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的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被稱為“中非合作的一座裏程碑”。在這個峰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宣布，中方願在未來3年同非方重點實施涵蓋了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基礎設施、金融、安全等各個領域“十大合作計劃”。為支持這十大計劃，中國將給予非洲6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

　　贊揚聲是預料之中的，由於這一援助承諾確實真金白銀，連習慣性抹黑中國的西方媒體也難得客觀了一回，“新殖民主義”論調雖然還在唱，卻已流於自言自語，少了很多力氣。

　　再看國內的輿論界，除了正面的支持和贊揚，當然也少不了一如既往的老調重彈：有錢給非洲，沒錢建希望小學?有錢給非洲，沒錢補貼農村?有錢給非洲，沒錢解決看病難?……總之一句話，亂花納稅人的錢!

　　老調當中的新曲，來自某個畫中有話的圖說——政府有錢給非洲是嗎?看看那時的中國人民怎麼過的吧!

　　雖說是新的表達方式，但究其根本，也還是老調。總的意思還是說，中國援助非洲是政治投機，甚至是領導人面子工程，不符合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非關系的本質是什麼?到底應該怎麼理解?既然幾千億美元的錢都已經掏出去了，新的一筆600億也即將付出，都不是小錢。借此機會，將這個問題做一個認真梳理，實屬必要。

　　一、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曆史起源

　　中國與非洲的關系，追根溯源，要從19世紀歐洲對非洲的大瓜分說起。

　　西方的全球征服曆史，始於15世紀末，在16世紀到18世紀主要是對美洲的殖民，而19世紀則是對非洲的全面瓜分。按照正常的演進邏輯，到了20世紀，如果沒有發生歐戰，就將是對亞洲的全面瓜分。所以，中國清朝末年西方列強在中華大地上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是非洲模式的重演，而中國原本也並無逃脫帝國主義魔爪的機會，注定會與非洲同樣結局。

　　舊式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進程，由於20世紀的帝國主義混戰而終止，這一長達四個半世紀的全球征服史所留下的遺產就是：美洲全部被瓜分而且舊文明被消滅，非洲絕大部分被瓜分，亞洲的瓜分未完成。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的幸運。19世紀後期法國在塞內加爾開創了一種新的侵占土地的方式，即以種植花生或油棕櫚的農場為前進基地，利用藥物治療熱帶疾病，利用當地土著組成雇傭軍隊，沿主要河流向腹地推進。這種方式遠比英國的沿海滲透方式有效，於是成為各殖民國家共同采取的擴張模式。據史學家統計，在19世紀的頭75年裏，西方國家平均每年占領21萬平方公裏的殖民地(約一個白俄羅斯)，而在後25年裏，平均每年占領62萬平方公裏殖民地(約兩個意大利)。1884年，當時的新興帝國德意志主辦了“柏林西非會議”，為新老列強的海外殖民征服制定了基本規則，創造了新的開拓方法，大大加速了殖民擴張的進程。從1885至1900年，歐洲國家即完成了對非洲的瓜分。

　　按照當時的擴張速度推算，一旦全面轉向中國，完成對整個大清領土的瓜分，也不過就是十幾年時間。

　　1898年1月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在《上清帝第五書》中警示光緒帝：“夫自東師辱後，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昔視我為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非洲黑奴矣;昔憎我為倨傲自尊者，今則侮我為聾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勢保護諸例，只為文明之國，不為野蠻，且謂剪滅無政教之野蠻，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無事者，泰西專以分非洲為事耳。今非洲剖訖，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為說。”

　　這段文字准確地刻畫了當時的形勢。19世紀的殖民國家將非洲稱為“最後一塊大陸”，是因為它們還不敢夢想能夠侵吞掉中華帝國，關於偉大的東方文明的曆史記憶還在，對大清王朝的虛弱本質尚未看清。但是，經過了中日甲午一役，形勢陡變，中國在列強眼中已與非洲無異。1900年前後，西方各國派駐中國的大使，不再以“中國通”為主，因為沒有必要了，幾乎都換成了原駐非洲的使館官員，因為這些人在非洲的征服和瓜分經驗才是最需要的。“今非洲剖訖，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為說”，在世紀之交，西方已做好了各種准備。

　　此後的曆史眾所周知。20世紀前十年的“清末新政”是中國自上而下救國方案的最後一次努力，但無果而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民國成立，清廷退位，救亡圖存的曆史使命落到了人民的肩上，只能靠自下而上的武力統一了，於是群雄並起、烽火連天。

　　如果歐戰沒有“及時”爆發，如果列強繼續其自柏林會議之後減少內鬥、一致對外的擴張策略，依中國當時嚴重的內亂程度看，最後的亡國應不會晚於1920年。

　　由於最後沒有亡國，也沒有像非洲那樣成為破碎的列國(fragmentedstates)，官方史學將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中國定性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嚴格講，這裏“半殖民地”一詞真正的含義其實就是“全部殖民尚未完成之地”，與非洲之間只有進程上的差別，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因為即使是非洲，也有埃塞俄比亞、利比裏亞等幾個地區未被完全殖民，所以並不能用中國有很多地方從未遭到外國侵入來說明中國不是殖民地。孫中山曾說：“中國不是一國的殖民地，而是所有國家的殖民地”，這是更為准確的一個說法。

