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戰後的“和平憲法”之後，日本很可能迎來近現代史上第三個拐點，進入一個新的轉折期，其走向值得密切關注

　　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走上不斷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道路，最後在1945年遭到慘敗。1947年，美國通過制定“和平憲法”，把日本推到和平發展的道路上，日本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如今，安倍內閣繞開憲法，欲通過確立“新安保體制”，以解禁“集體自衛權”，在突破戰後“和平憲法”的同時，日本正一步步與戰後70年的和平發展路線訣別。

　　“新安保體制”背離和平

　　上世紀60年代初，原本是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就任內閣首相期間，與美國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建立了“日美安保體制”。在這一體制下，日本單方面接受美國的保護，日本自衛隊實行“專守防衛”方針，並且范圍限於遠東地區。在冷戰時代，日本作為美國的從屬國，發揮了遠東的“反共防波堤”作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形象地說日本是美國在東亞的“不沉航空母艦”。

　　半個世紀後，安倍晉三和其外祖父岸信介一樣，抱著“賭出政治生命”的決心，正竭力讓國會通過“相關安保法案”，建立所謂的“新安保體制”。

　　“新安保法案”由兩項構成，一是《國際和平支援法》，二是《和平安全保障法制整備法》。前者為新立法，後者為對10部現有法律的修改案。7月16日，在強大的抗議聲中這些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目前正在由參議院審議。由於執政黨在參議院也占據多數議席，即便遇到障礙，這兩項法案最遲也會在9月27日本屆國會結束前獲得通過。日本自此將在法制上建立起可以在國內外“無縫應對”各種事態的“新安保體制”。

　　“新安保體制”的核心是解禁“集體自衛權”，除了對美從屬性這一點沒有太大變化外，將打破舊安保體制的各種局限性，如自衛隊不僅可以走向海外的任何地方，參與美軍的作戰行動，而且能夠對“關系密切的國家”出兵。

　　安倍稱之為“積極和平主義”，並在《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把它作為軍事戰略的基本理念：“以與盟國美國為首的相關國家聯合起來，較前更為積極地對地區和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做貢獻”。自第二次擔任首相以來，安倍就時時把“積極和平主義”掛在嘴邊，2014年1月發表的施政演說甚至稱之為“應該肩負的21世紀的招牌”。

　　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實際上就是要在軍事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日本要做“軍事大國”：在海外顯示軍事實力，派軍隊到海外去，在海外參與乃至發動戰爭。這是地地道道的擴張軍備的好戰之舉，與和平主義無緣。日本國內的公正輿論把它稱做“積極戰爭主義”。

　　關於“積極戰爭主義”的這一實質，2014年4月15日，安倍的朋友長穀川三千子對外國駐日媒體說：“積極和平主義通常是走向接近戰爭的地方。常常會成為戰爭。實際上，就是運輸食糧等也會被殺。戰場與非戰鬥地區是沒有分界線的。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必須認為就是走向戰場”。

　　“新安保體制”一旦確立，意味著日本二戰後的“和平憲法”就此名存實亡，日本從此將遠離和平發展的道路，成為具有明顯軍事擴張性的好戰國家。在享受了70年為“和平憲法”所保證的長期經濟繁榮後，日本將恢複為“正常國家”——有權力和能力發動戰爭的國家。在這一點上，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意義與“明治維新”並無兩樣。安倍要在日本近現代史上留下怎樣的一筆，令人擔憂。

　　“假想敵國”與“希望同盟”

　　半個多世紀以來，強烈的好戰本能驅使日本極右翼政治勢力急於擺脫“戰後體制”，通過擴大在海外的軍事活動和行使武力，謀取世界一流大國和亞洲第一海洋大國的地位，恢複昔日“大日本帝國”的榮光。

　　在這股政治勢力看來，中國綜合實力快速增長妨礙了上述國家目標的實現。這成為本世紀以來，特別是2010年以來，日本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在全球范圍內與中國對著幹、蓄意惡化中日關系的根本原因。

　　從“防衛白皮書”、‘“外交藍皮書”、《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日本官方文書關於中國的敘述不難看出，中國被置於了“假想敵國”的角色。據八牧浩行在網站上揭露，為通過安保相關法案，“據說，官邸和自民黨已經發出指示，要地方組織散布‘中國威脅論’，點名中國為‘假想敵國’，以說服選民”。而安倍本人，作為首相近年來時常炒作“中國威脅論”，絲毫不隱諱把中國作為最大對手的意圖。6月1日他在記者吹風會上明言“安保法案以在南海的中國為對象”，7月28日在參議院會議上再次把攻擊矛頭指向中國，指責中國在東海、南海主權范圍內的正常行動。

