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一駿
站在2016的開端,兩次熔斷后,上證綜指重回3000點,人民幣兌美元離岸價也逼近6.7。于是,有聲音開始有些憂心忡忡。
與此同時,距離北京3783公里的新德里,印度的各大報紙也正心情復雜地描述著中國股市與匯市的波瀾,一方面希望這是印度的機會,另一方面又擔心全球化之下焉有完卵。
然而,觀察中國的視角與方式永遠都不止一種,在新德里,另外一群擁有大視野的印度人,正站在未來觀察中國。在印度著名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筆者有幸與來自印度海軍的退役將軍、專欄作家、智庫學者和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印度裔教授進行了交流。鴻儒談笑之間,這些印度的精英,給出一些有見地的思考。他們眼中的中國大未來,讓我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印度的未來,還有亞洲的未來。
全世界對于中國經濟的擔憂,部分原因來自于兩個事實:第一,GDP增速放緩、人口老齡化。有趣的是,在這兩個指標上,印度都足夠優秀──2016年GDP預計增速7.5-7.7%將超過中國,且一半人口年齡低于25歲。作為沒有這些煩惱的旁觀者,印度觀察家提供了一個冷靜的視角。
第一,正在老去的GDP指標。
就如同一戰前,歐陸強國還在用戰馬數量衡量軍力的做法一樣,依然將GDP作為壓倒一切的指標已經不合時宜。人類發展史上,當重商主義完成對重農主義的超越后,黃金對于國力的意義一落千丈。同樣的道理,GDP是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的陳舊評價標準,在新一輪工業革命的推進中,對國力的衡量也呼喚與時俱進的新方式。有學者指出,仍然偏重GDP衡量國力的一個困境是:當一國從溫飽邁入小康初期,國民從無到有的,帶動大量消費,GDP指標搶眼;而當一國初步實現繁榮之后,國民內在素質不斷提升,由此帶來國力的長足進步,但這一切并不一定表現為類似上一時期的物化財富大爆發。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應對自己GDP成為世界第二的意義保持冷靜。
第二,人口不一定帶來紅利。
在工業時代,由于信息技術落后,教育成本高昂,人口素質的重要性大于人口數量。一個極端的例證莫過于馬克沁重機槍在人類戰爭中的首次應用──1893─1894年,在非洲羅得西亞,英國軍隊與當地麥塔比利·蘇魯士人的一次戰斗中,一支50余人的英國部隊僅憑4挺馬克沁重機槍擊退了5000多人的沖鋒,打死了3000多人。
但當世界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知識和信息傳播速度加快,成本降低,普通人獲得良好教育從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幾率提升。因此,在信息時代,一國巨量的人口,也就意味著無盡的財富,人口數量對于國力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了。
然而,移動互聯網技術條件下,新興大國人口素質有可能獲得充分發展,并不意味著其必然獲得充分發展。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其實是一國綜合人口素質,在取得進步之后,無法向更高的層次邁進。就好比,幾乎任何學生稍加努力都可能從0分考到60分,但并不是所有中等學生都可以從70分邁向90分。全世界,人與人在生理上的差別微乎其微,之所以呈現出千差萬別的國家形態和文明程度,關鍵在內心安裝的OS(操作系統)和APP。通往卓越與富強之峰的,是一條艱辛的路。
因此,年輕人口可以帶來紅利,老齡人口也可以帶來紅利,不用過度擔心中國人口的老齡化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有效優質工作人口”的數量與社會協作能力。
第三,獨一無二的中國優勢。
在通往卓越的陡峭山巖上,中國具有哪些特質來取得成功?
首先,中國是歷史上“GDP”差距最小的追趕者。蘇聯即使在巔峰時期,美國也保持了近2倍于蘇聯的經濟總量。而中國發展勢頭猛,不斷縮小與美國差距。是美國百年來首個真正的競爭者,這種“量變”可能引起質變。同時中國致力于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當年美蘇競爭的邏輯屬于過去。
另外,中國正在努力打造全社會創新的思想和機制。經歷思想蕩滌,五四運動以來,全民族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開放態度,向世界學習,其謙虛開放態度很徹底。但與愚昧自大相比,這種“過度”地謙卑,卻實實在在地幫助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推進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不斷向世界提供“innovation thinking”(新思維)。中國不是免費搭便車的人,縱觀人類發展史,這種創新思維是大國趕超的根本動力源泉。在中國,全民都正“絞盡腦汁”地奔跑在通向幸福與富裕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