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朝日新聞報道，1月28日，安倍內閣成員、經濟再生擔當大臣甘利明在記者會上宣布辭去經濟再生擔當大臣一職。甘利明是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以來，第四位因政治資金問題宣布辭職的內閣大臣，之前則有原經濟產業大臣小淵優子、原法務大臣松島綠，以及原農林水產大臣西川公也。

　　拋開甘利明辭職對今後“安倍經濟學”的影響不談，僅從日本媒體的輿論監督來看，不難發現將甘利明拉下台的並不是像讀賣新聞、朝日新聞這樣擁有巨大發行量的報紙，相反卻是一本名叫《周刊文春》的八卦雜志。這確實令人大跌眼鏡。

　　事實上，甘利明並不是被《周刊文春》拉下馬的第一名內閣大臣。2015年2月因率先揭露時任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的政治獻金醜聞，最終迫使下村於當年9月引咎辭職;2015年10月，《周刊文春》報料內閣複興大臣高木毅在30年前是偷竊女性內衣褲的慣犯，而使得高木在國會受到在野黨的追責，同時也對安倍晉三的人事安排進行批判。

　　除了《周刊文春》外，擁有相同報道風格的《周刊新潮》也同樣“戰績顯赫”。2013年2月，《周刊新潮》因報道時任國土交通大臣政務官德田毅的性醜聞，最終使得德田引咎辭職;同年7月，因曝光日本眾議院運營委員會委員長佐田玄一郎“情人旅館買春，4萬日元援交20次”醜聞，使得佐田辭職;2014年10月，《周刊新潮》揭發時任經濟產業大臣、前首相小淵惠三之女小淵優子公款私用，使得小淵不得不宣布辭職，而此前小淵優子曾被認為將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

　　雖然《周刊文春》和《周刊新潮》在輿論監督方面看起來收獲頗多，但卻並非是日本的主流媒體。首先，與日本報紙動輒上百萬的發行量相比，周刊雜志的發行量不過九牛一毛，因此傳播范圍極為有限。其次，從傳播效果來看，電視、廣播能夠將聲音、表情等更為直接地將信息傳遞給日本國民，而經過編輯整理的周刊雜志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最後，根據日本通信調查會在2014年10月發布的媒體信賴度調查顯示：受訪者對報紙的信賴度為69.2(百分制)，對雜志為44.3。日本人對於雜志的信賴程度極低。這樣就使得戰後至今，只有小泉純一郎時代將周刊雜志納入了首相外訪隨行記者的范圍中，其他曆任首相均沒有。

　　那麼，為什麼將甘利明大臣拉下馬的是《周刊文春》這樣的八卦周刊雜志，而不是傳統大報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日本新聞界與政界特殊的采訪關系。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保留記者俱樂部采訪制度的國家。在日本的國會、首相官邸、內閣以及其他中央機關均設有記者俱樂部。只有經過複雜冗長且不透明的審核，才能有資格進行采訪。現在，日本主要權力機關記者俱樂部的成員主要來自NHK、5大全國發行報紙、主要民營電視台以及兩大通信社，而周刊雜志的記者則無法進行采訪。

　　因為記者俱樂部的記者們一旦失去了該身份將不再有機會進行采訪，所以主流媒體的記者們為了保住飯碗，在一些敏感問題上不敢深入追究，這樣也就不會深挖內閣大臣們的醜聞。但是，周刊雜志的記者則不同，因為被記者俱樂部排除在外，那麼也就沒有這方面的負擔，因此能夠深度“扒糞”。

　　甘利明的辭職雖然可以說是日本媒體輿論監督的一次勝利，但也展現出了日本新聞界對於安倍政權的妥協。事實上，如果梳理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至今日本新聞界的狀況，筆者將其概括為“有大眾傳媒(Mass Media)，沒有新聞學(Journalism)”。

