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与人》
晴空一声鸽哨使我的心宁静，我不大敢细看后楼阳台上杂物堆积中的简陋鸽舍。我其实是因久已远于胡同文化才更想写这题目的。借了文学的材料去构筑胡同形象，其中有些或近于说梦。作家因薄雾微烟而大做其梦，研究者也不妨偶尔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这是鲁迅那篇著名的《秋夜》。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平庸最没有出息的梦，其中没有悲歌慷慨，血泪飞迸，一弯冷月下的铁马金戈；有的是浮荡在远树间的炊烟，灶下的火光，碗盏敲击中最平易庸常的人间情景。
普通北京人的找乐所欲不奢，所费不靡。不但讲“迎时当令”，也讲因陋就简。他们的满足并不必建立在庞大坚实的物质基础上。
《红点颏儿》开篇就醒神：
坛墙根儿，可真是个好去处。
外地人或许对此有神秘感，其实这“坛墙根儿”，北京地坛围墙边是也。北京以外的城市即使并无地坛，也一定会有什么公园之类的“墙根儿”的。小说所写北京人打这“坛墙根儿”寻出的种种乐趣都极寻常：“如若一大清早儿，遛到这坛墙子西北角儿里头来，就更有意思了。春秋儿甭提啦，就这夏景天儿，柏树荫儿，浓得爽人，即使浑身是汗，一到这儿，也立时落下个七八成儿去。冬景天儿呢，又背风儿，又朝阳儿，打拳、站桩，都不一定非戴手套儿不可。……”就这！“坛墙根儿”。你看清楚了，这“去处”的好并不因地儿有什么特别，只因北京遛早的人们从平平常常中咂出了别人咂不出的味儿。
普通北京人的找乐所欲不奢，所费不靡。不但讲“迎时当令”，也讲因陋就简。他们的满足并不必建立在庞大坚实的物质基础上。
《老槐树下的小院儿》说小院的好处：“最好的是：方砖漫地的院心，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在荫凉地喝个茶、下个棋啥的，不论茶叶好坏，也不管输棋赢棋，只要往这儿一坐，就是一个乐儿。”比之坛墙根儿更是平常，哪里只是北京人才有福气享用！
陈建功“谈天说地”之四的《找乐》，从北京人的“找乐子”说起，带有一点综合、总结的味道：“‘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靛颏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去听蛐蛐叫去啦’，好像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旧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戳在天桥开‘骂’和听‘骂’，是为一‘乐儿’”。嗜好京戏的北京人，“唱这一‘嗓子’和听这一‘嗓子’，也是一个‘乐子’”。粗人们围在大酒缸缸沿儿上神吹海哨，又是一“乐儿”。在另一篇小说里，陈建功还写到摩托车交易市场上以看和说为乐的，尽管是一种苦涩的“乐子”。“看的是一种活法儿！爷们儿的活法儿！”
“追求精神满足”亦是一种标准。《四世同堂》中的冠家，极会享用生活，在这一点上，是最标准的北京人，但北京人还有德行上的要求。虽有得样的服装和“几句二黄”，“八圈麻将”，也照样会为人不齿。冠晓荷的生活中小零碎极多，装潢得极精致，也看似悠闲，但他的那种“风雅”全是装饰，像衣裤鞋袜，无关乎“精神”，因而也不为正派市民看重。在极其有限（以至于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寻求一种只不过精神上的满足，也许是“匮乏经济”下的特有文化，在这一点上又非为北京人特有。其渊源有自：“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这种生活的艺术，本身就含有悲剧意味。“有限”因于“匮乏”；“乐子”之要找，则由于少余裕；精心营造生活的艺术也因生活的枯瘠。乐天、达观中可以隐隐看出的，是普通中国人生存的艰难和生存的顽强。发达国家的文明人或许会视此为贫穷中的自我解嘲，我们自己却不能不认为这里有作为“匮乏”的补偿的极细腻的审美情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胡同居民不必这样风雅，但在寻求精神满足以至美感陶醉上，却也与上述境界相去不远。这是传统中国文化培养的审美态度与能力，其间快感，也要中国人才能享用。“饭疏食饮水”，乐自然不在所“饭”，而在虽“饭”此仍能“曲肱而枕”的悠然心境。享用的是自然，也是自己的审美态度。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文中的常见境界，与追求感官愉悦讲求实际的西方人欲求不同。这又决非“画饼充饥”式的满足。此种审美活动中有高度发展了的文化，高度发展了的人的精神能力，有人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美的创造。
