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正月十六。按照民间的习俗，过完十五，年就算过完了，该开工了。
这份书单，来自于一个“评论人”微信群的日常读书交流，最终我们选择了16位活跃在媒体的评论人和专栏作家正在读的书，用评论解读中国的他们，在这份书单里呈现了这份他们所理解的时代精神。
陈季冰（评论员、专栏作家）
在读书：《威风悲歌：狂人李贽传》（鄢烈山著）
推荐理由：李贽这个孤独的背影，蕴含恒久价值
春节假日里正在读的一本书是我的同行前辈鄢烈山先生所著的《威风悲歌：狂人李贽传》，这有点不符合我一贯的读书风格。我读书主要是为获取知识，而不是休闲怡情，因此往往有一定的计划性，很少会随手翻来一本便由着兴致读下去或中途扔在一边。
这本明朝思想家李贽的传记并非最近出版，上月中旬我在北京遇到老鄢，他特地从广州带来这本书相赠，所以它就很自然地成为了我在新年里读的第一本书。
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独特的一个角色，在儒学被“定于一尊”1500年、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的解释被立为官方正统300年后，他却无所顾忌地对既有的教条发出了犀利刺耳的批判，展现了时人罕有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对于老鄢和我这样从事评论写作的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在北京，老鄢把这本书交到我手上时，还不忘记为李贽忿忿不平。他认为，明朝其他思想家——如著名的心学大师王守仁以及明末清初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在后世大多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唯独李贽至今仍远未得到充分肯定，甚至不为世人所知。而黄宗羲那样如此具有反叛精神的学者所撰的《明儒学案》，竟都未将李贽列为条目！
我十分同意老鄢书中的一个判断：李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纯粹的“思想犯”。这并非说中国历来是一个思想学术言论自由的社会，而是说，李贽之前虽也曾有过数不尽的人因言获罪，但他们获罪的直接原因多是因为被认为谤诋了君王、妄议了朝政、“意图不轨”，或者散布谶讳、巫术之类“妖言邪说”。而李贽并没有留下太多直接关涉现实政治的尖锐见解，他仅仅因为对儒家先圣言行的某些部分提出了一些质疑，对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的解释提出了一些批评，便被加以“敢唱乱道，惑世诬民”的天大罪行，并自刭诏狱。这在之前是闻所未闻的，虽然之后可能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
这使得“李贽事件”在当时便是一个聚讼不已的轰动现象，关于他究竟因何被下狱的各种传闻也是不绝于耳。事实上，向万历皇帝举发李贽的人也没有预料到最终的结果竟会如此惨烈，他们的初衷或许只是用公权力堵住李贽的那张肆无忌惮的大嘴而已。
我也同意老鄢的另一个观点，李贽并非卫道士们口口声声的“名教罪人”。相反，就像他自己坚称的那样，他是一个真诚的儒者，对自己有很高的道德期许。他对孔孟等儒家先圣满怀敬意，甚至对二程、朱熹也没有一棍子打死。终其一生，他所做的无非是揭露那些打着仁义道德旗号的虚伪的假道学，而这或许正是他不见容于一个时代的根源。至于朝廷和对手们泼在他身上的那些放浪不羁、诲淫诲盗的脏水，不过是将一个人“搞倒搞臭”所惯用的卑劣伎俩而已，我们早已经见怪不怪。
我还想做一点补充：李贽虽在谈古论今中时有石破天惊之洞见，但他并不像王夫之和黄宗羲那样，对儒家政治哲学和几千年中国政治得失有过系统性的、理论上的梳理和思辨。作为一个反传统的“异见者”，他对传统的批判也远没有达到他所激赏的“魏晋诸人”所达到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不拘礼教”的激进程度。我想，这应该就是后世学者没有给予他太高评价的原因。
这么说绝没有贬低李贽的意思，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具有不同的功能。每当一个时代面临“挣脱禁锢、解放思想”的迫切需要时，李贽这个孤独的历史背影就会很自然地浮现出来。这就是李贽身上蕴含的恒久价值。
端木赐香（历史学者）
在读：《革命心理学》（古斯塔夫·勒庞著）
推荐理由：“人民群众”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
猴年第一书，我读的是勒庞的《革命心理学》。
古代中国，“革命”是指改朝易姓，变革天命，比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云云。就连孙中山和他的小伙伴，最开初也认定做皇帝才配叫革命，自己只能叫造反；后来发现日本人居然称他们为革命党，高兴坏了，原来革命不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跟皇帝姓的，也可以革命。
