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共和国报》，意大利博学家翁贝托·埃科于当地时间2月19日晚9:30逝世，享年84岁。凤凰文化第一时间连线汪晖教授，请他谈谈与埃科在玻利维亚大学时期的交往。在汪晖看来，埃科是一个传统的欧洲文人，就像当年的启蒙一代，是一位博学且充满好奇心式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进步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和介入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和艺术的问题。“他思想的世界很大，我接触的也很有限，不过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汪晖：我当然是跟他有交往，确实有交往，对。其实我也说不好太深，我首先觉得他就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人文和学术的大师之一吧，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在我的理解里，尤其是跟类似于现在的美国和今天的我们的学院相比，他是一个文人，同时他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说他是知识分子，当然是因为他也参与和介入当代的很多问题，包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艺术的思考，他的这些思考当然也都带着他的理论思考在背后的，我们也都知道他在符号学上的建树，他所有的问题都在他的符号学框架下叙述的；但同时呢，他又是一个文人，我说的不仅是他写《玫瑰的名字》《傅科摆》这些文学性的作品，也不只是说他是个作家，它们的背后有很强的理论色彩。我感觉他同时还是一个，不一定是中国意义上，而是意大利或者说欧洲文明里边的那种文人的色彩，他极其地博学，就像当年的启蒙一代，是一个对语言和文化的各种知识都很博学，并且充满了好奇心的一个人物，同时也非常的风趣，非常有意思。
很多年前了，2005还是2006年，我每年都去波隆尼亚大学，有段时间就是以他的人文研究所的名义邀请的，他有一个小的椭圆形办公室，我们两个还有过一次公开的演讲，题目是《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是否可能》，讲冷战结束后，在今天这个条件下，一种不同于当然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这个全球化的，但是一个新的国际主义是不是可能的这样的问题，谈到对中国的认识，欧洲面临的困境等等吧，就这些问题。因为你也知道他也来过几次中国，对中国非常有兴趣，他对中世纪文艺复兴的东西也很熟，不仅对当代，他也对过去的历史文明它的文化他有很强烈的兴趣。 这几年没有见，去年我在意大利，但是没有到波隆尼亚去，不过他在去年威尼斯双年展里面那个意大利馆，其中一个比较中心的部分，就是以他的谈话，一个他的video，他的这个图书馆为主题的。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终于跟书告别了，他收藏了大量的书，自己家里头就像一个图书馆。他是生活在书的世界里面的，他自己也真的是像在一个图书馆里一样来讨论他对各种各样问题的处理方式，我总觉得有一点像旧的文人，生活在那么一个时代。另外你也知道，玻利维亚大学是欧洲第一所大学，他在那么一个氛围里面，当年但丁、哥白尼都是曾经在那任教，学校最早的那个建筑，好像是十一世纪的吧，到现在还在用，它的善本的书库，它的主要建筑也都是中世纪的，埃科自己那个椭圆形的办公室，也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候的建筑，里面都是有壁画的，他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 在那期间，有时候碰面，傍晚一起去喝酒，他很喜欢喝酒，喝酒喝多了会手舞足蹈，他当然英文不好，有意大利的学者他们在一起，就我一个外国人，他们也经常会用意大利语说一些，会经常听他们笑。我不懂意大利语，但是能知道一些词和他们的语境，尤其是他对这个符号的印象，所以有时候我大概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在笑什么，但不能很清晰。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用意大利语谈论一个笑话，喝着酒，他还没说完，我就笑起来了，他就问我说你懂意大利语啊？我说我不懂。他说为什么你的反应跟我说话的节奏是一样的呢？我说你说话的时候不只是语言，你有表情，你不是讲这个符号吗？这个semeiology的语言不仅仅是说出来的，包括你交流的语境。我觉得他因为喝酒多了，特别是意大利人在一块的时候，他们比较多的就是肢体语言。 可以看得出来呢，他是特别好的，属于比较幽默，很开心的那个类型，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大的学者，一个大思想家，理论家吧。当然也是一个欧洲传统，尤其是意大利传统里面出来的一个文人，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于今天一般学院里头的人，就是有一点特别的智慧，所以他的著作方式也比较多样，他可以去参加双年展，可以写小说，他的东西编成戏剧和电影，他又是一个理论家，同时他对历史和文学，对中世纪的东西又非常熟，但是他的那些领域因为牵扯到拉丁文，牵扯到一些中世纪语文，我是没有能力能够真正去看那些，多半也是从中英文的译文来了解一些，我说实在话，虽然跟他有这个接触，但都是很肤浅的，只是因为我自己做的只有一部分涉及思想史的问题，可以跟他有一点讨论，当然我也是以中国为背景的，他做的符号学的过去我们从念书的时候就读，但我自己不是在他的这个领域内的，尤其是涉及到欧洲的这些，所以我能说的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