　　安倍與黑高參們制定了如下的對華戰略：以南海為主戰場，拼湊“日美同盟+N”的反華大聯盟，包圍、遏制和對抗中國。

　　安倍在《向著和解、自豪與希望的新時代日美同盟邁進》(《正論》雜志2015年7月號)的答記者問中說，“要把日美同盟打造為21世紀的‘希望同盟’”，要“開創日美的新時代”，聲稱“一個強有力的日美同盟的存在要進一步強化在亞太地區的遏制力”，“使日美同盟成為維護尊重自由、民主、法制的亞太地區繁榮的基石”。

　　可以說，在如何對待中國這一點上，日美同盟有了更緊密的含義：美國為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把日本作為馬前卒、急先鋒，日本為維護在亞洲的主導權把美國當靠山，狐假虎威。為此，安倍暫且擱置了原本是沖著美國去的“曆史修正主義”，在4月訪美期間用盡心思博取美國的歡心和放心;美國對日本的複仇情緒雖然心知肚明，但仍然在軍事上為日本大幅松綁，不惜放虎歸山。

　　與此同時，日美兩國對東南亞個別國家引誘拉攏，為這些國家與中國摩擦煽風點火、撐腰打氣。還拉攏印、澳等國家打造所謂“安全菱形”，即構築“亞洲版北約”。按照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公開的說法，就是“在亞洲也要建立以美國為中心、與東南亞國家等聯合起來對抗中國的安全保障體制”。

　　要指出的是，美國期望日本在其麾下充當“世界警察”的補充性角色，即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按照美國的意志行事。但日本極右翼政治勢力是不會真正和完全放棄“曆史修正主義”的，在適當的氣候下，一定會舊態複萌，他們夢寐以求的是對世界的“日美共治”，進而占據因美國收縮、撤退而出現的空缺，甚至取而代之。

　　警惕不斷加深的日本政治右傾化

　　誠然，現在日本尚未出現由軍人組閣這樣的法西斯主義加軍國主義的體制，但政治右傾化在一步步加深卻是不容否認的嚴酷現實。其主要表現為：

　　一是強化“政治獨裁”。近來，以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為首，日本各階層民眾自發地舉行集會和遊行示威，反對安倍內閣的“戰爭法案”。但是，參加這些活動的人數比起上個世紀60年代初反對修改“日美安保條約”的規模就相差了許多。這一現象折射出日本政黨和政界的深度右傾化。盡管安倍內閣支持率不斷下跌，但是安倍仍然一意孤行，就連保守派、修憲派學者小林節也批評安倍是“無視法治的獨裁政治”。可以預見，今後日本政治和政界的右傾化、自民黨政權的“獨裁性”將會進一步加強而不會減弱。

　　二是再現“軍產學複合體”。二戰期間，日本曾經有由海軍、企業和大學構成的“軍產學複合體”。戰後，日本的產業結構也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寓軍於民”，各行業的大企業都與防衛省(廳)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擔負一定的軍工生產任務。現在，“武器出口三原則”被廢除後，學校和科研機關等不得從事軍事技術研發的禁區已經被打破，日本的產業結構將會加速實現從民到軍的“轉型”。在防衛省的主導下，產業界和大學等科研機構組成新的“軍產學複合體”將會形成強有力的利益集團，並且影響日本政府的對內外政策。

　　三是進一步加強對教育的控制。在軍國主義時代，日本通過強制性教育，用“獸性”取代“人性”，把民眾培養為殺人狂。多年來，極右翼政治勢力汲取這一“曆史經驗”，一直在致力於推進“教育改革”，實際上是重建戰前的教育體制。體現美國價值觀的《教育基本法》已經在第一屆安倍內閣期間被全面修改。今後，自民黨政權將進一步加強對教科書的“審定”，以貫徹否認和美化侵略曆史的教育方針，為培養“新日本人”，把教育推向複活《教育敕語》的方向。

　　四是加強對媒體的幹預與控制。許久以來，自民黨政府一直在加強對媒體的幹預與控制，目的是封殺“言論自由”，以便於推行倒行逆施的方針政策。僅在今年，這樣的事例就已發生多起。日本和平反戰人士擔心，有朝一日會出現戰時“大本營發表”那種報道體制。

　　五是實施《特定秘密保護法》，墮落為“警察國家”。戰前，以特高課和《治安維持法》為象征，日本成為世界上典型的“警察國家”。第二屆安倍內閣於2013年制定了《特定秘密保護法》，被稱為“現代版的治安維持法”，目前已經付諸實施。

　　政治評論家植草一秀在自己的博客裏說，“《特定秘密保護法》有兩個目標，其一是日本全面地參與美國發動的戰爭，其二是排除敵視權力的人物。”他的結論是：“日本正在回歸戰前的警察國家”。

　　如上所述，一旦進入“新安保體制”時代，日本的對內外政策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其結果，不是和平與繁榮，而是戰爭與動亂;或許會收到一時的成效，但它最終將重蹈覆轍，輸得有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更慘。

　　(張可喜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