日本人的“革命”，起初也是来自中国。但是人家不是脱亚入欧，快速跟国际接轨么？所以日本的“革命”已是国际鸟语：Revolution。Revolution来源于天文学，释义有旋转、运行、公转、循环往复等意。后来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欧美学者的阐释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我们基本可以这样认识：Revolution是指不同于以往的质的飞跃与变革。基于变革的方式，可分作暴力与和平；基于变革的领域，可分作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等；基于变革的路径，大略可分作法俄式与英美式。
我们，当然是法俄式的。也就是工人与农民暴力推翻资本家和地主，然后自己上位。而且，用列宁的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
确实是节日。勒庞的《革命心理学》，刻画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的心理释放与致命狂欢。这种释放与狂欢，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勒庞的《乌合之众》。毕竟是一母同胞，毕竟是姐妹篇章，所以，不管是《乌合之众》还是《革命心理学》，都会让我思考同一个问题：这个“人民群众”到底是个什么玩艺儿？
不只我一人有这困惑。早在1945年，著名诗人臧克家针对国民党的专制，就写下了一首《人民是什么》，诗中云：“人民是什么？人民是面旗子吗？用到，把它高举着，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来。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顶破毡帽吗？需要了，把它顶在头顶上，不需要的时候，又把它踏在脚底下。人民是什么？人民是木偶吗？你挑着它，牽着它，叫它动它才动，叫它说话它才说话。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吗？拿它做装璜宣言、文告的字眼，拿它做攻击敌人的矛和维护自已的盾牌。”
我这人是发散思维，动不动浮想联翩到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不，从《革命心理学》和《乌合之众》，我会想到臧克家这首诗，从臧克家这首诗，我又想起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从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我又想起电影《芙蓉镇》结尾时那个意味深长的镜头——二流子王秋赦敲着破锣用吵哑的喉咙喊着：运动啦，运动啦！一句话，所谓的群众运动，往往是运动群众！
当年的梁启超很不乐意把西方的Revolution译为中国的“革命”了，认为这样就把中国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跟欧美换汤又换药的革命混淆了。结果还真混淆了：第一，中国汤武家的“革命”与欧美天文学家的“革命”合体了，都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开始就意味着结束！第二，革命又成了专利，你不属于他们，别说革命了，哪怕有个异议，也马上变成反革命！
2016是新的一年，但是看这种书，并且如此发散思维，对我来讲，年就无所谓新了。年年如此，岁岁不相异。而我，只能是旧人、旧思想！
冯雪梅（专栏作家）
在读：《记忆小屋》（托尼·朱特著）
推荐理由：一个老派知识分子的回忆
托尼·朱特说，“中年危机本来就是要借一些异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仍然保持着年轻的心。”有人换妻，有人换车，有人甚至换性别。在“恰当的年龄，恰当的阶段（正与第二任太太闹离婚），朱特也经历着“中年常有的各种不确定性：追问这一切究竟意义何在。”结果，他去学捷克语。
偶然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捷克语把朱特带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为被捷克大学开除的学生“走私”书籍，目睹了共产主义在东欧国家的发展，然后，他开始教授东欧历史，“并——诚惶诚恐——书写它”。
中年危机——捷克语——东欧——《战后欧洲史》，这条交织着偶然与必然的轨迹中，最主要的收获不是某种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是成就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公共知识分子”。朱特认为他的中年危机，“根治了我身上后现代学院派方法论至上的毛病”。
