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魯鄭

　　曾在冷戰后預言西方的制度模式是人類最高、最后發展階段的福山，在今天卻說出這樣一番感嘆：“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則出現民主衰退。參與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約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到威權主義，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遇嚴重侵蝕”（《政治秩序的起源》，第4頁）。

　　不過，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曾出現短暫的回光返照般的“阿拉伯之春”。但隨后呈現給世人的則是埃及的軍事政變、利比亞的無政府混亂、敘利亞和也門的內戰、沙特組成的聯軍對巴林的鎮壓以及空前規模涌向歐洲的難民。

　　所以，在這個背景下，當東南亞國家緬甸舉行歷史上第一次公平、公正選舉時，全球包括西方都顯示了少有的冷靜。美國雖然對緬甸的變化極為歡迎，但表態卻極為謹慎。其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Daneial Russel）稱，緬甸經歷了50多年的軍政府獨裁統治，一場選舉并不能重建民主。白宮發言人厄內斯特（Josh Earnest）更表示現在談美國對緬甸的政策變化，還“為時過早”，也不會解除或減少對緬甸的各種制裁。

　　顯然，民主化后的緬甸究竟走向何方，是如同韓國、臺灣一樣，還是會重蹈泰國、埃及、烏克蘭等國家的覆轍，對世界來說仍然是個巨大的問號。

　　今天的緬甸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剛過一千美元，基礎設施落后，社會貧富差距很大，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其腐敗程度全球倒數第二，僅好于無政府的索馬里（隨后則是年輕的民主國家伊拉克和老牌民主國家——民主了兩百多年的海地）。更嚴重的還有激烈的民族沖突和國家認同挑戰，各方內戰長達幾十年。

　　應該說，緬甸之所以走向民主，是因為實行了五十多年的軍政府模式的失敗，是希望通過民主來解決自身的問題。然而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表明，民主和促進經濟發展并沒有相關性，倒是經濟發展之后再實行民主，則往往更為穩固。也就是說，對于成功的國家而言，民主不是經濟發展的因，反而是它的果。

　　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有“兩個凡是”規律：凡是成功走向現代化的國家或地區，都是在工業化完成之后才實行普選民主的，無論老牌的民主國家英法美還是后起的韓國、臺灣；凡是工業化完成之前就實行普選式民主的，沒有一個成功的，不管是印度、菲律賓還是眾多非洲國家，都是如此。當然，也有新加坡實現現代化后仍然一直堅持自己東亞特色模式的。也就是說實現工業化并非走向民主的充要條件。

　　顯然，沒有人會指望緬甸來打破世界近代以來已經證明了的鐵律。原因也不難理解，雖然任何國家都可以搞普選民主制，但民主制度要想良好運轉是有許多前提條件的。比如成型的國家制度，中產階級為主體，良好的法治體系。西方就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的。但緬甸大選結果還沒公布，民盟領導人昂山素季就已經聲稱：“如果民盟獲勝，我的地位將會高于總統”。“民主之母”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人。

　　這里需要多說幾句的是中產階級。自從摩爾在《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提出“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它就成為西方民主化理論的金科玉律。確實，一個國家如果中產階級占少數，由于害怕被窮人瓜分財產，反而傾向于反對民主。這就是泰國80多年的民主悲劇和鬧劇的根源。在泰國城市中產階級，構成了民主的反對力量。因為泰國的中產階級占人口的30%，他們提出了極端荒謬的政治主張：70%的國會議員和官員靠任命，30%的靠選舉。

　　今天的西方，民主之所以遇到挑戰，從外部講是中國的成功，內部看則是中產階級的加速萎縮。福山在談到民主的未來時，就曾憂慮地提出：“假如中產階級逆轉，開始萎縮，自由民主制將會怎樣？”他進而指出這個過程在發達國家可能已經開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收入差距有大幅增加。最為顯著的是美國，那里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在1970年占GDP的9％，到2007年則增加至23.5%。相反自1970年代以來，中產階級的收入一直停滯不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辦的《金融與發展》雜志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群體占有全國財富之比到2009年升至40%，而80%處在社會中下層群體僅享有全國財富的7%。Huffington在其專著《第三世界的美國》（Third World America）提到，每個月就有12萬個家庭破產，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消亡。

　　其他國家如德國根據經濟研究所統計，從2000年至2007年，德國在收入中間值70%至150%范圍內的中產階級人口占比從62%降至54%。

　　當西方社會中產階級逐漸成為少數之時，西方的民主制度就走進歷史。民主的發源地前景都如此不妙，何況零起點的緬甸呢？

　　緬甸另外一個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則源于它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且民族矛盾相當嚴重。

　　緬甸共有135個民族，其中緬族占人口總數的60%，各民族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先后涌現出幾十股大大小小的少數民族武裝，在邊境地區與中央政府進行武裝對抗，到現在民族之間的戰爭尚未平息。截止20世紀末，共有17支民族地方武裝與緬甸軍政府簽訂了和平協議，其中12支武裝的轄區被編為“特區”。各少數民族地方武裝“擁兵自重”，形成了“國中之國”的地方割據，導致緬甸國內政令不通，貿易難行，毒品泛濫，使“特區”實際上成為阻礙緬甸經濟發展和影響政治穩定的重要障礙。

　　從全球歷史來看，一個多民族國家在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必然分裂。就是已經建立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同樣解決不了國家認同問題。英國統一三百多年了，蘇格蘭仍然要獨立，加拿大的魁北克也是如此。

