碩士研究生。第一年，專心按照一個書單，一起把書讀透。但是我對自己這個想法並沒有充分自信，畢竟這種方式還是太別出心裁了。到底有沒有學生願意認可我這種方式，校方會不會認可？這都是問題。

　　華西都市報：最近閻連科關于80後的一個觀點，引發很大關注和爭議。他說，相對于50後、60後，80後是相當懦弱的一代人，懦弱到我們今天面對現實的時候，我們找不到80後的聲音了。你是怎樣的觀點？

　　阿來：80後這個概念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反對這種代際划分。而且，我當時就呼籲大家，要注意在韓寒、郭敬明名氣遮蔽的其他80後作者。最近這幾年，除了韓寒、郭敬明之外的其他80後作家的作品，也慢慢開始被讀者所認知，比如四川的顏歌。但是，閻連科對80後的評價，我認為，從整體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根據的。比如說，80後作家這個群體，從整體傾向來說，是對商業成功的追求較為重視，而對于經典文學需要的社會介入力度還是較小。（華西都市報記者 張杰 實習生向璇攝影陳羽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