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8月20日，中國青年報一篇名為《天津港爆炸事故中的“紅頂中介”》的文章，直指涉事企業的安全評價機構有政府背景。然而通過觀察安全評價領域眾多“潛規則”即可發現，安評機構有政府背景早已是普遍現象，安全評價更是成了企業和相關行政機構斂財的手段。

　　中國安評造假不是“新”聞

　　安全評價概念是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的。2002年11月，《安全生產法》強制要求礦山建設項目和生產、儲存危險物品的建設項目，都應進行安全評價。生產經營單位只有獲得合格的安全評價報告，才能拿到生產經營許可證。

　　企業需要先找一家具有相應資質的安全評價公司進行評估，再將評估報告拿給當地安監部門核查，如果查無問題，即可得到審批。

　　但安全評價造假卻頻頻發生。2012年，國家安全監管總局辦公廳曾通報：“有的安全評價信息內容和數據存在明顯錯誤，有造假的痕跡。”相關數據顯示，06年，湖南長沙市安監局審查的55份寧鄉縣相關企業的申報材料中，47份安全評價報告內容與事實不符，占到了85%以上;湖南省安監系統組織抽查，則發現幾乎沒有一份評價報告經得起現場檢驗。

　　此次爆炸事件中的瑞海公司就涉及安全評價造假。據媒體披露，瑞海國際堆場改造工程與居民區的距離明顯不符合最少1000米的規定。天津一家具有甲級資質的安評公司表示，該項目的距離從安評上看，“肯定有問題”。 如此明顯地違規，安評驗收報告卻作出了“與民居樓距離符合規定”的判斷，若不是造假，顯然說不過去。

　　但安全評價報告是需要經過當地政府部門審批的，為什么審批的時候沒有發現問題，造假現象如此猖狂?

　　安全評價成斂財手段，暴利之下有惡鬼

　　安全評價收費貴、收費亂已經成為一大難題。據新華社報道，2014年8月湖北荊州一家化工公司負責人介紹，“安評”僅是指出不同建築物之間的距離要求。“然後這個距離畫幾個框框，這就要20萬。這還不包括驗收，驗收還要五六萬。”這種情況並非個案，湖北利川市一家企業負責人對此同樣感受深刻：“政府部門不收費了，但指定的中介機構收費更厲害。本來政府部門機構收費200元錢能辦完的，現在(指定的)中介2萬元都做不到。”

　　如此高昂的費用可不僅僅是進了安全評價機構的口袋。“行政機關隨便換個馬甲就出來收費。”華中科技大學陳鶴教授認為，有些行業的中介、協會行政依附性過強，這是以市場經濟之名，行行政壟斷之實。

　　安監部門與安全評價機構存在權錢交易已是眾所周知。有企業曾反映：雖然中介機構口口聲聲說自己與政府主管部門沒有關系，但是在辦事過程中，明顯感覺得出它們與政府主管部門間的關系非同一般。如果覺得企業說話權威性不夠，湖北省安監局長劉旭輝曾針對“20萬”事件直言：“可以認定當地安監部門和這家中介結構是有勾結，這背後肯定有問題。”

　　如此官商勾結在安監領域並非個例。就在今年三月份，央視財經記者發現，重慶開縣全縣42家民營加油站，都選擇了同一家公司做安全評價。重慶市安全生產科學研究院工作人員稱，當地安監局都是指定機構來做安評，如果其他機構做的話，會被有意刁難。

　　也有企業與安評機構造假欺瞞政府的情況。《我國安全評價現狀分析和對策研究》一文中提到，部分單位為了盡快辦理許可證，要求安全評價機構對其作出有利言論。而安評公司也是企業性質，需要客源和市場，有時就會按照客戶的需求修改安全評價報告，也就是造假。

　　查處安評亂象不能總靠血流事故倒逼

　　此次瑞海事件一出，眾多專家表示安評領域“拿錢買證”眾所周知。可是，一件眾所周知的事為什么要在造成如此大的代價之後才有人追問，有人監察。無獨有偶，2006年也曾發生33名礦工的性命引出了貪汙386萬的縣安監局長事件。事發之後也有人表示，當地安監部門給礦上開綠燈是普遍現象。但是，如此涉及生命的“眾所周知”和“普遍現象”在事發之前為什么沒人查?

　　中國地質大學安全工程教授、北京市安全生產專家組專家羅雲說：“安全評價平時造假誰看得出來呢?除了安評機構，很少有人會去真正核實，所以造假也鮮為人知。出了事故，才知道安評有假。”

　　如此事後諸葛引發的禍患非常嚴重。人員傷亡自不用說，事件發生後，當事者在處理事故時手足無措，面對采訪時不得要領，都明顯表現出當事者沒有起碼的安評文本作為依據。壓根不了解可能造成的威脅規模、種類，出事了想要救援也就無從下手，救援隊大量犧牲恐怕與此也拖不了幹系。

　　安評公開刻不容緩，只有接受更多人的監督，才能有效減少違規違法的情況出現。絕對權力和不透明只能帶來禍患。一人違規，一人造假，一人裝瞎的安評法不停止，流血和犧牲就不會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