《记忆小屋》是托尼·朱特的最后一本书，倒更像朱特著作的入门读物。他那套最具声望的《战后欧洲史》厚厚两大本（中信出版社再版后是4本），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每每看到都心生敬畏，觉得需要花一大段的时间好好阅读。相比之下，《记忆小屋》要随和亲切许多，170多页轻型纸的书，拿起来立刻有一种轻松和愉悦感。
我发现，对他人生活的好奇是最好的阅读催化剂。一个被《时代周刊》评价为“一流的历史学家、最老派的知识分子”，一个罹患癌症和“渐冻人症”的骄傲又敏感的历史学者，他经历着怎样的人生？朱特很克制，这本有关人生记忆的书里，充满回忆的柔情却非常冷静内敛，于个人体验的再次回顾中，时时处处透露出对历史的评述与思考。
一本可以再读的书——合上书页的时候，我想。朱特知道馀年无多。书的最后，他写道：“我们无法选择人生在何处启程，却可以选择于何处结尾。我知道我的选择：我要乘坐那辆小火车，无所谓终点，就这样一直坐下去。”文笔雅致的译者在读到这一篇时，几乎潸然泪下。
高明勇（凤凰网评论总监）
在读：《独立评论文选》（谢泳编）
推荐理由：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
工作需要与个人兴趣的缘故，近两年我在做一个研究，梳理并书写民国以降的百年中国言论史，想探究一下，从言论立场到议题选择，从文人论政到专业问政，那些政论家、评论员是如何拓宽言论尺度的？又是如何实现媒体言论与政府、社会、公民之间有效互动的？
不管是之前写储安平《观察》的“言论的生意”，关于民国政论家的系列专栏，还是关于改革开放以后新闻评论简史的“评论的轨迹”，都是这个阅读/写作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我的新年第一读选择《独立评论》并非随机，这本杂志是一座里程碑：没有党派依傍，没有商业模式，没有企业赞助，却成就一个言论史上的奇迹。
于我，这算是第二遍阅读了，无他，只是时时重温评论界的经典刊物与文本，聊以自勉。正如《独立评论》发刊词所说：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派别，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在读：《惨败》（凯尔泰斯著）推荐理由：在极权社会，最有道德感的是惨败者
今年春天突然变得特别冷，枯坐家中，重读凯尔泰斯的《惨败》，这位匈牙利作家因写纳粹大屠杀的《无命运的人生》，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但国内读者似乎不太关注他的《惨败》，这部小说实际上描写了斯大林体制下的社会情景，颇有卡夫卡的味道。
小说情节迷离恍惚，所有机构人员都面目不清，所有发生的事都不合常理。主人公的第一夜是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的，他还没有开始工作，就收到报社的解雇信。此后每到一处，他都要受到守卫的盘问，海关人员也似乎一直在打听他的情况。他不断被各种机构开除，因为他不具备官方要求的信仰。他意识到自己面对一个选择，要么当刽子手，要么当受害者。
与西方存在主义作品的荒诞不同，凯尔泰斯描写了主人公的一连串惨败，而这些惨败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作者通过荒诞展示了一种道德维度，如果必须在刽子手与受害者之间做出选择，主人公最终总是选择做受害者。这表明，在极权社会，那些最有道德感的人往往都是生活中的惨败者。或者说，那些生活中的惨败者往往都是最有道德感的人。
当这种情况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人性于是就被摧毁了。
连清川（专栏作家）
在读：《与荒原同行》（约翰·迈克菲著）
推荐理由：我为什么嫉妒布劳尔
戴维·布劳尔是塞拉俱乐部的执行董事，地球之友的创始人。他小的时候，是一个羞涩胆小的男孩。有一次，当他的父亲带他到荒原之中旅行的时候，他觉得，是荒原中的山保护了他。从此之后，他用了一生来保护这个冰川峰的荒原：这个在外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的东西——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冰川、森林和并不多的动物——而布劳尔的理念是拒绝任何的开发。
《纽约客》记者约翰·迈克菲，先后陪着三拨人，地质学家、终生热爱铜矿的工程师查尔斯·帕克；查尔斯·弗雷泽，美国最顶级的两位地产开发商之一和弗洛伊德·多米尼，美国垦务局局长，水电爱好者，一起走过了荒原。
这几个精神高贵、热爱人类文明并且试图提高美国人民生活的人，一路走，一路和布劳尔辩论着。他们认为，只有把荒原的矿产、旅游和电力开发出来，荒原才能真正地有益于人民，也才能保护好荒原。
然而，布劳尔从来只有那样的观念：人们的生活不必那么奢侈和方便，而只有把荒原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才能为自然留下生长的空间，也才是对美国的未来负责的行为。布劳尔推动了《荒原法案》的通过，但是他必须一直面对进步主义和人类福祉呼吁者的挑战。