　　民主和國家統一的關系，多年來一直被公知徹底誤導。比如什么大陸不民主，兩岸不統一。但事實上，任何一種制度都解決不了多民族國家的認同問題。因為國家認同或者民族認同和制度無關。對于臺獨人士來講，大陸實行什么制度都改變不了他們的獨立立場。正如今天的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一百多年來都在追求獨立，不管國家是法西斯制度還是民主制度。

　　有的人或許會辯解說，民主固然無益于建立民族認同，無法維持國家統一，但至少可以和平分手。但這種案例僅限于有限的國家，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大多數國家要么是暴力統一要么是暴力獨立。美國就是通過暴力實現獨立也是通過暴力維持統一。上世紀末南斯拉夫則是在民族仇殺的血腥中解體。已經兩次實行公投的加拿大，也沒有放棄武力維護國家統一。1971年10月，當魁北克獨立勢力殺死兩名官員后，特魯多總理立即派軍進入，并宣布戒嚴，逮捕大量的無辜民眾。2003年前加拿大總理克瑞祥（Jean Chretien）的傳記出版。在這本書中，前加拿大國防部長David Collenette就透露說，武力解決主權問題仍是加拿大政府最壞的打算。萬一輸了公投，聯邦軍隊會以保護聯邦政府在魁北克的資產為由入軍。現在加拿大更規定魁北克獨立需要聯邦和其他省認可，公投不管結果如何，都必須得到聯邦政府的批準。

　　緬甸實行民主化后，各民族會打著民族自決權的旗幟，更加公開和猛烈的追求獨立，這往往又不被主體民族所接受，新生的民主恐怕將淹沒于種族仇殺的血泊之中。

　　緬甸還有一個獨特的因素：即軍方的存在和昂山素季特殊的身份。雙方如何互動，在這個基礎上國家如何運作，也將決定著緬甸的民主命運。

　　緬甸軍方長期執政，其權力和利益基礎根深蒂固。雖然軍方在國內外壓力下走向民主，但仍然留下許多伏筆。比如緬甸軍方不僅擁有不經選舉即可產生的國會四分之一席位，對緬甸憲法修正及重大事務的一票否決權以及總統候選人的提名權、緬甸國防部長、內政部長和邊境事務部長的任命權。緬甸軍方擁有憲法賦予的最終裁決權。而且事實上，緬甸國防和安全委員會被認為比議會擁有更大權限。憑借此種安排，它不僅可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也將在緬甸新政府運作和國家未來發展方向上有發言權和決定權。軍方和民選政府如何互動，將考驗著各自的政治智慧。不過，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中央執委會秘書長、民盟發言人那溫（Nyan Win）此前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若在選舉中取得大勝，民盟將推翻1988年以來軍政府主導的所有法律。如此強硬，實非緬甸民主之福。

　　更重要的是，目前這種制度安排，將使任何一個政黨都很難過半，單獨執政。民盟在緬族人口占多數的緬甸核心區贏得絕大多數席位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想要在少數民族占多數的撣邦、克欽邦、欽邦、克倫邦、孟邦、克耶邦等地區大勝絕非易事。畢竟，在這里當地的少數民族政黨也有著強大的政治影響力。這樣最終出現的只能是聯合政府——如果民盟不過半，甚至是軍方主導的聯合政府。西方和世界各地的經驗也表明，聯合政府極易解體，引發政治動蕩。

　　昂山素季由于丈夫和兩個兒子均是英國籍，根據現行憲法，她無法擔任總統。假如日后想修憲，就必然要先過軍方這一關。另外，民盟推出的領導人如何與想垂簾聽政的昂山素季互動，同樣是一個重大的挑戰。畢竟，以烏克蘭為例，即使同一黨執政，總統和總理也因利益和理念不同而常常反目成仇。

　　根據包升剛先生所著《民主崩潰的政治學》，如果一個國家選民政治分裂嚴重，民主制度則極易崩潰。很不幸，緬甸就屬于這一種。

　　可以說，本來新生的民主就非常脆弱和不穩定，再加上緬甸特殊的政治生態、民族矛盾沖突、貧窮和經濟困難，緬甸民主之路恐怕兇多吉少。

　　對于軍方而言，漸進式的民主轉型設計（2003年啟動，七步走規劃，長達十二年以及軍方掌握四分之一的議席）固然是考慮到轉型期的高風險，但更主要的原因則是坐等民選政府出錯或者無力解決國內尖銳而復雜的矛盾。等到民意發生變化，軍方無論是通過政變、“選票”或者憲法規定（據現行緬甸憲法規定，緬甸軍方有權力在特殊情況下接管國家政權），都將重返政權一線。就如同今天的泰國和埃及。屆時西方出于現實以及對中國的遏制，也不得不予以接受。相信這一幕并不會久遠。緬甸民主的命運，實質在啟動的那一刻就已注定。緬甸將再一次以它的實踐提醒世人，不畏艱難探索一條適合自己而不是惰性般地照搬他人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最后要說的是，緬甸一直是中國長期友好、關系密切的鄰國，也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參與國，而且昂山素季對華的立場也十分務實，早就超越意識形態。所以中國自然希望緬甸穩定，能夠渡過高風險的轉型期。事實上，中國完全能夠在緬甸的轉型過程中發揮相當的正面作用。比如，已經有少數民族呼吁中國參與斡旋緬甸的民族和解談判。而當矛盾激化時，中國則可以施加影響令各方保持克制，尤其是軍方。然而，中國最重要的作用則在于幫助緬甸的經濟發展。只要緬甸的經濟持續得到改善，就能促進該國的穩定，進而順利的度過轉型期。從這個角度講，在中國的幫助下，緬甸或許能創造一個奇跡。畢竟，歷史雖然是必然的，但也充滿了太多的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