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孫逸
1月21日，雅-萬高鐵在萬隆市瓦利尼縣進行奠基儀式，中國向印尼推銷的高鐵項目確定能順利開始建設。中國與日本同時競標印尼高鐵最終以中國勝出，然而過程卻是異常激烈，也在數個月內成為世界輿論的焦點。中國這次贏得印尼高鐵項目具有里程碑意義，標志著中國企業開始撼動日本企業在東南亞市場的影響力。雖然中國贏得了印尼高鐵項目，但輿論似乎對此過分樂觀，也未能理清其中的復雜性和潛在的問題，如下：
印尼民主制度與政黨輪替
印尼上一任總統蘇西洛于2004年當選后，2009年成功連任，直到2014年下臺，統治印尼長達十年。在此期間，印尼華人企業家曾向政府提出建設連接印尼最富裕的兩個島嶼（位于印尼西部地區的爪哇島嶼蘇門答臘島）之間的巽達海峽大橋。這座橋將連接印尼60%的人口以及印尼80%的GDP。根據計劃，大橋高度將在海平面以上八十到一百米之間，不會影響大橋下方的航行。
2004年，該企業已經與相關地方政府達成諒解，一起合作推動巽達海峽跨海大橋建設，并于2011年成功獲得《巽達海峽戰略開發區建設》的第86號總統令。2012年，蘇西洛政府成立由財政部長、公共事業部長、國家建設計劃部長、內閣秘書、國家秘書、法律與人權部長以及工業部長組成的“七人小組”，并由蘇西洛的政治盟友經濟統籌部長哈塔擔任七人小組的指導委員會主席[1]。中國、日本和韓國等國都表示希望參與大橋的建設或融資[2]。蘇西洛政府似乎有決心推動該大橋的建設，但是其財政部長阿古斯表示不支持該項目，直到2014年蘇西洛下臺那一年，大橋項目仍然沒有實質進展。
2014年當選的現任總統佐科宣布政府不支持大橋建設，理由是該項目不符合他的“世界海洋軸心”發展理念，而主張印尼應當著重發展欠發達的東部地區[3]。巽達海峽大橋建設因此確定被叫停。實行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里經常發生的“執政黨否定上屆政府的政策”可以說明這個現象。以此為例，中國承建的高鐵也、是否也會因為受印尼政權更迭或者政黨輪替導致的政策變化而被叫停呢？因為這次中方承建的高鐵項目并不要求印尼政府提供擔保，是屬于企業對企業的合作模式。
印尼政府內外的政治漩渦
佐科所屬的斗爭民主黨由印尼第五任總統梅加瓦蒂所領導。梅加瓦蒂是印尼首任總統蘇加諾的女兒，也采取其父親過去的政策，即反帝國主義、同情發展中國家并且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佐科也持有相同理念。2015年3月，佐科會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后，中國迅速著手雅-萬高鐵的可行性報告，令原本于2011年已經開始著手可行性報告的日本企業感到錯愕。中國后來居上，成為雅-萬高鐵最有可能的承建方。
2015年10月6日，佐科總統發布了關于“加速籌備雅加達-萬隆高鐵”的第107號總統令并指示十二名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首長必須積極協助推動該項目，其十二名首長中包括國企部長、經濟統籌部長、國防部長、三軍總司令以及相關地方政府首長等[4]。可見佐科對雅-萬高鐵項目的高度重視。
但是，也不能忽視中方確定獲得雅-萬高鐵項目之前的一些雜音。佐科總統的副手卡拉的顧問團主席林綿坤指出，印尼應該邀請包括德國與法國在內一起競標雅-萬高鐵，使中日競標印尼高鐵復雜化。[5]副總統卡拉原本是印尼專業集團黨的資深成員，而林綿坤經常在公開場合與佐科內閣唱反調。除此之外，反對黨里也有部分政客質疑佐科選擇中方方案的正當性。
土地私有制與印尼地方政府利益
印尼實行土地私有制，這也是發展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障礙。任何需要大面積土地的公共建設無法繞開這個難題。開發商與擁有土地的當地民眾之間的協商或討價還價是耗時費力的過程。因此，開發商經常需要相關的地方政府協助征地工作，從而產生了新的問題 】涉其中的地方政府可能會要求從該開發項目當中“分一杯羹”并直接參與項目的利益分配，考驗開發商的智慧。
2015年12月16日，印尼西爪哇省投資協調與許可綜合廳廳長馬蘇恩表示，西爪哇省政府希望能獲得承建這次雅-萬高鐵項目的企業聯合體的30%股份。其理由是雅-萬高鐵的大部分線路將建設在印尼西爪哇省（萬隆市是西爪哇省省會）境內，西爪哇省政府計劃通過省屬企業入股參與高鐵項目。[6]雅-萬高鐵項目承建方對外宣布將在三年內完成高鐵項目的時候是否已經考慮到這些因素？
相關政要的個人傾向和影響力
印尼這次選擇中國方案的最主要因素是認可中國“企業對企業”的合作模式，無需印尼政府擔保。因此統管印尼國有企業的部長莉妮的態度和傾向起重要作用。莉妮在促進兩國企業聯合體共同承辦雅-萬高鐵項目中可以說是關鍵人物，多次代表佐科政府對外說明政府采用中國方案的理由和目的。莉妮力排眾議并且大力支持中國承建印尼雅-萬高鐵方案，因而引發了日本方面的不滿。[7]
除此之外，莉妮也受到了來自內閣里其他部長的非議。交通部長稱這次高鐵項目還未完成相關空間規劃程序，也不理解為何交通部未能獲得相關計劃和信息并要求高鐵方案的沿線地區提交相關空間規劃方案等。[8]最近又傳出印尼斗爭民主黨國會議員指控莉妮在延長同香港和記港口集團有限公司的合作協議當中的違法程序并要求她下臺。[9]莉妮的個人強勢作風加速中國高鐵方案獲勝、阿古斯反對巽達大橋導致該項目停滯以及林綿坤試圖把高鐵項目復雜化等，都可以說明印尼政要如何影響政府的決策和項目的進程。