这是一本很小的书籍，但是人类对于自然、发展、进步和精神世界的竞争，全然呈现无疑。三个人最终都没能说服布劳尔，但是布劳尔的战争能胜利多久呢？进步主义和经济发展，一直在碾压着荒原的存在。
对于一个连湖泊的面积都无法保存的国度，我只能带着几乎嫉妒的心情，看着布劳尔的唇枪舌战，看着那些精神同样高贵和富有权势的人，败落在一个荒原原教旨主义者的坚持之下。什么时候，我们能保存哪怕一片小小的、自然的梦想呢？
李方（互联网媒体人）
在读：《耶路撒冷三千年》（ 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推荐理由：一日七次郎，悉数为投降
这本书的Kindle版超过10000页，但绝对生动活泼。举个例子，一战后期英军逼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市长决定投降，他带了几个人举着用白床单做的白旗走出城去，最先遇到两个买菜的英军厨师，对方不肯授降。然后遇到一个英军传令兵，对方也拒绝了。直到他们遇见一位少将接受了他们投降。少将报告到司令，司令要求他们向他本人再投降一次。就这样，耶路撒冷市长一共投降了七次。
潘真（作家、媒体人）
在读：《胡适杂忆》（唐德刚著）
推荐理由：口述史之余
一本好书与一个写作者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吧。比如《胡适杂忆》之于我。近年，我的兴趣偏于传记，去年出版的三本书中有两本是传记。于是，新年新作开工之际，唐德刚老前辈穿越时空（“书比人长寿”真好），来给我讲一堂口述史写作课。
《胡适杂忆》是作者撰录《胡适口述自传》之余写的一篇“短序”，但凡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等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以及胡适一生牵扯的种种纠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样子，写活了晚年“纽约寓公”胡适。作者取材没有禁忌，文字又古雅流畅，越写越长，一不小心长达十余万字，只好单独出版，再请周策纵、夏志清二位作序，夏序又洋洋洒洒抖漏几多好料……最受益的，当然是读者。
我读书，喜欢乱翻。翻到一页，作者后来写《李宗仁回忆录》，问起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作者认为是“很恰当的评语”，胡“没有做官僚的脸皮”，“天生是个’教书料’”。又翻到一页，作者开车去接胡，电话里没说清，等错了地方，“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待看到车子，“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细节动人。
怀着一颗八卦的心，我还翻到“小脚太太”胡江冬秀的两桩正面事迹：其一，年高多病的胡适夫妇住在破烂公寓里，一天胡太太独自在家烧饭，忽见一彪形大汉破窗而入，她打开公寓大门，回头对悍贼大叫：“Go!”对方看了她一眼，乖乖地“Go”了，女英雄则关门接着烧饭。其二，先生去世后，她返美带来“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居然是自传！虽然别字连篇，但在作者眼中“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字，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所以劝老太太继续写。这部自传，不知下文如何，好想读！
为写《胡适口述自传》，作者与传主曾有六十余次纽约欧式小餐馆之约，“酒仅微醺，饭才半饱，幽窗对坐，听胡老师娓娓讲古，也真是人生难得的际遇。”书中此章题为“历史是怎样口述的”，细节多多，最令人神往！
陶舜（人文观察者）
在读：《三国演义》（罗贯中著）
推荐理由：“义”是中国古人的道德头条
回乡下过年，联通手机没信号刷不了朋友圈，刚好有机会重读《三国演义》，上次是高一在课堂上开小差读的，彼时图快读得不细。如今虽对刘备还是很烦，但仔细读完关羽“千里走单骑”章节后，对“义”这个东西开始有感觉，觉得“义”大概就是中国古人的道德头条，刘备字玄德、曹操字孟德不是偶然的。
桃园三结义、降汉不降曹是义，千里走单骑是义，华容道义释曹操更是。三国人物最受历代朝野称许的不是智识之王诸葛亮，乃关公，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义”，在庙堂，君王以之御下，在江湖，人们据此结义亲友。曹操杀掉劲敌马腾，实因其党黄奎被不义之亲戚苗泽所卖，而曹操怒杀之，所以“观者无不叹息”。
王晓华（评论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读：《反思文艺复兴——遍布欧洲的勃艮第艺术品》（ 玛丽娜·贝罗泽斯卡亚著）
推荐理由：反思文艺复兴
在文艺复兴初期，欧洲的立场曾出现过分裂：以勃艮第王朝为代表的公国迷恋宫廷文化，不竭余力地收集古代的手稿和艺术品，但其领地上“罕见人文主义研究”，“因为这样的学科对朝廷的政治事务和政治权势的建构并没有直接有效的作用”；与此对照鲜明的是，意大利等国则重视人文主义，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再生，稳步走上现代性的轨道。