　　將20世紀初的中國視為19世紀末非洲的翻版，也就理解了中國與非洲之間最深的那一層關系。1949年成立的新中國，與二戰後紛紛擺脫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本質完全相同，都是民族解放運動的產物、人民革命的結果，共同代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

　　這就是中非之間“兄弟”關系的來源，難兄難弟，共同的曆史遭遇。

　　二、中非命運共同體的現代發展

　　12月4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發表的《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中寫道：“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半個多世紀以來，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非始終是風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與共的好夥伴、肝膽相照的好兄弟。中非傳統友好深得人心，已成為中非雙方的寶貴財富。長期以來，中非雙方堅持真誠友好、平等相待，這是中非關系曆久彌堅的精神內核。新形勢下，中非雙方將在此基礎上，致力於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為中非關系賦予新的內涵，注入不竭動力。”

　　略帶文學化的語言，其實也深刻地描述了現實。“半個多世紀以來”，也就是二戰後，也就是“第三世界”出現之後;而“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非始終命運與共，就是說無論世界格局如何變化、陣營如何劃分，中非始終都在同一個陣營，即“第三世界”陣營、人民國家陣營、反帝反殖陣營。

　　半個多世紀前的世界，東西方兩大陣營已經形成，冷戰開啟。表面上，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是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而真正的本質，其實是“第三世界”政治新的進程。新中國屬於1955年的萬隆，不屬於1947年的華沙，這一本質，長期以來被“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含混概念掩蓋了。

　　二戰後形成的北大西洋集團和蘇聯-東歐集團，分別稱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但其實都是殖民國家，不包括任何一個前殖民地國家。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二戰的結束並未宣告帝國主義的終結，新帝國主義剛剛化繭成蝶，也包括前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兩大集團的對峙，同時仍劍指亞非拉殖民地，躍躍欲試要展開新一輪爭奪，與曆史上的帝國主義戰爭並無本質不同。

　　之所以這一本質被掩蓋了，是因為大多數剛剛獨立的亞非拉前殖民地國家，在建國後也都實行了社會主義，結果， “第三世界”與“第二世界”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了，都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其實，“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與“第二世界”的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從傳統國家(部落、村社、王朝、帝國)，利用馬列主義這一意識形態工具，轉型成為新式的民族國家。而後者則是在早已建成的民族國家當中，實行基於馬列主義理論的社會制度。

　　歐洲國家早在17世紀中後期就建立起“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本質上是國王世俗權力對羅馬教皇神權體系的顛覆，與人民大眾無關，不需要大規模的社會動員，通過“誰的王國，即誰的宗教”(cuiusregio,eiusreligio)這種發生在最高權力層之間的政教分離，即完成了民族國家的框架建構。但在反抗西方殖民統治的武裝鬥爭中建立的新式國家，卻是人民解放運動的產物，是充分政治化的，充分運動化的，最根本的訴求體現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而作為馬克思主義一部分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十分貼切地迎合了這個根本訴求。

　　以最不發達的黑非洲各國為例。在埃塞俄比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該國的農業集體化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國家領導人告訴人民：我們必須阻止富農階級的形成，否則這個階級會滋生一種破壞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正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成功讓人民相信：剝奪私人農場主、建設國營農場是經濟組織形式的革命和進步，因為國營農場創造了無產階級，所以促進了社會主義事業，另外國營農場還有助於實行集中的計劃經濟，提高生產效率。

　　更大的政治作用在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還說明了為什麼剛剛獨立的非洲國家要實行一黨制，而且要致力於建設嚴肅的、由精英分子組成的“先鋒黨”，而不是社會民主黨。而正是通過讓先鋒黨同其它民族組織和地方團體相結合，以及利用婦女、青年組織、工會、居民委員會、鄉村農民協會、公社與合作社、企業的工人委員會、各種群眾團體以及民族運動，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功促進了公眾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

　　據資料，從1955年至1990年，非洲先後有34個國家實行各類社會主義，約占非洲國家的三分之二。一類是“阿拉伯社會主義”，主要是北非的埃及、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國;另一類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如埃塞俄比亞、貝寧、剛果、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韋等國;再一類是“非洲社會主義”也叫“村社社會主義”，包括馬裏、幾內亞、加納、坦桑尼亞、贊比亞、馬達加斯加、索馬裏、幾內亞比紹、肯尼亞、佛得角、塞舌爾、紮伊爾、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國;還有一類是“民主社會主義”，有早期的毛裏求斯、塞內加爾以及1979年之後的突尼斯，1989年之後的莫桑比克、剛果、安哥拉等。

　　但無論分為多少類型，都屬於“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第二世界”的社會主義，都是殖民地獨立運動的繼續，而絕無新帝國主義的色彩。

