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文摘

“辛亥观”的演变

因此后人的“辛亥观”便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辛亥革命，连同其象征性人物孙中山先生，一百年来一直得到各种不同立场甚至互相敌对的中国人的共同称颂。可以说自清开国以来三百多年历史，两岸三地（加港澳）四方（加海外华人）诸派（所有这几方各自的朝野、体制内体制外与反体制者），有两个人是得到一致推崇的。这两个人都生当“鼎革之际”这种中国历史上最期待英明领袖的时代，即明清之交和清末民国。但他们当然不是蒋介石或其他党国领袖，也并非明末清初包括南明李顺的诸位成功或失败的帝王。

那么这两位大人物是谁？就是南明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与民国的开国元勋孙中山。郑成功反清复明最终失败，孙中山反清立民（国）得以实现，但他们今天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一致称赞。不过同样异乎寻常而且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人们称赞这两位伟人的缘由却大有区别，甚至完全相反：如郑成功，大陆方面认为他驱逐荷兰“收复”台湾，是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台湾两蒋时代称赞他坚持反清复明，“退守”台湾延续明祚并希望“光复大陆”，而后来的“绿营”又视他为与海峡对岸分庭抗礼的“台湾政权”之“开基创业”者。

而孙中山就更是如此了。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党“总理”，国民党对他的崇敬自不待言。共产党对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尊敬，则不仅因为他发动革命推翻帝制，更因为他后来的“联俄联共”（台湾的书上称为“联俄容共”）。有趣的是，台湾的“绿营”很反蒋介石，却也很崇敬孙中山。因为据说蒋“镇压台湾人”，而孙是同情、支持台湾人的：他曾三次到过日据的台湾，作为清朝和北洋政权的反对派人士，那时他与日本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有如他后来的“联俄”，这关系虽不像如今一些“反（辛亥）革命”人士所骂的那样不堪，他也无疑希望台湾人心系华夏，但肯定不会推动台湾投向清朝或北洋，这就可以被“绿营”作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且“绿营”作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获益者，他们也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民主民权事业。甚至因为扬孙抑蒋，“绿营”还借用了大陆的资源。2003年笔者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音像厅，就曾看到那里放映的居然是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孙中山》，而且正好看到孙中山斥责孙科和蒋介石的一节。我想这显然与当时是“绿营”执政有关。

然而另一方面，各方中国人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方面自然是大陆这边更为突出。改革前大陆主要是强调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责备革命派软弱，向袁世凯让权，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等等。改革时代这种官方话语并未消失，但一种相反方向的反思，即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却时兴起来，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起它不仅似乎成了民间思想界的主流，而且也获得了从“革命”思维日益向“维稳”思维转变的官方思想界的逐渐默认。清末立宪日益获得好评，许多人为中国没有走向君主立宪制而遗憾。而更典型的“保守主义”则走得更远，诸如革命不如立宪，立宪不如维新，维新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光绪不如慈禧等等说法都开始出现，有的还很流行。

但有时这些说法也会触忌。古代汉景帝时有著名的“辕黄之争”：辕固生鼓吹汤武革命推翻暴君，皇上担心今人效法就会犯上作乱；黄生谴责汤武弑君造反是乱臣贼子，皇上又担心会颠覆了高祖起兵以汉代秦的合法性。弘扬“革命”不行，斥责“革命”也不行，皇上于是只好下令：“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你们再也不许讨论这种敏感问题了，没人说你们是傻子！就是要讲汤、武，你们就不能谈他们的私生活八卦吗？结果“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大家都不谈“宏大叙事”了。

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面临这种状况。几年前有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由于多人撰写而且左右为难，于是前后两部分显得颇为扞格：前面部分像是“黄生”所写，对慈禧、李鸿章等人给予了深切同情和肯定，在他们面前连康有为都显得是个无事生非的“激进”捣乱分子；后半部分却是“辕固生”笔法，高调赞扬革命，把孙中山谴责专制、弘扬民主真谛的长篇大论演绎得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结果是两头的话都说了却两头不讨好。

目录

第一章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003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004 “辛亥观”的演变

007 “细节化”的辛亥叙事：什么是“政党”？

010 革命还是立宪：也许是个假问题？

014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016 和平的君主立宪可能吗？不可能仅仅因为是满族皇帝？

019 辛亥研究，如今细节是越来越清楚，而背景却越来越模糊了

第二章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

—— “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025 假如辛亥前是汉族王朝？

030 辛亥革命推翻了什么“王朝”？论此王朝并非彼“王朝”（dynasty）

033 “光荣的女王”是个“亡国之君”？

037 “有国王的共和国”与“半封建”帝国的宪政之路

040 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三章 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

047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049 “必然”论与“偶然”论的中国版

053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056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如此仇恨为哪般？

060 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第四章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

——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067 向往“飞天”的传统

071 从“陈荔秋中丞”谈起

075 “法道互补”：“乡愿”人格遮蔽“乡绅”意识

077 从陈兰彬想到刘锡鸿

081 “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家”？

083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第五章 “宏大叙事”与“祛魅”

——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089 晚清的大势所趋

093 既往“宏大叙事”何以不受欢迎

095 “祛魅”重在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在追究动机

097 关于保路运动的“祛魅”

100 要害不在于是否“国有”，而在于如何“国有”

103 在国有、私有的“宏大叙事”背后

第六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

107 “西化”与“现代化”说法的由来

109 “文化”的“西化”与“制度”的现代化

112 太平天国：中国的“西化而非现代化”大潮

115 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民变”

119 “满汉话题”和“土地革命话题”

123 基督教神权国家：太平天国是“邪教”吗？

126 “洋兄弟”为什么翻脸：国际关系好坏并非“文化”问题

第七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中）

133 中世纪式的“西化”与秦始皇式的焚书

137 另类“民变”与另类“西化”：太平天国的总体评价

139 “拳民”与“教民”的由来

144 “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义和团只是“民教冲突”的产物？

第八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151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156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161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第九章 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

——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172 辛亥革命：“好事没做成”还是“坏事做成了”

176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180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182 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民国时期

185 民国经济对印度的“赶超”

190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193 工业化的畸形问题：东北与香港之别

196 逆差中的繁荣：全球化中的民国经济

200 历史的先声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207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208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212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215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219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224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228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232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第十一章 “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239 “革命外交”：“修约”、“废约”和“改约”

241 恢复关税主权与司法主权

242 政治多元化与外争国权的关系

245 中东路事件：“革命外交”的最大挫折

248 “解脱百年枷锁”：对日抗战中废约的实现

附录 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以德招怨”？

255 “半殖民地”色彩的消除

257 中国已经跻身于“列强”？—以入越受降为例

262 中国“列强”地位的一度丧失

第十二章 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

268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271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275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277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

280 20 世纪60 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284 总结：综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十三章 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

第十四章 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二）

第十五章 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