于是，两种模式的博弈出现了：是固守包括骑士精神的中世纪传统，还是追求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到了15世纪下半叶，“古今之争”尘埃落定：勃艮第王朝兵败南茜，迅速解体，而致力于“再生”的国家迅速崛起。
王垚烽（自由撰稿人）
在读：《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小岛毅著）
推荐理由：宋之问
猴年读的第一本书是日本学者小岛毅的《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对于宋史，一直有三个问题困扰着我：一、宋朝是否真如有些学者（比如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派）所说的那样，除了存在皇帝制度外，其他如经济、文化等方面已迈入近代社会？事实上，正如作者指出的，宋太宗常常被看作中国君主独裁体制的确立者。而相比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国近代化与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二是关于北宋灭亡的。与大多数王朝末期政局动荡、民变迭起，皇权一步步衰弱直至走向覆灭不同，北宋灭亡纯粹是个偶发事件。当时的金朝与后来的满清一样，起初只是想劫掠一票就北返，压根没有占领中原的打算，靖康之变完全是一连串政策失误的结果。如果当时主政的不是蔡京等人，宋朝的历史或将改写。
第三个问题不只局限于宋朝，却是读南宋历史引发出的，即中华历代王朝的开边方向。按说，相比北方，南方（主要是中南半岛及沿海岛屿）无论是资源禀赋、对手实力、开边成本都优于前者。可不仅统一王朝专注于西北的开疆拓土，就连那些仅有南方半壁的王朝，同样只知盯着北方强敌，而鲜有朝南拓展的，甚至对作为中华故土的交趾都毫无兴趣，漠不关心。而以南宋的经济实力、航海技术，居然连近在咫尺的台湾都没有发现并纳入版图，更是叫人纳罕。
魏英杰（评论人，专栏作家）
在读：《慈悲》（路内著）
推荐理由：“慈悲”在哪里？
2月12日，读完路内小说《慈悲》。春节期间在老家，行李太重，只带了Kindle，就从太太那里顺了这本小说随便翻翻。太太觉得小说没有外界评价那么好，她认为同样是写饥饿体验，余华写得比作者好太多了。我读完后觉得，倒也没那么差，就是故事确实没讲好，人物描写也过于刻板，拉低了作品的水平。
这部小说写了饥饿，也写了贫穷，但正如小说题目所启示的，作者其实想表达一种高于“和解”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不是屈服，不是抵抗，也不是与现实握手言和，而是一种经历了苦难之后豁然开朗的人生态度。
主人公陈水生生于大饥饿年代，成年后在国营工厂里上班，经历了吃大锅饭的时代，个体户风生水起的年头，国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以及民营经济刚刚崛起的时期。饥饿是缠绕水生的长久记忆，但无论是饥饿还是人性倾轧、金钱诱惑，都没有改变他的质朴善良本性。对收养他的叔叔，他尽孝赡养，为他送终；对他教他技术的师傅，他恭敬伺候，娶了师傅患病不能生育的女儿玉生；对同门师兄根生他可谓仁至义尽，对工厂里的工友，他也是尽力帮忙，为工人申请补贴而不惜得罪人。这样的人既普通又不平凡，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卑微一员，却也是一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好人。或许正是在他和妻子与人为善的人格熏陶下，他们的养女开朗活泼，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
这部小说想表达的或许就是，只要好好活着，不放弃对良善的坚持与追求，一个卑微的人也能超越艰难残酷的现实，获得人性的升华。情况似乎也是如此。那一场大饥饿，并没有让人性完全泯灭，而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下，正直的人最终也得到了丰厚回报。
坏就坏在，作者想表达的和他所呈现的相去甚远。或者说，作者的功力使他没有能够轻松地驾驭这个主题。比如在人物描写上，主人公水生的性格塑造并不出彩，给人感觉十分生硬呆板。小说里的对话并不精致，情节展开也不温不火（或许是刻意如此），包括那个不愿屈服于现实的根生，形象并不丰满。最后出现的水生失散多年的哥哥，更是十分突兀。渡船上偶遇哥哥这一幕，让人想起赫尔曼黑塞的作品《悉达多》，似乎有致敬之处，可又让人感觉是拙劣的模仿。
这么说对作者或许是苛求。没读过作者其他作品，但感觉驾驭长篇小说仍欠火候，浪费了一个史诗般的题材。
鄢烈山（著名评论家）
在读：《耶路撒冷三千年》（西蒙蒙蒂菲奥里著）
推荐理由：人性之恶
农历新年认真读的第一本书是《耶路撒冷三千年》，去年出版，近700页。做书的年轻朋友韩子文，知我要去以色列，春节前送我的。作者是1965年生于以色列的历史学者，犹太名门之后。
