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克裏向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敘利亞問題上關於巴沙爾政府“不必更迭”的表態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隨後不久，包括美國和俄羅斯等大國在聯合國共同提出了關於敘利亞問題的“共識”和倡議，讓國際社會似乎看到了敘利亞問題解決的希望。
敘利亞問題“最終解決”
作為中東地區的“域外大國”，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一舉一動，牽動著國際社會與地區相關當事國的神經。從某種程度上講，敘利亞問題的開啟與最終解決，離不開美國的幫助與介入。所以當美國國務卿克裏主動發出要求“和解”的倡議之時，世界范圍內對於敘利亞問題最終得以解決的樂觀估計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應當看到的是，克裏的表態也許讓原本混亂的敘利亞外交亂戰增添了幾分“和解”之色，但是我們也要詢問一句，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的表態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換句話說，國務卿克裏代表美國在敘利亞問題上立場的退讓，多大程度上能夠被視作敘利亞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變量”?
在展開論述前，我們需要明了敘利亞問題“最終解決”的明確定義。
在政治層面，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盡管各方給出了不同的“先決條件”，並且根據自己的戰略意圖進行了謀劃和布局，但是“最終解決”無外乎要有三個層面的實踐：在敘利亞政府層面，組成一個包括敘利亞國內外各個勢力，或者是起巨大作用的絕大多數政治勢力，都可以接受和承認的政府構成;在敘利亞國家層面，要維護敘利亞國家的領土主權和完整，包括各個地區國家和域外國家對於敘利亞各種理由的幹涉和介入，要么完全停止，要么需要得到敘利亞政府尤其是普遍接受的“合法政府”的認可;在國際層面，敘利亞新成立的政府需要得到包括國際主要大國和主要的國際組織在內，在外交上的普遍承認。換句話說，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在政治上需要成立一個各方都能夠認可的廣泛政府。
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同樣離不開軍事層面的要求。在軍事上，敘利亞當前仍然肆虐的內戰和各個以各種借口在戰場上廝殺的政治軍事派別，需要“放下屠刀”，接受統一的改編和安排。這樣就涉及到了“政治層面”，即需要有一個各方普遍接受的“政府”來進行和推動此項任務，並且能夠得到敘利亞國內各個其他武裝團體的接受，更要得到地區其他國家和域外大國的認可和幫助。從這個意義上講，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同樣意味著和平能夠重新回歸這片飽受戰火蹂躪的土地之上。
當然，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仍然離不開一些其他因素的幫助，比如經濟上對於敘利亞戰後重建的援助，各個民政事務的支持和介入。這是一個囊括經濟、社會、交通、教育、醫療等等諸多方面的巨大方案，恐怕就不只是美國或者俄羅斯等大國能夠單獨負擔的，而是需要集合國際社會的巨大力量進行協調和溝通，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理和幫助下實施。這又需要我們明確各個相關介入和幫助國家的責任和義務，避免各個國家的幫助和支持演變成各個地區國家力量之間關於政治角力的鬥爭。
複雜的力量對比
當然了，我們所說到的“援助”和“善後”，都是待到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尤其是政治和軍事上的最終解決後才可能實現的。而敘利亞問題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最終解決”，其中的關鍵，也是難點，是在於政治上尤其是“合法政府”概念的接受上，如何協調和平衡各個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間的觀點與矛盾。
眾所周知，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後，包括中東地區國家和美國、俄羅斯、歐洲在內的西方國家，在敘利亞問題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陣線”。以美國和土耳其包括沙特等海灣國家為首，以“敘利亞之友”為平台，在外交和政治上試圖將巴沙爾政府“非法化”，以此向巴沙爾政府施加壓力，希望促成其在國內政治上的倒台;在國內層面，在地區國家的支持之下，一大批敘利亞反對派政治團體紛紛在土耳其、歐洲和其他海灣國家建立和遊走，爭取資金和輿論、道義上的支持;在軍事層面，一大批反政府武裝團體，包括較為溫和的“敘利亞自由軍”和激進乃至極端的“伊斯蘭國”“勝利陣線”等也隨之興起，伴隨著地區民族主義武裝團體的建立，比如敘利亞東北部庫爾德地區的“民主聯盟黨”武裝;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國際和地區勢力對於敘利亞內政的介入，包括土耳其、沙特、卡塔爾、伊朗乃至黎巴嫩都對敘利亞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幹涉和介入，向敘利亞各個武裝派別予以支持或者直接派兵力挺。
從根本上講，這些亂象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敘利亞當前並不存在一個統一接受的“合法政府”，所以在亂局之中，不同政治勢力和地區國家，都根據自己的喜好和戰略利益確定各自的合作對象，謀劃敘利亞的政治未來。從這個方面上講，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首先需要在“政治對象”上尋求統一性。
美國和“敘利亞之友”盟國長期以來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求“巴沙爾政府必須下台”。這也成為2011年以來敘利亞和談相關問題的重要障礙。畢竟，一個仍然控制大馬士革、霍姆斯、拉塔基亞、德拉等大城市並且擁有較強軍事力量的政府軍，很難主動放棄自己的“硬實力”轉而尋求政治上的退讓。而包括俄羅斯、伊朗在內的地區和域外國家，也視巴沙爾政府的存在為地區穩定的重要前提，在此情況下，很難想象相關國際和談和外交接觸會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當克裏主動暗示，不再尋求巴沙爾政府倒台為“前提”之時，敘利亞問題的最終突破就很有可能迅速來臨。一個能夠被其他地區國家和美國視為“談判對手”而不是“非法政府”的敘利亞巴沙爾政府，在談判桌上才可能會有這更為實質性的內容的交流與溝通。
克裏說話算數么?