邓友梅写经济拮据的落魄旗人贵族金竹轩：“下班后关上门临两张宋徽宗的瘦金体，应爱国卫生委员会之约，给办公楼的厕所里写几张讲卫生的标语，然后配上工笔花鸟。到星期天，早上到摊上来一碗老豆腐下二两酒，随后到琉璃厂几个碑帖古玩铺连看带聊就是大半天。那时候站在案子前边看碑帖拓本，店员是不赶你走的。”极实际而又精神性的享乐。不耽于空想，将“享乐”落到实处，也是普通市民与迂夫子的一点不同。谁又说这里没有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
然而也不必讳言，这不是童年期或青春期血气健旺的民族（如古代希腊人）的生存趣味，它属于一个充分成熟(以至于过熟）的文化。它也大不同于现代西方消费文化，没有后者中灌注的强盛的生活欲。它的过分精巧、雅致，它的严格适度，它的绝不奢华等等，都昭示着这种文化的形成条件。这应当说是距古希腊“酒神精神”最远的生活艺术、审美趣味，其中浸透了东方哲学，隐现着我们民族在人类史上最为长久的专制统治下铸就的文化性格。它以“知足”与“适度”为特征。在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间，往往小心翼翼地把重心放在后面，以后者的满足缓冲了前者的贫乏所引起的痛苦，更以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的积久力量，使有意识的努力化为习惯、心理定势，造成和谐、均衡、宁静自得的内在境界。因而“酒神精神”中包含的那种亵渎（对于既成的伦理秩序、规范），那种破坏（对于常规状态），与这境界无缘。
不耽于空想，将“享乐”落到实处，也是普通市民与迂夫子的一点不同。谁又说这里没有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
有限物质凭借下的有限满足，以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制约为前提的快感寻求与获得，在这里都更是个体的心灵状态，不像酒神欢娱那样表现为公众的狂热，从而为公众所共享。这是审慎的满足，不干犯道德律和其他戒律，甚至无关乎他人的自我内心的满足。在这种审美活动、审美的人生创造中，中国人也为他们个性的被压抑、个体需求的被漠视，找到了有限的补偿。
限度感（未必都出于物质制约——如上流社会）也系于中国人所理解的“合理性”。不过度，不逾分，不放佚。那种节制的、注重精神的享乐，也可谓之“合理的享乐”是不失理性自觉的快感，且快感的获得主要取决于领略快感的心理能力。北京人讲究吃，却决不饕餮。在饮食文化发达的拉丁民族，吃是为了充分地享受现世幸福人生欢悦，联系于拉丁民族热情外倾的民族性格。有教养的北京人对于精神性的追求，则有效地节制了单纯的享乐倾向，使“物欲”部分地转化为审美追求。在中国人，节制有时即一种美。老舍在《正红旗下》里写福海二哥，强调的即是人物的善能节制（甚至对身体动作的控制）。限制是外在的，这节制则是内在的：道德修养、人生训练，使客观制约主观化、道德化了。“安乐居喝酒的都很有节制，很少有人喝过量的，也喝得很斯文，没有喝了酒胡咧咧的。”（汪曾祺：《安乐居》）自然也就没有狂欢，没有纵欲中的兴会淋漓。他们不在乎酒的等次，酒菜的规格。对于那一点酒与菜，品得很细，一点一滴都咂了进去。老吕“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就这种环境，这种喝法，有味。有味即可，无需他求。作者更是把这小酒店风味细细地咂摸过了，一点一滴都没有放过。令老北京人留恋的小酒馆、小茶馆情调就是这样清淡与悠然。限制与节制，造成内外和谐的境界，伦理规范由是人格化、日常生活化了。因而才更是一种深层文化，有深而坚牢的根柢。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物质条件的有限性一旦被理解为物质需求的有限性，自然就有了小农社会普遍的自足心态。这一社会中处于较高文化层次的人们，则把对“无限”的追求顺理成章地转向人生境界方面。以庄子的达观自足，而渴望作“逍遥游”，是最完美的例子。北京人的精神追求虽不企求哲人式的高远，但那多少也可以看作对现实人生的超越，对生存的具体物质性的超越的吧。
