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0日-28日，越南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越共十二大)在首都河內舉行，選舉阮富仲為新一屆中央總書記。這個結果讓原本抱著“和平演變”思維觀選的西方媒體大失所望。

　　一開始，大會就被一些西方媒體解讀為“親華派”和“親美派”之爭，他們時而為“親華派”阮富仲連任總書記失望，時而又為”親美派“阮晉勇總理最後一搏“寄予厚望”，明顯帶有“冷戰”思維。如今隨著西媒悵然離去，另一個疑問隨之產生，被視作“親華派”的阮富仲連任總書記，南海會有什么不同嗎?

　　十二大後，南海會有何不同?

　　媒體之上，阮晉勇和阮富仲被貼上了鮮明的標簽——前者強硬，後者溫和。

　　比如，對於中越在9.81鑽井平台事件的沖突上，兩人的做法就對比鮮明。阮晉勇的強勢態度，可以說讓他對越南境內沖擊中資企業的暴亂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越南國內，阮晉勇推出了一些“去中國化“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此外，他訪問印度等國，密切越南與印度的安全合作，增強了越南對抗中國在南海爭端的砝碼。諸如最近印度將在越南建立的衛星監測站，就是阮晉勇2014年訪印的成果。

　　而越共十二大上取得連任的阮富仲，則在南海問題上表現相對溫和。他很少在公開場合發表刺激中國的言論。他希望通過現有的雙邊機制，來解決中越存在的南海爭端。

　　雖然兩人在維護越南主權方面外在表現不同，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必然從越南角度權衡利弊。基於中越通過和平談判的雙邊渠道解決了中越陸地邊界問題，這種模式嫁接在南海爭端的解決，我們也不宜抱著悲觀的態度。目前，中越兩黨領導人就管控好和妥善處理分歧，達成了《關於指導解決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只要中越雙方在兩黨的頂層設計框架下，本著相互尊重、友好協商的態度，尋求雙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長久解決辦法，中越友好合作的大局就不可能發生根本性改變。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越友好不僅有曆史傳統，更有一定現實的必要性。據中國海關統計，2015年中越雙邊貿易總額958.19億美元，同比增長14.6%。中國連續十二年成為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越南一躍成為中國在東盟國家第二經貿夥伴。

　　正如越共阮富仲總書記在十二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的，越南會“加強和深化與各夥伴尤其是對國家發展事業起到重要作用的戰略夥伴和大國的關系”。

　　“越南特色”選舉制度

　　此次十二大除了中越關系走向值得關注，會議議程的“越南特色”也讓人眼前一亮。

　　越共十二大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要通過差額選舉越共中央委員，然後在此基礎上，選舉越共政治局委員、總書記和其他國家領導人。

　　根據相關議程，越共就十二大的人事安排做了充分的醞釀，並於2016年1月13日，通過了越共十二大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提名人選，表決通過了屬“特別情況”參選連任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的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在內的提名人選名單，以及越共十二大主席團、秘書處和與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名單。

　　這些名單的產生是根據越共選舉規則和規矩進行的，有別於西方式“競爭性選舉”結果，更多是協商和選舉相結合的結果，是一個長期磨合的結果，這似乎與西方的選舉政治存在一定的差距，體現的是亞洲特色和東方智慧。

　　自越南革新開放以來，越共領導層基本沿襲南北分享權力的格局，即黨的總書記基本上由以河內為中心的北方人擔任，主管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工作;國家主席為中部人;國家總理為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經濟工作。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北方派屬於傳統的社會主義派，對改革比較謹慎，而南方派則更加積極推進市場經濟，屬於較為激進的改革派，較傾向於西方。但近年來，隨著軍隊和公安地位的提升，越共權力結構發生了一些細微變化，一定程度上，較多受利益集團影響。

　　隨之而來的越共“危機”

　　越共十二大是在越南革新開放30周年之際舉行的一次具有曆史意義重要會議。對越南革新開放30年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凝聚全黨共識，穩步推進革新開放事業，推動越南快速、可持續發展，是越共十二大所討論的重要內容。

　　1986年以前，越南的人均GDP不足100美元，是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30年後，越南成為中等收入的國家，被世界各大評級機構冠以各種美譽，比如“亞洲新興經濟體”、“展望五國”、“亞洲第二”、“四小虎”等。

　　盡管越南革新開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1994年召開的越共七屆中期會議上提出的“四大危機”， 即經濟落後危機、國際競爭危機、黨內腐敗危機、和平演變危機依然沒有徹底消除。

　　經濟落後的危機是由於越南經濟基礎薄弱造成的，這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隨著全球化和一體化步伐加快，落後的越南工業化水平面臨國際競爭危機。為此，這次越共十二大就2020年盡快實現工業化制定了社會經濟戰略。而黨內腐敗危機與和平演變的危機，這需要加強越共黨內自身建設，強化黨員的信念教育和反腐敗教育顯得十分必要。

　　當前，越南和平演變危機朝著複雜化的方向發展。越共黨內出現了“自我演變”“自我轉化”的現象。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對於黨、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有所下降。

　　作為中國以外最大的共產黨執政國家，越共的現狀和危機值得中國借鑒。近年來，中越高層間的頻繁互動，也讓人看到兩國執政黨關系發展的好苗頭。

　　2015年11月初，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越南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我國最高領導人時隔十年再次訪問越南。隨後，中越就北部灣灣口外共同考察實地作業和中越建立國防部長熱線等取得進展，這體現了中越兩國的互信在不斷增強。

　　在越南十二大閉幕之際，宋濤作為習進平總書記的特使訪問越南，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越共十二大的高度重視與期待。

　　回到中越關系的話題上。盡管中越還存在南海爭端，雙方發生一些分歧和矛盾也在所難免。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當前中越關系存在著“合作與鬥爭”的階段性特點。只要中越雙方堅持共產黨領導和保持社會主義方向，共同抵禦西方的“和平演變”的企圖，那么中越解決彼此分歧的政治意願就會更強，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的基礎就會更堅實。（作者：許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