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戰後國際秩序”，這是個很大而且相當複雜的問題。一直以來，國際上一些知名學者和政治家都在探討這個問題，希冀從中獲取曆史發展的軌跡和經驗教訓，如實認識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和時代的變遷。

　　二戰後：積極主導者

　　二戰即將結束之際，為創建一個不同於戰前的國際秩序，美國未雨綢繆，大力推動成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國際組織，試圖從政治安全、金融和經貿三個方面引領世界。

　　此時，英、法等歐洲國家實力下降，蘇聯遭受戰爭嚴重創傷，中國行將陷入內戰，唯有美國遠離戰場，最後參戰，保存了最強的實力。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方面，美國均位居首位。因此，它主導啟動戰後國際秩序的建立，順理成章。包括聯合國在內的這些國際組織的先後成立，標志著戰後國際新秩序已具雛形。《聯合國憲章》　確認主權平等、反對使用和威脅使用武器、維護任何國家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以及不幹涉內政等原則，表明聯合國是一個新型國際組織，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得到反法西斯陣營各國的普遍贊同。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當時說服蘇聯和英國，堅持中國也應是創建聯合國的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不論當時出於何種動機，都應予以高度評價。

　　在聯合國成立大會上，杜魯門總統充分肯定聯合國及其憲章的裏程碑意義，並告誡世人說：“我們大家必須承認——不論我們的力量多么強大——我們必須放棄那種經常為所欲為的極端自由。沒有一個國家或區域性的集團，可以或者希望以損害任何別的國家而獲得任何特權。”杜魯門的話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在踐行《聯合國憲章》過程中，大國可以、也應該發揮更大作用，甚至某種形式的主導作用，但千萬不要“為所欲為”、“妄自稱大”，更不能背道而馳。

　　冷戰：一個負面角色

　　但好景不長。1946年，冷戰爆發。當年3月，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著名演說，拉開了“鐵幕”和東西方兩邊的對立。次年，杜魯門進一步發展丘吉爾的“冷戰理論”，提出“杜魯門主義”。一般認為，“杜魯門主義”是美國外交政策一個新的“急劇轉變”。蘇聯認為，“杜魯門主義”是美國對蘇聯控制地區及其擴張的一個公開威脅，是對別國內政的幹涉。很多學者認為，這是美蘇之間“冷戰”正式開始的重要標志，是二戰後的大國主義典型。從此，世界便“一分為二”，進而又“一分為三”，即在“鐵幕”的兩側，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和所謂“東西方對抗”，後來，又出現了“不結盟運動”群體和“三個世界”理論。這一時期，美國在戰後國際秩序方面的“積極角色”開始發生了向“負面角色”的演變，聯合國已成為美國利用的工具。

　　戰後初期構建的國際秩序，在兩大陣營中各自做出不同解釋，采取不同的實踐。美蘇兩大盟主都力圖控制自己的盟國，推行自己的國際秩序。兩大陣營政治沖突不斷，軍事緊張對峙，經濟貿易很少往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經曆了美攻蘇守、蘇攻美守、互有攻守的曆史時期。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三個世界”理論，還有舉世矚目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這是冷戰時期的一大亮點，是國際秩序與時俱進的發展。它們不僅充分肯定、而且大大豐富和發展了《聯合國憲章》精神，順應了時代的訴求。

　　在這個漫長的曆史時期，美國仍占優勢地位。但是，1955年朝鮮戰爭結束，美國沒有打勝一場局部戰爭。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泥潭，以失敗而告終。特別是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宣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從此，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作用已經大大下降。

　　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營曆經波蘭、匈牙利、捷克事件，內部矛盾逐漸積累。中蘇兩國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日趨表面化。“為了美國的利益”，美國開始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和中國接近，這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1972年，尼克松總統正式訪華，中美關系開始逐步走向正常化。美國和蘇聯為爭奪國際秩序主導權的鬥爭，由於蘇美中大三角關系的變化，美國略勝一籌。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鏖戰十年，最終撤出阿富汗。從此，蘇聯走向衰敗的道路，終至解體。美國從而又鞏固了它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

　　面對“《聯合國憲章》+”

　　蘇聯解體後，東歐國家紛紛加入歐盟和北約，世界格局發生急劇變化，美國國力也顯著上升，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這時的美國，幾乎得意忘形，用知名專家福山的話來說，“資本主義已經戰勝社會主義”、“曆史已告終結”。小布什總統甚至公開宣稱：美國的權威高於聯合國。奧巴馬總統也說，美國“決不當老二”。因此，美國戰略上不斷誤判形勢，東擴西進，傳播“美式民主”，策劃“顏色革命”，幹涉別國內政，擠壓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空間，“在全世界到處尋找敵人”，而且一再發動戰爭，以為“美國的價值觀就是國際秩序”。

　　但美國忘記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即世界已經發展到“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發展中國家已大面積興起，用法國和英國前領導人的話來說，現在是“相對大國時代”，這個世界離開中國、印度和巴西這樣的國家，什么重大問題也解決不了。用“冷戰”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的話來說，這個世界絕不會接受一個單一的領導中心，無論是美元還是刺刀，都不能保證成功。

　　那么，美國現在究竟面對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秩序?2009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會議聲明明確表示：它們共同的戰略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極世界”，支持聯合國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它們都希望和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逐步改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老牌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乃至壟斷的現狀。他們主張，應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以及應建立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更加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

　　“金磚國家”是當今最具影響的發展中國家組織，是在G20中與G7對話的主力。

　　第一，它們主張“支持聯合國的中心地位和作用”。這是當今時代國際秩序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美國先賢羅斯福和杜魯門孜孜以求的國際秩序。美國如能面對現實，為自己找准新定位，利益彙合點明顯存在。拿反恐來說，現在形勢日益嚴峻，美國單幹顯然不行，俄羅斯也需要合作。只有聯合國發揮主導作用，才能形成一定形式的統一戰線，或某種形式的攜手合作。

　　第二，它們要求建立一個“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極世界”，希望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這也是合情合理的。難道美國還要繼續在IMF保持“一票否決權”嗎?難道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不應該增加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嗎?這是擋不住的曆史潮流。

　　“金磚國家”組織的這些主張，加上中國關於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系列外交創新發展理念，實際上正在形成新時期國際秩序的雛形。簡而言之，就是：“《聯合國憲章》+”，從真正意義上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對其進行必要的改革。這是美國應該且遲早要面對的美好前景。（中國前駐奧地利大使　楊成緒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戰略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