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过对于上述以节制、自足为特征的文化的声势浩大的反叛。在老舍开笔创作之先，《女神》（郭沫若）之属以其醉意淋漓的酒神气息，由文学的方面引入了异质文化的冲击，使当时的激进知识者有解放感。对旧文化的破坏，不免以取消“节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这破坏终于被证明是超出了必要的。“五四”时期的“解放”，就包括了由乡土中国、小生产者社会，由农民式的审慎安分卑微心态的解放，由市民传统的常识经验处世之道的解放，由东方哲学和东方式人生的拘限中的解放。新的地平线也只有在这种破坏与冲决中，借助于诗人们狂放的激情抒发才清晰地呈现。故而20年代周作人那些关于“生活之艺术”的唠叨，不能不是自说自话，尽管说得聪明，且不无道理。正是在这种破坏声中，老舍对北京人的生活艺术用了轻嘲口吻。直到40年代写《四世同堂》，出于故园之思和不同于“五四”、30年代的文化氛围，才放纵情感地写北京的四时果蔬及其他人生享用。
即使“五四”式的狂飙，也不足以颠覆几千年筑就的文化巨构。《女神》问世后，连它的作者也难以为继。中国是这样的中国，诗终究拗不过现实的力量。五四运动是知识者的运动，诗人的狂呼几不能达于普通小民的听闻。仍然是鲁迅，更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力量的限度，功能的边界。当年那些摩罗诗人们决想不到，要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由经济改革开路，出现了文化大规模重构的历史契机；他们自然也未能逆料这重构过程的复杂艰难，其间极难估量的文化得失。即使文化解体也暂时无妨于京味小说作者写小酒馆，这又是为“五四”诗人不能想见的新时期的文化宽容和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在纷乱世事中，并没有人惊讶于京味小说作者的选择，惊讶于当代京味小说凭借其文学选择渲染出的文化的宁静。
北京人在找乐中追求的更是个人的内心满足，这里还应当说，既生存于社会，满足个人的，总是一些非个人的条件。聊天固然娱人自娱，票戏更自娱而又娱人。
北京人在找乐中追求的更是个人的内心满足，这里还应当说，既生存于社会，满足个人的，总是一些非个人的条件。聊天固然娱人自娱，票戏更自娱而又娱人。 唱、做是要有听众、观众的。这种场合所能收获的，无非是个人表现欲的满足。但满足表现欲又确实更为自娱；非关政治，非关利欲，乐的首先是自己个儿。因而北京大小公园才至今仍有如《北京人·二进宫》所写那一景，无论唱曲的还是听曲的都一派悠然，最风头的行为偏偏透出散淡神情——也最是北京人的风神。
在现代人眼里更奇的，怕要算旧北京流行的“走票”吧。追求精神满足如若不达于下述极端性，还真不足称特异呢。据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清末北京二黄（即京戏）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其中很有些故事。“内务府员外文某，学戏不成，去而学前场之撤火彩者。盖即戏中鬼神出场必有人以松香裹纸撤出，火光一瞥者是也。学之数十年，技始成而钜万之家破焉。又有吏部郎玉鼎丞者，世家子，学戏不成，愤而教其二女，遂负盛名，登台而卖艺焉。日御一马车，挟二女往返戏园，顾盼以自豪。”（第105页）用时下的北京话说，他们“晕这个”！旗人贵族还有“子弟班”，“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后乃走票，不取资，名之曰‘耗财买脸’”（第106页）。——不计功利竟至于此；至此却又极功利，只是所求非钱财而已。
不惜“耗财买脸”的，更是北京人中的旗人，其人生追求的痴处、任情处，是可悲悯又复可爱的。这不是上海的交易所或弄堂所能造成的文化，不是那些讲求实惠的近代商业都会居民所能欣赏、认同的文化。他们要的是更实在的满足，决不如北京人找乐的不切实用。北京人也即以这“不切”，显示着“大气”。用了老舍描写人物的话说，“自然，大雅”。上述耗财买脸之举，认为“畸态”也好，“怪现状”也好，“畸”与“怪”中仍可辨认出北京人的特有神情。
