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古時候讀書人念念不忘的“雇主”，在如今早已變得更加多元。可以是“公家”，也可以是“企業家”。

　　就在昨天，山東濟寧市長梅永紅辭職下海，去了深圳一家做基因的民營科技公司。堂堂一個正廳級的地方官，作為5年前中組部特意篩選的66位赴地方鍛煉的中央廳官之一，梅永紅的仕途一向被看好。如果不出意外，他很可能會像其他14名同期下放鍛煉的廳官一樣，順利晉升省部級。

　　這個本來被設計穩妥的晉升仕途，因為一個辭職決定，戛然而止。島叔不知道梅永紅的妻兒、父母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變故。而對於梅永紅的老家湖北黃梅官場來說，聽到這個消息，想必是倍感惋惜吧。

　　原因

　　至於離職原因，眾多猜測總離不開一個“窮”字。

　　今年兩會期間，梅永紅就對媒體直言太累：每天工作10個小時，月收入只有7000塊錢，而下面的縣委書記、縣長一個月收入才3000多，“還趕不上在工廠打工的”。我國的公務員工資多年未漲，加上近些年通貨膨脹，實際收入早已大大縮水。而十八大以來，對官員的問責越加嚴格，收入低、壓力大，在反腐重壓下，灰色收入沒了，一出事，官帽子說掉就掉，這當官的活，看起來真是“吃力不討好”。

　　而今年五月，國務院明確提出“完善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要求在今年6月底，各地工資調整落實到位。不過，按照全國平均水平計算，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月人均實際增資才300元左右。

　　杯水車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這個邏輯來解釋近幾年的官員辭職下海，看起來很完美。

　　潮了?

　　但相比於改革開放以來的幾次官員辭職下海潮，這波官員辭職下海，是不是可以稱之為“潮”，還有待觀察，但有些新特點，更值得關注。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是第一次浪潮。這一時期官員下海主要表現為“半下海”。所謂“半下海”，是指體制內的一種流動，如機構改革後編制的縮減，於是有些官員到部門下屬的單位與企業中去當領導，“充實基層力量”。這個時候，從體制內辭職往民企跳的，不是主流。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辭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這一時期官員“下海”多為“停薪留職”，辭官下海者仍然保留職位，不打破鐵飯碗，一旦“嗆水”，還可回去繼續工作。據人社部的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雖然體制依然給創業者留了後路，但這個時候的確出現了一批響當當的企業家，比如馮侖、陳東升、毛振華等等，這些人比第一波“半下海”的官員，更有企業家的意識，他們創立的不少公司，都成為行業的領導者。這批人，喜歡自稱“92派”。

　　2000年以後，辭官下海掀起第三次浪潮。這次“下海”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機構改革，公務員隊伍進行了重組，精簡編制115萬個。據新華社報道，從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國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屬單位)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領導幹部辭職“下海”。

　　2013年開始，官員辭職“下海”出現又一輪新浪潮。這次“下海”的官員職位較高，廳、處級幹部多，他們不像“92派”，多是白手起家，從蠻荒中拓出生路，他們“下海”後，多是被私企聘去當高管。如今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體制改革司原副司長劉殿奎辭職後，加入陽光保險集團負責醫療健康相關領域。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原副司長張明倫赴陽光保險任職，負責戰略性投資事宜。去年則是國家質檢總局新聞發言人陳熙同出任360公司副總裁，分管市場與公共關系。

　　很明顯，除了看中他們的政府政策敏銳度和把握度外，私企看重的是這些廳局級官員在行業領域強大的人脈資源。

　　所以，這一輪的官員辭職下海，也有不少人擔心變成另一種明目張膽的權錢交易。

　　問題

　　這個擔心並非空穴來風。因為根據現有的《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盈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立法的願意很明顯，就是想斬斷權錢交易的任何可能。但什么是“直接相關”?法律缺乏更明確的界定。從實際的辭職案例來看，對於需求方企業來說，正是看中官員在某個領域深厚的人脈關系，而不少官員辭職後，從事的依然是和原工作業務相關的工作。比如2007年至2014年，廣州共有11位處級以上官員“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統，其中有7人選擇進入房企任職。

　　這中間給老百姓的想象空間的確非常大。

　　所以，一方面要讓紀委、審計署的同志多受累，嚴格做好官員的離任、辭職審計，幹幹淨淨出門，同時有必要將審計結果公開，接受群眾監督。而另一方面，有必要嚴格界定《公務員法》中關於“直接相關”條目，哪些工作領域不是官員辭職應該去的，或者規定年限內不能從事的，是否要列個明確的“負面清單”?考公務員不容易，辭職哪能說走就走?

　　在上個月《既掛冠，更何往》一文中，島叔列了個投票，在“你為什么不選擇離開體制”的選項中，有不少體制內的島友反映，他們留在體制內，就是想為國家、老百姓做點事，並不一定出於對金錢的考量。相信，想在體制內做點事的公務員、企事業工作人員並不在少數，一概以收入低、壓力大、不想幹活來畫個“體制內群像”，無疑是太過粗線條。

　　所以，這會帶出另外一個嚴峻的問題，體制內怎么留住人才?無論是梅永紅還是其他被私企挖走的官員，相信他們的能力自然是無可厚非的。市場需要這些能人，體制內何嘗不需要呢?尤其是整個國家經濟形勢嚴峻，面臨改革爬坡過坎的關頭，多點人才留在體制內是大好事。

　　但問題是，相比於市場更為誘人的收入，更為靈活的幹事創業機制，我們的體制能否在保證一份較為體面的收入和社會地位之外，為“想改革、謀改革、善改革”的幹部營造更多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反腐重壓下生長出的風清氣正的官場生態，同樣要成為蓬勃發展的改革沃土。

　　“人各有志”，梅永紅們的離職是正常的人才流動，我們也希望他們用自己的資源為社會和自我創造更多合理合規的財富。但面對來自市場日漸激烈的人才競爭，其實更應該反問一下，我們的體制做好跟市場競爭人才的准備了嗎?(文/獨孤九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