此书得过美英法等国传记大奖，确实写得好。所写三千年止于1967的“六日战争”，只取有文献与考古研究支持的叙述。耶城史是世界历史与宗教文化史的主干，其所谓“世界中心”并不夸张。
作者的写法又是面向大众的。“序幕”写公元70年罗马将军攻城，使耶路撒冷第二次遭毁灭，与上次巴比伦人的摧毁相距五百年，就是精心谋篇布局便于激起阅读兴趣的。
我注意到犹太三军阀的内斗，饥饿的妇人烹食亲子尸体，犹太人的“猎巫”（抓内部匪谍、肃反），等等，人性之恶，与阿拉伯人原是一样一样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自认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的基因也确是最相近。
曾雅娴（评论人，新锐作家）
在读：《闲情偶寄》（李渔著）
推荐理由：闲出境界
过年自然要有闲情看闲书，明末清初李渔这个老头的《闲情偶寄》必是首选。
吃喝玩乐，风花雪月，园林花草，词曲音韵，女子审美、并非人人可以讲，更非人人可以讲得有趣。要闲还得闲出境界才能让看的人爱不释手。
如果应景看，过年吃吃喝喝必不可少，他那《闲情偶记·饮馔部》就最值得一说。比如吃家禽一般雌的，唯独鸭可以吃雄的：烂煮老雄鸭，功效比参芪。清火又营养。老李也爱素食，所以他会说“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书中也细致提到做素菜的小窍门做冬瓜丝瓜不要太生，红烧茄子要记得放酱醋，萝卜不爱葱蒜等等。
李老头绝对是个不会亏待自己肠胃的性情中人，他认为喜欢吃的东西不妨多吃一点，不喜欢就少吃一点。所以他嘲笑有的养生家根据《食物本草》吃饭，吃的不是自己喜欢的食物，这简直毫无人生乐趣了。
来，来，来，还是用桂花来酿酒吧，月光会温热出丰盈的甜蜜，既然人情世故不能周全，总统选举也没你什么事，吃喝上再委屈自己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赵周贤（评论编辑，深圳媒体人）
在读：《泊下的记忆——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口述史》（沈关宝、李聆著）
推荐理由：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月底的一天晚上，正在休年假的我，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条非常震惊的消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沈关宝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29日在三亚逝世，享年六十七岁。沈关宝教授系我国恢复社会学专业后的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读书时，我曾有幸上过沈教授开的一门专业课——《社区研究》，同时，沈老师还是我们研究生专业英语的授课老师。
在业界，沈老师以城乡社区研究和社会保障网分析闻名，但是，据我有限的了解，沈老师其实还是一位“中国海员问题”方面的研究专家，当年上课，时不时会听他讲到正在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开展的老上海海员工作和生活研究课题。这本《泊下的记忆——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口述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就是沈老师当年研究的成果（与李聆合著）。趁着春节假期，我抽空翻阅了一下这本书。
之所以会对本书感兴趣，完全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我过去曾生活在一个与广东著名的侨乡江门接壤的小山村，正如《泊下的记忆》书中所言，我对家乡河对面的“金山客”的第一印象恐怕也是“那些定居在当地的、以经营餐饮业为生的广东人（具体来说是台山人或江门人）”。
但是，《泊下的记忆》里研究的却是在利物浦的一个老上海海员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都曾经做过海员，并为英国的蓝烟囱轮船公司服务，一度有几千人之多，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华人团体。自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这些人陆续在利物浦定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娶了英国太太，并生儿育女。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28位老上海海员原汁原味的口述历史，以及研究者参加的一个老上海海员的葬礼全过程记录。这些人曲折漂泊的人生经历，可与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华人移民史、世界航运史相印证，他们就是见证了世界百年历史的“活化石”。书中预言，这个群体在今后的一二十年就会消亡。因此，该研究所揭示的老上海海员这些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和不可逆的独特的生活经历，也算是为保存”见证了世界百年历史的活化石“在作一份贡献。