有鉴于此，《安乐居》的结句才那么突兀，透着点惆怅：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这种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没落中。当代京味小说的依赖于“老人世界”不妨看作征兆。当你把京味小说置于其他写北京的作品构成的大场景中，不难看出那些悠悠然的遛鸟者，小酒馆里自得其乐的酒客，以及小公园里围观如堵中旁若无人自我陶醉的唱曲者，被改革中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日益浮躁的人心、日益强化的物质欲求，被马路边的巨型广告牌、自由市场的商业竞争者给“古董化”了。老舍作为日常状态描写的，只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被另一代作家特意抽出。这种郑重，已经提示着材料在意义上的变化：渐成特例，须细心抽取的文化例证。会否有一天，这些北京人也如香港街头的遛鸟者，只令人感到滑稽？当代京味小说描写愈精致，愈苦心经营，作品愈古色古香，愈包含这种“凶险的暗示”。历史演进引出的文化后果，其意义从来不都是正面的。这儿有历史为其“进步”所索取的代价。有鉴于此，《安乐居》的结句才那么突兀，透着点惆怅：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依然那么干净，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你却禁不住久久地想，那些老头儿们和他们的那点“乐子”呢？
“找乐”的不同层级及其沟通，前文中的说法不免混淆，比如把文化后果与成因混淆了，也把不同人赋予“找乐”的不同意义混淆了。我似乎过分着眼于“普通北京人”。即使当代京味小说所写，也有并非“普通”的北京人，和他们的近于无限度无节制的享乐。
不必讳言，古城风雅在相当程度上，系于晚清贵族社会的习尚。北京人的闲逸，他们的享乐意识，他们的虽不奢侈却依然精致的生活艺术，直接或间接地源自清末以来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与旗人文化在市井中的漫漶。此类现象，衰世皆然，发生在清末的或非特例。但有清一代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清王朝覆灭前历史阵痛延续的长久，都足以使得享乐之风大炽，流风所被，广泛而又深远。
即使普遍风习，具体行为也因人而异。贵族有贵族的玩法，平民有平民的玩法。
写清代贵族的佚乐和享用的豪华，《红楼梦》的描写已达极致。同时代的笔记稗史，则为这巨著提供了大量注脚：“光、宣间，则一筵之费至二三十金，一戏之费至六七百金。……故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以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也。生计日促，日用日奢，京师、上海之生活程度，骎骎乎追踪伦敦、巴黎，而外强中干捉襟现肘之内幕，曾不能稍减其穷奢极欲之肉欲也。且万方一概，相皆成风，虽有贤者，不能自异，噫！”盛衰无常，富贵难再。这里不消说有典型的没落心态。“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征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纪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衔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官府衙门尚且如此，社会风习更可想见。“贵家子弟，驰马试箭，调鹰纵犬，不失尚武之风，至于养鱼、斗蟀、走票、纠赌，风斯下矣。别有坊曲游手，提笼架鸟，抛石掷弹，以为常课。……玩日愒月，并成废弃，风尚之最恶者。”（《旧京琐记》第37页）
贵族社会通常是引领文化风气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贵胄之家、豪门子弟耽于佚乐，不免风靡水流，演成普遍习尚。六部灯、厂甸、火神庙、白云观，节庆相续，庙会不断。“大抵四时有会，每月有会。会则摊肆纷陈，士女竞集，谓之好游荡可，谓之升平景象亦可。”（同上）时人有诗曰：“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酒楼茶社中。”——或许正是国势日衰，外敌凭陵的时候？
即使普遍风习，具体行为也因人而异。贵族有贵族的玩法，平民有平民的玩法。提红子、黄雀的，与提画眉、点颏儿的不同，喝二两烧刀子就一碟豆腐干的，想必不会是“熬鹰”的正经玩主。《少管家前传》开篇道：“北京城里，有这么句俗语儿：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接下来就说这不过是“二三流宅第的格局作派。要说那些够得上爵品的府门头儿、大宅门口儿么，可就另透着一番气度了”。《烟壶》写主人公未见得出色，其中一节写九爷的挥金如土，那种亦天真亦专制的行为姿态却备极生动。越在没落中越要发挥其豪兴，决不肯稍稍失了贵族气派。
