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一早，北京同仁醫院周邊的路口出現了一些特殊的引導員——導醫咨詢，這些人手持寫有“掛號找我”的牌子，解答前來就診患者的掛號咨詢。從院里走向院外，除了為患者提供服務，這項新服務還有一個重要目的：打擊“號販子”。

　　1月29日，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召開了全市打擊“號販子”工作部署會，出臺了包括統一號源管理，取消醫生個人手工加號條等5項措施。

　　春節后，不少醫院的“號販子”死灰復燃，北京市衛生計生委2月16日又召開了打擊“號販子”專項工作部署會，要求醫療機構落實春節前工作部署，進一步查找薄弱環節，推動工作落實，如查實醫院內部人員與“號販子”內外勾結，將嚴肅處理。各家醫院同時出臺了相應措施。

　　作為全國知名醫院，北京同仁醫院的眼科、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兩大重點學科一直存在掛號難的問題。導醫咨詢走向院外，就是同仁醫院新推出的5條措施之一，其他還包括不限國家重點學科眼科、耳鼻咽喉頭頸外科普通號源；延長眼科、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專家門診出診時間，從日間普通門診到晚間黃昏門診，保證所有掛出號源都能當天看完；統一復診患者約號等。

　　“號販子”久打不絕

　　“號販子”在北京各大醫院已成“公害”，這些人不僅在醫生、保安、患者面前毫不避諱，甚至還在名片印上“發揚雷鋒精神，誠心為您服務”的字樣到處散發。一個14元的主任醫師號，被加價300元；一個200元的專家號，在他們手中變成600元、800元甚至更高。

　　面對“號販子”，患者一方面是痛恨，另一方面是無奈和屈服，很多人千里迢迢來到北京，為了能及時看上病，不得不從“號販子”手中高價買號。

　　1月底，一位東北女孩在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掛號時怒斥“號販子”的視頻在網上瘋轉，點擊量達到上千萬次。這位替生病母親掛號的女孩的控訴，觸動了很多人。

　　此后，北京開展了一系列打擊醫院“號販子”的專項行動。1月19日，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先后在區域內的廣安門中醫院、協和醫院、宣武醫院抓獲12名“號販子”；1月25日，民警又在廣安門中醫院抓獲7名“號販子”，其中4名被治安拘留。

　　其實，打擊醫院“號販子”，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動。早在1998年，北京東城公安分局就針對同仁醫院的“號販子”展開統一行動，抓獲“號販子”138名。

　　2015年5月，警方開展一個月集中整治“號販子”專項行動，出動50余次。同年，僅在“號販子”猖狂的北京兒童醫院，警方就組織過20余次專項行動，抓獲“號販子”245人，拘留173人。

　　盡管警方開展了這么多次集中行動，“號販子”依舊是北京各大醫院的就診“毒瘤”。

　　醫療結構出了什么問題

　　東北女孩怒斥“號販子”的視頻之所以引起這么大的關注，是因為不僅道出了患者的心聲，也折射出醫院的無奈。目前，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一天的門診量約1.1萬人次，而醫務人員400多人，顯然是超負荷運轉。

　　北京兒童醫院的門急診量2014年達到337萬人次，日最高門診量超過1.3萬人次，而醫生只有600多人；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主任醫師的門診定額是15個號，實際上每位醫生經常加三四十個號，普遍要看到五六十位患者。

　　北京共有60多家三甲醫院，在全國百強醫院排名中，北京占到23家，居全國之首，年門診量高達兩億多人次，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地來京就醫患者。

　　毫無疑問，供求不均衡導致“號販子”長期有生存空間，尤其是在醫療資源集中的北京。那么，這是醫療資源稀缺造成的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國務院國家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劉國恩曾給媒體提供過兩組數據：美國每千個人平均擁有床位只有3.1張，而我國目前每千人擁有的床位已達4.8張，“所以說總量上并不是根本的矛盾，但結構上出了非常大的問題。我國2015年的門診量近80億，但只有兩萬多家醫院。幾十億的普通門診量涌向兩萬多家醫院，這個問題不解決，永遠都會面臨擁堵的常態，所以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過改革把普通門診引向社區。”

　　“專家團隊”能否按“病需”分流患者

　　統一號源，加強退號、復診號的管理，將是北京各大知名醫院頭上新的“緊箍”。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部分醫院還將試點“專家團隊”工作模式，按病情分診、轉診求診者，把專家號留給病情疑難、危重的患者。

　　這是2月16日在打擊“號販子”專項工作部署會上，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北京市醫管局共同作出的決定，目的是讓有限的專家資源更好地為疑難重癥患者服務。

　　“專家團隊”模式能否按“病需”分流患者，成為除分級診療之外，杜絕“號販子”的一劑良藥？

　　“號源緊張，是‘號販子’存在的根源之一，而專家一定是少數人、緊缺的。在這種情況下，要研究的就是分配方式，如何提高專家服務的效率。”北京市衛生計生委的一位負責人解釋，“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要在頂級專家手里才能解決，絕大部分不需要頂級專家出手。一般性問題在工作團隊層面就可以解決，少部分需要頂級專家出手的，工作團隊可以完成基本檢查等任務，減少專家一般性工作量，提高效率。”

　　這位負責人認為，實際上這是將專家資源依靠時間要素分配，變為依靠經濟，也就是特需的資源分配方式。

　　據了解，類似的做法，在一些醫院已開始實施。這種方式，既可以及時醫治病人，專家又能言傳身教指導培養年輕醫生。

　　另外，“號販子”的號源渠道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雇人排隊，還有一種是以各種方式要求加號，甚至威脅醫生。對于醫生而言，診療時間有限，加號多了，不僅醫生疲勞，診療質量也會相對下降，而利用專家團隊可以彌補這一問題，同時也要嚴格控制加號不給“號販子”可乘之機。

　　“這一探索，具有醫學倫理的意義，反映了醫改正確的價值觀，體現了對醫學規律的深刻把握。”長期從事衛生政策研究的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副主任鐘東波認為，采取“專家團隊”的就診方式，要改變醫生的薪酬分配方式，不能再簡單依靠工作量、經濟收入來支付醫生薪酬，而應基于組織化、體系化、高度分工合作的崗位設計來支付薪酬。本報記者 李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