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我第一次來歐洲，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歐洲長期生活。早在十年前，我就曾在哥本哈根大學修習過近一年藝術史課程，後來又多次借開會和旅行的機會，流竄於歐洲多國。但這次在日內瓦長居，還是對歐洲人的性格有了新的感觸和認識。確切地說，是受到了新的震撼。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我工作的大學要求我到某銀行開設賬戶，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想當然地來到了該銀行總部。結果被對方禮貌地以法語和英語告知，我需要提前打電話預約辦理。我說，明天上午吧。對方再一次禮貌地告知：星期六和星期日銀行都是關門休息的，只能星期一再打電話預約。我只好星期一一大早打電話給銀行，卻又一次被禮貌地告知：能夠預約到的最早時間是星期五下午兩點，無論我怎么央求提前，都不行。怎么樣?甭管你急得多么火燒火燎，對方就是彬彬有禮地堅持著自己的節奏，慢得既喪心病狂又堂而皇之。

　　很多人稱歐洲為“舊世界”，並非毫無道理。這裏各行各業的效率低下和進程拖遝，令性子急的外國人抓耳撓腮，卻又無處發力。這一特點，在過去10年中幾乎沒有什么改變。郵局裏依舊排著長長的隊伍，這是因為大量的物流和經濟往來依然高度倚賴郵政系統來完成。這與欣欣向榮的新世界——或許該以美國和中國為代表，形成鮮明的反差。

　　當我詢問大學的工作人員有些費用是否可以通過信用卡或網絡銀行轉賬繳納，對方給我的回答竟是：不，只能通過郵局彙款。網購業與快遞業也完全談不上繁榮，甚至可以說是蕭索，盡管歐洲各地的大學都在舉辦物聯網和大數據的研討會。在這個世界裏，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的分裂：在科學文化領域，歐洲思想依然站在相當前沿的位置;而日常生活范疇中，傳統的，甚至可以說是古老的生活方式，始終占據著強勢的地位，似乎並未受到外部世界過多的沖擊。

　　我把十年後重返歐洲的這些感觸與日內瓦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些同事們做了交流，其中一位專事科技史研究的教授給出了她的答案：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和歐洲的思想一樣，都建立在對現狀的反思的基礎之上，因而新的變化越多、越快，思想界和日常生活領域的“守舊”情緒就越強烈。所以我所看到的“分裂”，其實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統一。我觀察了一下下半年即將參加的兩個國際學術會議的議題：一個是對美國在國際電信政策領域的影響力的批判性審視，另一個則是對於大數據帶來的倫理困境的討論。沒有歡呼，多是苛責。

　　在某種程度上，浸潤在歐洲思想中的歐洲人的性格代表了與中國人截然不同的另一極。他們用幾乎已被淘汰了的舊款諾基亞手機，穿十分樸素單調的衣服，在郵局和銀行有條不紊地排隊，並將大把時間花費在侍弄陽台上的花花草草上。在令我焦躁和不解的同時，他們卻也不斷消磨著我從“新世界”帶來的銳氣和戾氣。歐洲人的緩慢與保守就如同變幻莫測的當代世界的一面鏡子，以拒斥的姿態提醒我們由科技帶來的變化可能產生的後果，以及與變化相處的另一種可能。 (作者：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