但是我們在保持著樂觀的同時，也不禁要問兩個問題。
一方面，克裏的話語是否代表了美國國內的“唯一意見”?我們知道，美國外交政策，有些時候並不是完全統一的“整體”，包括美國國務院、白宮、五角大樓甚至情報部門，各自在相關關鍵的國際問題上都有著自己的立場和期望。在曆史上諸多重大的國際事件上，相關部門之間意見不統一乃至“相悖”也並不罕見。當克裏興致勃勃地表態，並且在外交領域予以推動之時，能否得到在敘利亞問題上起更大作用的情報機構和軍方的支持，現在仍未可知。
另一方面，即使美國的態度同克裏完全一致，那么能否認為在“敘利亞之友”這樣的“反巴沙爾陣營”中，就能夠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從2013年“敘利亞化武危機”到今年“伊朗核協議”的最終促成，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尤其是對於沙特、以色列、卡塔爾和土耳其這樣國家的影響力，恐怕已經下降許多。無論是沙特在不久前組成“反恐聯盟”，還是埃及和海灣國家力圖重建“阿拉伯聯軍”，再到土耳其出兵伊拉克，我們不能認為美國“毫不知情”或者是“毫無關聯”，但是我們需要確認的是，沙特、埃及、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國都漸漸轉而依靠自己的力量維系自己的安全。
無論是沙特、以色列、土耳其還是卡塔爾，都對美國在中東的“抽身”，尤其是美國和伊朗的“和解”大為不滿。對於沙特和以色列等國來說，伊朗才是自己最為憂心、也最為直接的“心腹大患”。當沙特薩拉曼國王上任後，其外交政策愈發以“遜尼派-什葉派”意識形態劃線，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和學界人士對於奧巴馬外交政策尤其是中東政策的“軟弱”批評日益劇烈。從這個角度上講，美國在中東盟友中的威信似乎遠不如前。
作為當前中東角力的關鍵，敘利亞問題上各個不同派別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其背後，對於地區國家尤其是海灣國家和土耳其來講，恐怕都涉及到“伊朗因素”。將敘利亞視為伊朗“擴張”的地域，因此不遺餘力要求巴沙爾政府下台，才是這些國家真正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當前具備了“說大話”的條件。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已經不再有大規模的武裝介入(當然了，特種部隊和訓練人員除外)，其中東政策更多的是以“情報支持”為主，這種背景下，美國能夠輕松的轉變立場，尤其是在當前美國同樣面臨“反恐壓力”之時，在敘利亞問題上做出讓步，換來一個各方能夠接受的結果，也是美國政策的心願。
所以，克裏的表態，可以認為是美國對敘利亞政策的重大變化，而且在外交上，由於美國在國際社會外交領域的關鍵作用，確實可以對敘利亞問題的最終解決起到促進作用。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敘利亞問題“最終解決”的諸多層面，恐怕仍然不能忽視地區國家如土耳其、沙特、卡塔爾和伊朗的意志。在美國對中東盟國影響力衰退的現實情況下，克裏的話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成敘利亞最終和平的到來，我們恐怕仍然不能太過樂觀。 （作者：王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