老舍的《正红旗下》写定大爷的豪爽阔绰虽不免于夸张，描摹破落旗人贵族的沉湎于玩乐，却另有复杂的意味。如写大姐家经济早入窘境，大姐公公“一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便忘了时间”。在革命声起，贵族断了生计之前，经济困境是无伤雅兴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不养靛颏儿，而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他的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满天飞元宝’是他爱说的一句豪迈的话。他收藏的几件鸽铃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摊子上搜集来的”。
尽管有诸种层级，找乐仍然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富平等感的场合。“世界上最能泯灭阶级界线的游戏，大约就是下棋。”（苏叔阳：《圆明园闲话》）找乐大多类此。
又沉痛又怜惜，老舍何尝真的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在封建时代，除民间外，艺术通常是由统治者中没有出息的子弟们创造的。老舍早在《四世同堂》中，就半是谴责半是怜惜地写到禀赋优异的旗人“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旗人好玩，会玩。北京像是特为他们备下的一个巨型游乐场。他们不但穷尽了已有的种种游乐，也穷尽了当时人的有关想象。关于旗人对享乐的投入和创造热情，《红楼梦》的描写几无以复加，而且你得承认那种才秉与享乐倾向在造就《红楼梦》的作者上发挥过的功用。
匮乏经济下被旗人贵族发挥到极致的消费型文化、享乐艺术，其豪华奢靡处，与“匮乏”适成反照，其平易俗常性质，又像是对于匮乏的由审美方面的补偿。至于胡同里更为世俗的生活艺术，则几乎是胡同生活中的仅有光、色，这光色使贫乏庸常较易于忍受。到得贵族为历史所剥夺，仅余了“文化”，那种“艺术”更成为痣疣一样的外在标记。优异禀赋，艺术素养，反而深刻化了悲剧性。至于因一代贵族的沦落而有人的再造，同时使其文化民间化（如《四世同堂》中小文夫妇的终于卖艺），个人悲剧由历史文化的发展取得补偿，从大处看，更难言幸与不幸。“大清国”或许是“玩”掉的，“玩”本身却非即罪恶。何况有对历史承担不同责任的旗人，和其赋予生活艺术的不同意义。或者可以说清末贵族的奢靡有罪于历史，却不无功于文化？
尽管有诸种层级，找乐仍然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富平等感的场合。“世界上最能泯灭阶级界线的游戏，大约就是下棋。”（苏叔阳：《圆明园闲话》）找乐大多类此。广告牌下聊大天的，小酒馆里对酌的，泡在同一间茶馆里的，近于平等。在专制社会，这更是难得的一点“平等”。由此才有悠然、闲逸，有暂时的松弛舒张。北京人的特有风度，那种散淡暇豫，是要有余闲也要有一点平等感才足以造成的，生活也要这样才更艺术化。
这也自然地沟通着雅俗，使不同层级上依赖不同经济背景的“找乐”，在使生活艺术化的一点上相遇并彼此理解欣赏。在北京人，这不消说与价值相对论无关，而另有背景。上文已提到晚清宫廷艺术的流落民间，旗人贵族的没落所助成的北京市民趣味的雅化——虽然与民初以来艺术平民化的潮流不同源，却也不无微弱的呼应。在中国，俗雅之间，本无中世纪欧洲那样的深沟高垒。俗化、雅化的过程始终在进行。这也属于文化运动的正常秩序。匮乏经济既不足以维持云端上的艺术，以创造文化为己任的文人亦得以时时与民间、俗人互通声息。至于当代作家，却不能说未受启示于新的文化眼光（其中含有对大众文化的新的价值估量）。“传统”在这里，也与新的文化现实、文化经验遇合了。
“世俗化”本是清末贵族文化的基本流向，“以俗为雅”更有禀赋优异的旗人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姿态。普通北京市民，“住在万岁爷的一亩三分地上”，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烟壶》），濡染既久，无师自通，便于以俗雅间的调和作成自身风度。这风度也在“生活的艺术”中呈现得最为集中。领略俗中的雅趣，则更有京味小说作者的修养、识见——你看，有这诸种条件的辏集，酿出“京味”这种风格不是极其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