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

北青报青阅读记者曾于2007年专访来华访问的翁贝托·埃科，下文为当时稿件的一小部分

翁贝托·埃科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充满了怀疑的态度，手上不停地把玩着桌上唯一的一张名片，时常下意识用这张名片敲打着桌面，显示出他某种焦灼和不耐烦——显然，他不喜欢面对记者，尽管他一直在回答，间或还开个玩笑。

他手里那张唯一的名片是我的，但坐在他面前的却不止一个记者。原本，我们的联系人、中央编译出版社（即将出版埃科《美的历史》的内地版）为我们争取的是一个小时的专访时间，但由于沟通的问题，另外的组织者通知了大批的记者赶来，专访成了群访会。我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提纲开始进行提问，一大群别的媒体的记者虎视眈眈看着，一言不发，却不忘各自拿着录音设备录着我的采访。

说实话，采访这样一位学识极为渊博、在众多领域都建树颇丰、又对全人类的命运极为关注的知识分子，我一度感到茫然，我该问些什么问题才显得这次难得的采访有意义？我试图尽量多看一些关于他的书和文章以接近他。

他的书中译本原来我们出版得真不少，小说、随笔加上学术专著，得有十几本呢。可是真糟糕，我不能不说，那些译本大多读起来非常费劲，句子又绕又难懂，文法还十分矫情，尤其是一些台湾的译本。难怪有人会说，在中国能真正看懂埃科的书的人其实没几个。

听说埃科的作品里虽说涉猎的知识很广，但是他的文字表述极为清楚明晰，他的英译本译者们每每翻译他的作品都会毕恭毕敬呈给他看，听他的直接指导，所以英译本也是很清晰好读的。这是他的作品得以风靡的一个前提。但是中文版呢？我看着他一本书的书名发愣，那书名为《误读》，心想这中间会不会有误读呢？

记者：您被认为是欧洲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您看来，在当今社会，学者、知识分子最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埃科：就像在过去所有的社会当中应起的作用一样。大众传媒常常赋予知识分子很重要的责任，要他们解决全世界所有的问题，这是不现实的。知识分子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只能解决将来的问题。

记者：您能告诉我们近期您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哪些吗？

埃科：在世界性的问题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地球的生存问题。我已经很老了，本来是不关心将来的问题了，但我有一个六岁的孙子，我很希望能够知道他们这一代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对这个星球的未来我很关注。比如说你看看北京的污染，就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忧。

记者：您认为，一个人怎么能做到清醒地看待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呢？

埃科：谁也无法真正地了解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人，请介绍给我。

记者：翻译您的书对于翻译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译者无法像您那么博学，据说您以和自己书的译者沟通、帮助他们解决翻译过程中的问题而著称，那么对于您的作品的中文译本，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埃科：遗憾的是，我的书的中文译者从来没跟我联系过。以前有一个日本的译者就来意大利找我沟通，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我不懂日语，但他让我给他解释很多词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的语言我都不会，比如俄语、匈牙利语等等，但这些译者都在翻译的过程中跟我有过沟通。我很期待中文的译者来和我进行沟通，但没人来找我，这不是我的错。（笑）

记者：我看到有文章介绍您的生活：每天抽大量的烟，每晚工作到凌晨3、4点，经常喜欢和朋友们聚会……您怎么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

埃科：首先，我的身体根本就不健康，比如说采访如果超过45分钟我就会觉得是在受罪。其次，我已经戒烟很久了。

记者：既然如此，我想我该在45分钟到来之前适时地结束我的采访了。

埃科：谢谢，你救了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