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駿

　　站在2016的開端，兩次熔斷后，上證綜指重回3000點，人民幣兌美元離岸價也逼近6.7。于是，有聲音開始有些憂心忡忡。

　　與此同時，距離北京3783公里的新德里，印度的各大報紙也正心情復雜地描述著中國股市與匯市的波瀾，一方面希望這是印度的機會，另一方面又擔心全球化之下焉有完卵。

　　然而，觀察中國的視角與方式永遠都不止一種，在新德里，另外一群擁有大視野的印度人，正站在未來觀察中國。在印度著名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筆者有幸與來自印度海軍的退役將軍、專欄作家、智庫學者和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印度裔教授進行了交流。鴻儒談笑之間，這些印度的精英，給出一些有見地的思考。他們眼中的中國大未來，讓我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印度的未來，還有亞洲的未來。

　　全世界對于中國經濟的擔憂，部分原因來自于兩個事實：第一，GDP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有趣的是，在這兩個指標上，印度都足夠優秀──2016年GDP預計增速7.5-7.7%將超過中國，且一半人口年齡低于25歲。作為沒有這些煩惱的旁觀者，印度觀察家提供了一個冷靜的視角。

　　第一，正在老去的GDP指標。

　　就如同一戰前，歐陸強國還在用戰馬數量衡量軍力的做法一樣，依然將GDP作為壓倒一切的指標已經不合時宜。人類發展史上，當重商主義完成對重農主義的超越后，黃金對于國力的意義一落千丈。同樣的道理，GDP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的陳舊評價標準，在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推進中，對國力的衡量也呼喚與時俱進的新方式。有學者指出，仍然偏重GDP衡量國力的一個困境是：當一國從溫飽邁入小康初期，國民從無到有的，帶動大量消費，GDP指標搶眼；而當一國初步實現繁榮之后，國民內在素質不斷提升，由此帶來國力的長足進步，但這一切并不一定表現為類似上一時期的物化財富大爆發。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應對自己GDP成為世界第二的意義保持冷靜。

　　第二，人口不一定帶來紅利。

　　在工業時代，由于信息技術落后，教育成本高昂，人口素質的重要性大于人口數量。一個極端的例證莫過于馬克沁重機槍在人類戰爭中的首次應用──1893─1894年，在非洲羅得西亞，英國軍隊與當地麥塔比利·蘇魯士人的一次戰斗中，一支50余人的英國部隊僅憑4挺馬克沁重機槍擊退了5000多人的沖鋒，打死了3000多人。

　　但當世界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知識和信息傳播速度加快，成本降低，普通人獲得良好教育從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幾率提升。因此，在信息時代，一國巨量的人口，也就意味著無盡的財富，人口數量對于國力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了。

　　然而，移動互聯網技術條件下，新興大國人口素質有可能獲得充分發展，并不意味著其必然獲得充分發展。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其實是一國綜合人口素質，在取得進步之后，無法向更高的層次邁進。就好比，幾乎任何學生稍加努力都可能從0分考到60分，但并不是所有中等學生都可以從70分邁向90分。全世界，人與人在生理上的差別微乎其微，之所以呈現出千差萬別的國家形態和文明程度，關鍵在內心安裝的OS（操作系統）和APP。通往卓越與富強之峰的，是一條艱辛的路。

　　因此，年輕人口可以帶來紅利，老齡人口也可以帶來紅利，不用過度擔心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有效優質工作人口”的數量與社會協作能力。

　　第三，獨一無二的中國優勢。

　　在通往卓越的陡峭山巖上，中國具有哪些特質來取得成功？

　　首先，中國是歷史上“GDP”差距最小的追趕者。蘇聯即使在巔峰時期，美國也保持了近2倍于蘇聯的經濟總量。而中國發展勢頭猛，不斷縮小與美國差距。是美國百年來首個真正的競爭者，這種“量變”可能引起質變。同時中國致力于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當年美蘇競爭的邏輯屬于過去。

　　另外，中國正在努力打造全社會創新的思想和機制。經歷思想蕩滌，五四運動以來，全民族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開放態度，向世界學習，其謙虛開放態度很徹底。但與愚昧自大相比，這種“過度”地謙卑，卻實實在在地幫助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推進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不斷向世界提供“innovation thinking”（新思維）。中國不是免費搭便車的人，縱觀人類發展史，這種創新思維是大國趕超的根本動力源泉。在中國，全民都正“絞盡腦汁”地奔跑在通向幸福與富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