印尼社會輿情
印尼大眾傳媒普遍把中國稱之為“Negeri Tirai Bambu”（竹幕國家，而冷戰時期的蘇聯被稱之為鐵幕國家），暗示中國是封閉的國家，這是一種落伍而充滿歧視的說法。再加上西方媒體如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之音長期同印尼當地媒體合作，他們對中國的偏見也長期影響到印尼社會大眾對中國的觀感。[10]
除了印尼國內的因素，還有一些國際因素可能會影響到中國企業在印尼的合作。比如，蘇西洛總統時期所推動的巽達海峽大橋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建設項目，而影響到國際航運和區外大國在印尼的利益。美國軍艦每年必須經過巽達海峽，而如果巽達海峽大橋是由中國公司承建，是否會吸引美方的關注？中國參與承建的雅-萬高鐵項目是否屬于單純經濟建設項目，還是已經觸碰到區外大國的利益，進而影響到該項目的進程？這是值得長期關注的問題。
中方能贏得這次高鐵項目，打敗日本的過程可謂精銳盡出，從兩國政府高層到中國駐外單位、中國企業舉辦的推介會等，但是并不表示中方已經成功取代或削弱日企在東南亞或印尼的影響力。
眾所周知，日本從二戰后開始實現工業化，落實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也進一步重視東南亞作為產品出口目的地和市場。197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把部分生產線轉移到東南亞。日本品牌如汽車業的豐田、本田、大發、鈴木、三菱和日產等目前占有印尼大約90%的汽車市場。日本的家電品牌如索尼、東芝、日立、夏普等，以及其他工業產品如摩托車、工業和機械設備、相機、化學品等等都長期經營東南亞市場。日企除了重視產品質量、創新研發，也重視售后服務和長期經營與當地分銷商的關系，確保良好的利益分配能滿足多方相互之間的合作需要。
但日企在印尼經營也非一帆風順。印尼于1974年發生了針對來訪印尼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一·十五災變”（一月十五日）群眾流血事件，對印尼和日本的關系造成陰影，而后也讓日本方面痛定思痛，開始通過政府的《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官方開發援助”）和在印尼的日本企業和工商組織積極經營非經濟領域的政治社會關系，日本在印尼的形象大幅改善，而其工業和消費品市場占有率急劇攀升到今天的規模。
相比之下，中國企業才在近年開始獲得政府鼓勵而走出去，未能摸索出像日企的發展路線和成功經驗。
除了這次中國向印尼推銷的高鐵項目，兩國在更高層次的合作領域可能是中國倡議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俗稱“一帶一路”。該倡議的“一路”最早是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訪問印尼時提出，顯示印尼在“一路”倡議中的重要地位。而印尼總統佐科于2014年10月提出實現印尼成為“世界海洋軸心”的發展宏圖，與中國的“一路”中發展海洋運輸通道戰略不謀而合卻高度契合。但跟中國“一帶一路”發展宏圖相比，中國對東南亞和印尼的研究還不夠細膩和深刻。
觀察者網特約撰稿人王晉在一篇文章稱：中國“一帶一路”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戰略層面與宏觀視角上，而缺乏對個別國家的國情研究（http://www.guancha.cn/WangJin/2015_05_27_321073.shtml）。文章也指出，中國很多機構和學者把“一帶一路”所經過的二十二個阿拉伯國家視為一個整體，嚴重忽略阿拉伯國家的特性。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中國對東南亞的“一帶一路”研究。
印尼是東南亞地區最大國家，其政治制度、經濟結構、社會輿情、人口規模、宗教信仰以及種族關系等構成了今天復雜的國情。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于1998年倒臺之后，印尼整個社會環境對華人和對中國大幅改善。印尼歷任總統如瓦希德、梅加瓦蒂、蘇西洛以及今天的佐科都希望同中國發展友好互利的關系，但卻在如此開放的政治氛圍之下，印尼于2015年8月17日國慶節當天成立了新政黨“原住民黨”，公然敵視華人[11]。西爪哇省部分官員想從雅-萬高鐵項目分一杯羹，但同時也有官員希望同中國重慶市發展成為姊妹市并且希望獲得中國銀行融資建設萬隆市內的輕軌，結合雅-萬高鐵。日本已經長期經營對印尼的關系，但是日經新聞網也指出，日本對印尼90%的投資都集中在首都雅加達，而中國對印尼60%的投資都在首都以外，實實在在幫助印尼欠發達地區的發展。這一切表明中國企業在印尼同時面臨機遇和挑戰，也考驗著當事人和當事企業或機構的應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