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一代”学者鹤见俊辅

2015年7月鹤见俊辅在东京去世，中文媒体上只见到零星报道。这本《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适时出版，连书名一起都似乎在暗示着什么。不久前，日本政府在“夜里”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意味着持续60年的所谓“和平宪法”就此终结。有意味的是，56年前的岸信介内阁也是在“夜里”强行表决了新安保条约，“趁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之际送了个礼”。自竹内好、丸山真男、吉本隆明等学者、作家相继离世之后，历史似乎象征性地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竹内好去世时，日本知识界曾认为这是“日本战后思想的死亡”，如今只有“无思想”时代的“思想”，是“写在纸面上的思想”，无法支撑生命。战争留下了什么？鹤见俊辅这代思想者将这个严峻的问题永久地留给了我们。

八卦背后的“战后一代”学者

几年前读完了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接着又读了他的《日本的思想》、《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等书，当时正无目标地乱读书，囫囵吞枣，但比较过瘾，阅读的快感或许就来自那种模糊暧昧又不透明的印象吧。不过当时感觉丸山的思考里游荡着黑格尔的“幽灵”。后来才明白黑格尔、康德等德国思想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主要教养。鹤见俊辅在哈佛念的是实用主义和符号学，自然与竹内好、丸山真男等人，也与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等染指形而上学色彩的思维方式迥然有别，这也就可以部分解释他们差异背后的思想根源。

实际上，直到最近读完这本访谈录，才改变了我之前的负面印象，鹤见俊辅眼中的竹内好、丸山真男等人也完全是另一种知识分子面貌，祛魅了平常认知构图中的“冷酷”形象，令人颇感兴味。

这本访谈录，料很多，学术八卦与见闻也很吸引人。如鹤见俊辅读了竹内好的文章主动写信，竹内非常高兴，他是那种“会为崇拜者来信而感动不已的人”。鹤见觉得竹内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对其给予所谓“黑社会道义”的信任，如当竹内因岸信介强行通过安保法愤而辞职之后，鹤见想都没想也从大学辞职。该事被报道后，竹内马上给他发了个电报：“共同前行，即使分别也要前行。”竹内就是能“这么平平常常地去讲这些青春激情的话”。而丸山真男则是内心有“狂逸”之气的人，比如他喜欢日本的军歌，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却自我压抑这一点。对于罗素《西方哲学史》引用《大英百科全书》这种似乎有违学术规范的事，丸山很吃惊：“英国人会干这种事吗。”鹤见俊辅则乐道这种“杂书派”的行为。

或许如鹤见所说，“到我这个年纪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因此无所不谈，谈话也无禁区，有时弄得两位年轻采访者也常为自己的刨根问底而自惭。问到敏感话题，“鹤见先生仰面向天，挤出话来讲”。

“没读过康德的普通人的意见才是更重要的”

鹤见俊辅出身显赫，按今天的流行词汇，是典型的“官二代”、“学二代”。他的父亲鹤见祐辅被称为“日本的胡适”，写了不少畅销书，也是日本政界活跃人物，鲁迅曾翻译过他的《思想·山水·人物》。其外祖父则是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后藤新平，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等。在这样的贵族家庭出生，鹤见却由于母亲的严苛从小养成了叛逆的思想，逛花街柳巷，多次自杀未遂，最后不得不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这样的“浪荡”中，他却读了上万册的书。可以说是小学毕业后就被送去读了哈佛。他一生对知识分子持批判态度，所以才有人给他贴上了“庶民思想家”的标签，同时也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什么主义者都不是”。读完这本书，我和采访者一样感觉到，他能使用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自由的理性。

1954年至1957年期间，鹤见俊辅、藤田省三等发起组织“思想的科学研究会”，进行知识分子“转向”的共同研究计划，针对的就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变节”问题。甚至有学者断言，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思想史可以说是一部“转向”史。从左翼到右翼，转来转去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鹤见对其父亲的评价就令人唏嘘不已。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的“优等生”文化曾遭到反思。鹤见称其父亲即典型的“第一病”，认为就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政治家、官僚，运作着日本。作家小林秀雄在战争期间写道，“即便是一种暴行，但在国家处于困难状况下，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是当然的选择，这是庶民的感觉，或者说是生活者的感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可能会用理念呀思想呀去进行批评和判断，但生活者并不去这样做，是自己决定的”。对这种认识，鹤见俊辅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能原谅说这种话的知识分子”。因为他觉得知识分子是一路沿着特权道路走上来的，并非只是生活者。而竹内好曾将鲁迅塑造成忠实的生活者形象，以此作为展开其内心矛盾的思想基座。“生活者”似乎是日本思想言说中的一个关键词，想必与知识分子内在的“日常性”与思想感觉紧密相关，但鹤见更强调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一病”在鹤见父亲身上体现最明显，自认为只有东大毕业、有教养的人才能当领导者。战后宪法草案公布后，鹤见祐辅做高官之梦泡汤，很困惑地质问道：“连康德都没读过能懂和平主义吗？”他认为要接受宪法就必须得去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这个质问读来实在令人捧腹。在鹤见俊辅看来，没读过康德的普通人的意见才是更重要的。他不喜欢“知识分子去叱责民众的姿态”。其实，这些都是鹤见俊辅从战争经验中得来，并非理论推演。因此他认为精英与庶民之间没什么界线，上没上过大学也并不是问题。而对以“大义”为名去杀人，“我是要逃的”，尤其面对占据了“正义”和“权力”双重地位的人。与许多人一样，鹤见也认为日俄战争以前的明治知识分子还保留了独立的地位，没有与权力捆绑在一起，是“自己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

暧昧混沌是作者看待历史的方式

20世纪创造了一种不被民族国家限制其身份认同的“新人”，他们的“国”是乡关何处的“国”，是“站在比壑山顶举目远眺，一望之下但见大好河山”的意思。同时以类比于基督教的“邻人之爱”来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鹤见俊辅会称日本为“敌国”。日本战败后，他本可以待在美国，“自己的手就不会沾上鲜血”，就能在思想批判时更为坚决。但鹤见却并不愿站在胜利者的一方，包括后来他对战争审判的批评，认为那也是胜利者的审判。这与竹内好所谓的“帝国主义不能审判帝国主义”的逻辑有对照。对此，鹤见并不打算求助于伦理思想，而是依然称之为“黑社会道义”。当美国的飞机在日本上空轰炸时，鹤见当时的想法却是：“啊，在那种地方孤独地飞，驾驶员真可怜啊。”当大多数人视其为敌机时，鹤见却说“那不是敌机”，“日本才是敌人”。这或许就是所谓“方法以前的方法”，如鹤见所言，是一种暧昧混沌的存在。这也是其看待历史的方式。而“那些以道德命题之类为借口的大学教授很无聊，怎么就那么毫无矛盾头头是道呢”，但同时，鹤见又认为发动大东亚战争的人最后都没有受到裁决，相反那些最下层、被命令去做最残酷的事的人们却被当做战犯。比如他批判自己的父亲，认为他就是被解除了“追放”。因此鹤见会用“十五年战争”的新说法纠正“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之类转移战争罪责的概念。鹤见似乎有一种很朴素却又有力量的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总比杀人强吧”。

二战后，日本进步知识分子不断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思战争的深层根源，如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鹤见俊辅的“折衷主义”、丸山真男的“精神的杂居”等等，都在问诊识病灶。这本访谈录也充满了这样的问题意识，许多平常的现象经过“问题化”后，都值得再细思。这是批判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遗产。至于战争究竟留下了什么，是“连康德都没读过的人”也亟须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