说起这些老上海海员定居利物浦的原因，其实也颇为无奈。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英国轮船公司继续工作的上海海员回不去上海，香港经济也不容乐观，对于他们来讲，留在英国就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年轻的上海海员只能选择与当地姑娘成婚，以换取在英国的居留权。
二战后的英国，经济萧条，生活物资短缺，牛奶、鸡蛋、茶叶、白糖甚至衣服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长筒丝袜、酒等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变成了奢侈品。而对海员来说，搞到这些生活必需品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随便从船上拿下来的东西，就可以令一个当地的小姑娘高兴好几天。所以，一个面临物资短缺困境的当地少女，如果能够与一个生活不愁的年轻的上海海员结婚，女孩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这意味着，她今后的生活可以无忧、可以改善。当下，很多中国人投资移民海外，以经济换取身份，看来与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当年获得居留权的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分别，只不过，老上海海员所走的道路可能更曲折一些而已。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父母在不远游”，这个观念在20世纪初至上半叶依然十分深入人心。过去若不是为了生活，没有几个人愿意背井离乡。这些老上海海员都没有料到，原本只是为了赚钱养家，或是去国外看看新奇，却让自己一辈子在海外漂泊，并在不知不觉中再也离不开利物浦。尤其是过了70岁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扔下英国的亲人，没法抛弃有保障的养老生活和社会福利，再回到家乡去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进城一族”何尝不是如此？
还是古人说得好，“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初出城留别》）。
庄秋水（作家）
在读：《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沈艾娣著）
推荐理由：一本私人生活史
春节期间，家人团聚。在聊天、吃饭、玩耍，这些传统春节娱乐活动的间隙，断断续续读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看一百多年前一位乡人刘大鹏如何生活，他怎样和家人相处，如何读书，工作愉快与否（在未能成为一名进士后，刘大鹏以塾师为业），甚至做什么样的梦……其中最有趣，莫过于看这位旧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现代和传统不断互相激荡时，他如何赋予自己特定的角色，在自我认知和现实情状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20世纪的中国，在中西交冲六十年之后，改造中国——不仅要快、还要全变，这股浪潮灌来，淹没一切。用康有为的话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那是要以电掣风驰的速度新民、新社会、新中国。拒绝改变，就意味着衰弱、挨打，这套话语逻辑也被此后的万千国人接受，纳入对过去建构的框架之中。
可以说，刘大鹏的故事，是对上面那种国家叙事的反动。这样一个下层绅士的生活，那些琐屑的生活小事，细腻家常的情感，是一个人放下一切“公共人”的装饰，回到一个无拘无束的状态。哪怕他的自我形象塑造，实在也非常坦荡。
他打开一扇窗，让一百多年后的读者，可以代入式地理解国家大事（大到那些惊天动地的变化，小到地方上的因应措施）如何与日常生活接触，民众对此如何做情感上的反弹，和基于实用主义的理性回应。
读这本主要由个人日记为基础的私人生活史，我最大的感受是，当我们重建过去时，其实也是在建构一种关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实都不是绝对的，当然也非唯一。另外一个感受，是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那是不可想象的事。看来，我正在成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