　　毫無疑問，中國也是“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第二世界”的社會主義。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中蘇分裂，為什麼中國會在60-70年代發起團結第三世界共同反對“美蘇兩霸”的國際鬥爭。

　　所以，歸根結底，中國與整個“第三世界”、與非洲國家之間的命運共同體聯系，與其說是一種主觀選擇，不如說是一種客觀注定。中國不是殖民國家，而是殖民地國家;中國不是霸權國家，而是亞非拉國家;中國不屬於“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只屬於“第三世界”。這都是客觀現實，那種總覺得中國更應該和西方國家保持一致、不應該再提“第三世界”、不應該再與非洲國家互稱朋友的種種論調，是完全忘記了曆史。

　　這就是中非之間“朋友”關系的來源，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共同的政治陣營決定了相互的緊密關系。

　　三、中非命運共同體的當下意義

　　如前所述，大部分非洲國家在獨立之後都實行了社會主義，而正是這個獨特的“非洲社會主義”，讓中非之間的當下關系帶有了一種新的意義。

　　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是：非洲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大多數都失敗了，很多國家是越搞越窮。截至2015年，全世界經聯合國批准的最不發達國家共45個，非洲國家32個，占71%，其中大多數都是“非洲社會主義”國家。

　　鄧小平曾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針對非洲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他在1988年5月18日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提出建議:“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於搞社會主義。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麼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

　　1985年8月的一天，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據當時擔任翻譯工作的張維為教授回憶：談話一開始，鄧就用很肯定的口氣對穆加貝說，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時間，中國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鄧一口氣用了三個“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樣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搞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然後他又說，中國“從1957年開始，有一點問題了”…“我們的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反對資產階級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過分了。”…“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後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極端，極左思潮泛濫。”

　　在中國改革開放起步初期，鄧的這些談話，已經反映出中非之間在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的新的關系。

　　首先，有了從1949年到1956年這段事情“做得非常好”的時期，又有了1957年之後直到文化大革命這段出了問題的時期，剛剛轉向改革開放的中國，雖然尚未達到後來的驚人成就，但已經確信自己找到了正確的方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再者，對自身正反兩方面經驗進行了深刻總結之後，中國已經有了“過來人”的資本，已經能夠看清楚非洲社會主義的失誤所在、問題所在，已經可以在提供經濟援助的同時分享自身的寶貴經驗並給出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議。而且，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完全是獨立自主進行的，既沒有依靠外國的指導，也沒有照搬現成的理論，因此，所有的經驗教訓都是真真切切的，對於非洲國家十分適用。

　　重要的是，中國在與非洲國家分享這些經驗教訓時，完全是真誠的、無保留的、基於兄弟和朋友關系基礎之上的。這一點，與西方國家和前蘇聯都大不相同。歸根結底，殖民國家與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關系，永遠包含著剝削和壓榨，永遠不可能有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

　　上世紀七十年代南美左翼作家、泛非運動者瓦爾特.羅德尼的著作《歐洲是如何讓非洲不發達的》，首次深刻揭示了這層關系，他在書中寫道：“有必要再次強調，發達與不發達並非只是相互比較而言，兩者之間有一個辯證關系：也就是說，這兩者相互產生、相輔相成。西歐和非洲的關系，主要是確保財富從非洲到歐洲的轉移。…在四個半世紀裏，非洲讓西歐發達，而西歐讓非洲不發達，兩者是等比例的。”

　　而中國與非洲之間，從來沒有這種關系，在毛澤東時代是相互幫助，在鄧小平時代還是相互幫助。在此次中非峰會上，南非總統祖馬表示：“當中國來到非洲與我們合作的時候，我腦海裏第一次開始憧憬非洲的未來，這是以前西方國家殖民非洲時我從來不敢想象的。”“西方國家曾經在非洲大陸掠奪資源，他們應該承認之前做過的事情，部分西方國家就是依賴非洲的資源而致富。”

　　對於這一點，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總認為西方正確、中國錯誤的人，永遠看不清。

　　從1985年到現在，又過了30年。今天的中國已不僅是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綜合國力上超過了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真正的世界大國。

　　與鄧小平時代相比，今天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對於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應該如何搞社會主義等問題，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積累了更多的經驗。

　　在這種新的形勢下，中國與非洲之間在過去兄弟加朋友的基礎上，又有了更好的條件和基礎，來發展一種戰略性的合作夥伴關系，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這就是習近平時代中非之間“夥伴”關系的意義。

　　綜合上述，可知中非之間“朋友+夥伴+兄弟”並非隨便一說，而是包含了很深的曆史和現實內涵;也不是只有經濟援助和貿易往來這些表面，而是包含了大量國際政治和戰略內容。只有看到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中非關系的曆史和未來，才不會輕率地用金錢數字評判雙方的一切。

　　誠然，即使是“兄弟+朋友+夥伴”，中非之間也不可能沒有問題和困難。重要的是，只要認識到中非關系的特殊性、唯一性、無可替代性，就會堅定地向前一步步走下去。

　　習近平說，中非之間“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中非合計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一旦20多億人“兄弟同心”，世界將會怎樣? (作者：子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