　　之所以“有大眾傳媒”是因為，諸如NHK、朝日新聞、共同社等主要的新聞媒體機構在信息傳播、監測環境、監督權力等方面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從甘利明受賄醜聞不難發現，雖然進行曝光的是《周刊文春》，但NHK、朝日新聞等媒體機構在信息擴散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新聞學”則是因為不偏不黨、恪守中立、客觀報道這些新聞職業規范正在不斷缺失。同樣以甘利明受賄醜聞為例，NHK、朝日新聞、讀賣新聞這些掌握龐大采訪資源的媒體是真的沒挖到這樣的醜聞嗎?筆者認為造成這樣的局面，不僅有媒體機構自身的屈從妥協，也有來自安倍政權的打壓。

　　2012年至今，日本民間出現了一些新的右翼團體。比如，成立於2013年的“慰安婦的真相”國民運動、2014年10月的追究朝日新聞責任國民會、2015年1月的糾正沖繩時報/流球新報國民會、糾正“南京大屠殺”曆史捏造國民會、要求遵守放送法觀眾會等等。雖然這些新成立的民間右翼團體與安倍政權沒有直接關系，但因為其發起人或與安倍晉三有良好的私人關系，或與安倍晉三的曆史觀相似，所以它們實際上成為了安倍政權的“打手”。

　　戰後重新制定的《日本國憲法》強調保障媒體的報道自由，因此日本政府不能夠幹涉新聞媒體機構，但政治家們可以通過民間右翼團體來間接插手新聞媒體的報道。比如2015年11月14日，要求遵守放送法觀眾會在讀賣新聞和產經新聞上先後刊登意見廣告“我們不能放任違法報道”。這則廣告旨在批評每日新聞社旗下TBS電視台新聞主持人岸井成格。

　　岸井成格在去年9月16日(即安保關聯法案通過前一天)的節目中強調“安保關聯法案是違憲的，即使作為媒體的我們也應該朝著將其變為廢棄法案的方向不斷努力。”日本《放送法》規定，電視節目要堅持政治公平，對於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題應該從不同角度進行探討、報道。因此，岸井的一番言論迅速成為眾矢之的，並獲得不少右翼日本網民的謾罵。事實上，自由派的TBS電視台並不是第一次卷入這樣的輿論漩渦。2014年年末眾議院大選期間，安倍晉三在參加岸井成格主持的News23新聞節目時，對於街頭受訪民眾均對“安倍經濟學”持負面態度而批評TBS“選擇性采訪”。之後自民黨就罕見地向包括TBS在內的主要民營電視台發出要求公平公正報道的意見書——這實則是政黨幹涉媒體的報道自由。

　　根據年初的消息，岸井成格宣布今年3月後不再擔任News23的主持人。除了岸井外，去年還有兩名日本電視主持人宣布辭職，分別是朝日電視台“報道站”主持人古館伊知郎和NHK“Today's Close-up”主持人國穀裕子。這兩檔節目在日本擁有極高的知名度，且均是以對安倍政權批判為主，特別是“報道站”在去年平均每天(周一至周五)的收視率為13.2%。然而，因2014年和2015年年初兩檔節目在播出過程中有違反《放送法》的內容，所以去年4月這兩檔節目的制作人及電視台高層均被自民黨召見。同時，也受到了民間右翼團體的攻擊。

　　長久以來，日本電視節目中產生的問題均交付獨立的第三方機構BPO(Broadcasting Ethics & Program Improvement Organization)進行裁判，政府和任何政黨均不能介入。雖然作為執政黨的自民黨召見電視台相關人員的行為是越俎代庖，但因被定調為違反《放送法》，所以即使批判安倍政權或自民黨打壓媒體的聲音也顯得無法服眾。

　　對於一檔電視新聞節目而言，主持人無疑是居於核心的靈魂人物。因此，從古館伊知郎到國穀裕子的辭職，再到岸井成格的離去，不僅極大削弱了這三檔節目的影響力，而且也壓縮了日本的公共言論空間，而這既是日本民間右翼團體的勝利，也是安倍政權鉗制媒體報道自由的延伸。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安倍政權下，日本的新聞報道自由將進一步萎縮。（作者：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