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花城出版社2015年6月

思考反讽的意义，回归诗歌崇高性

浪漫主义的抒情性拒绝平凡世界，这一诗歌观念在二十世纪的东欧遭到了严重质疑。波兰的贡布罗维奇在《反对诗歌》中批评诗歌的“甜蜜性”，称诗歌是过度的文字、过度的隐喻、过度的崇高和过度的提纯。捷克的昆德拉则将诗歌的抒情性视作是“刻奇”（kitsch），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排斥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他们的指控看上去是对的，现代史证明，由于诗人总是喜欢神圣的启示，他们也最容易沦为那些先知思想家的俘虏，不再懂得现实世界。

正如赫塔·米勒所说，诗歌在世界里，不在语言里。这是对海德格尔“存在的家”的反驳，它属于前东欧的独特体验。前东欧的小说家大多是卡夫卡的传人，对他们来说，真正的文学不是对自由的感觉，而是对不自由的感觉。那么，诗歌的崇高在今天还有价值吗？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承认，今天许多诗歌“没有寻求人类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于自由，在世界的海滩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鹅卵石的贝壳。”然而,这不过是诗歌的衰落。诗歌可以描写平凡的事物，但诗歌的情感却不能平凡，它能让我们看到隐藏在远处的战栗和狂喜。

扎加耶夫斯基经历过极权时代，因而他明白，诗人的狂喜往往意味着不计后果的心灵。对崇高的浪漫追求既产生了现代诗歌，也导致了对现代极权的认同。正是由于这一伦理上的失败，诗人和诗歌在现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天的诗人如果还想写诗，消除现代人的怀疑眼光，进而打动他们，就需要再次为诗歌作出辩护，证明它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扎加耶夫斯基已经不可能像锡德尼、雪莱、克罗齐那样带着狂喜体验的骄傲，甚至也没有像布罗茨基那样，宣称人类首先是美学的生物。他必须思考怀疑与反讽的价值，划清诗歌的边界。换言之，他的诗辩更像是在防守，而不是在进攻。

诗性正义：激情与怀疑缺一不可

在《捍卫热情》这本散文集里，扎加耶夫斯基描写自己在欧洲各地的游历思考，同时向他的前辈诗人赫贝特与米沃什致敬。在他看来，二十世纪的诗歌有两股潮流，一种是批判的、前卫的、反讽的和怀疑的，一种是狂喜的、激情的和崇高的。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属于前者，米沃什则属于后者。作为更加年轻的一代，扎加耶夫斯基曾目睹东欧诗人热情洋溢地欢呼新时代的到来，随着乌托邦信念的幻灭，不止一个东欧诗人开始运用反讽的武器，与现代野蛮进行无奈的反抗。有一个时期，在东欧各个城市，到处都在响起怀疑和反讽的笑声，嘲弄权力，也嘲弄激情。

循着扎加耶夫斯基，我们知道了科拉科夫斯基。这位华沙大学的哲学教授将欧洲的文化传统区分为两个主要模式：教士与弄臣。前者坚持绝对真理，总是用一个既定的终极目标来解释世界，后者怀疑一切自我证明的真理，往往能看出那些神圣教条中的矛盾。他们聪敏、狡诈，反讽君主，但又服从现实。不待说，当教士的一元思维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弄臣的多元思维便显示出其价值。现代诗人看透了世事，不再充当英雄的角色。在反讽的诗歌中，自由在低处，在世界里。

然而，教士的传统在欧洲仍然具有吸引力。说到底，人与世界的联系不能只是建立在理性上，而且还建立在心灵上。就像科拉科夫斯基最初赞同弄臣思维，后来却走向信仰一样，扎加耶夫斯基同样认为，人们不可能永远处在弄臣的位置，因为反讽毕竟没有救赎的功能。它在解构权力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从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诗人对崇高的拒绝，最终使得诗歌被厌倦与粗鄙所掏空。在极端怀疑与反讽的背后是不自由的感觉，是对世界失去希望和想象。

扎加耶夫斯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理想幻灭，他深刻地意识到：“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没有人能在那儿长久地搭起帐篷，没有人会在终年不化的积雪上修建房屋。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我们总是会回归平凡：经历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写下了一首诗歌之后，我们会去厨房，决定晚饭吃什么；然后我们会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我们将不断从启示的柏拉图转向明智的亚里士多德……固当如此，否则在上面等着我们的会是疯狂，在下面等着我们的会是厌倦。”

这种追求精神崇高而又不忽略生活日常性的存在，被扎加耶夫斯基恰当地描述为柏拉图的“在其间”。它定义了自由的不同概念。在诗歌所属的精神领域，自由在高处；在日常生活与政治领域，自由却在低处。人生的历程中，激情与怀疑缺一不可。我们既需要教士，也需要弄臣；既需要柏拉图，也需要亚里士多德；既需要纳夫塔，也需要塞特姆布里尼。在政治领域，我们会信任《魔山》中塞特姆布里尼乏味的民主说教，在文学领域，我们却往往更欣赏纳夫塔恶魔般的浪漫激情。在互联网时代，诗歌已经越来越符合市民大众的品位，这些诗歌玩弄语言的狂喜，却缺乏对生命本质的痛感。只要限制在诗歌的边界内，贡布罗维奇对“甜蜜性”的憎厌就是对的。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诗性与理智的结合

诗歌的崇高主要是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战栗，是对终极之物的反映。“我们读诗当然不是为了讽刺或反讽，不是为了批评的距离、博学的辩证法或机智的玩笑。”在这个意义上，甜蜜或反讽都不能成为诗学的本体论基础。即使是当代那些最优秀的诗歌，也常常无法理解强有力的恶，只能限于描写受难者的悲恸。但是，传统的“知识即美德”在今天仍然适用，诗人也可以有智性，而不是仅仅依赖个人的体验。换言之，一个诗人同时又可以是一个思想家，他能将耶路撒冷与雅典的冲突结合起来，向着不同的方向展现。

这样的诗人并不多见，米沃什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所有现代波兰诗人中，米沃什是扎加耶夫斯基最崇敬的诗人，是他精神上的导师。在米沃什身上，诗性与智性表现得同样丰富。在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当今时代，他从不忽略对立。米沃什既是《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在其中他充分显示知识的力量，驳斥了历史决定论的谬误。同时，他又是《乌尔罗地》的作者，在其中他运用诗性的想象，反对缺乏形而上的无意义的运动。在这两种倾向中，他都看到了非人化的结果，以及现代人的道德虚无。

米沃什是一个有着形而上渴望同时又关注自由文明的诗人，他将诗性与理智两种迥然不同的思维模式结合，以乌托邦精神反乌托邦。对此成就，没有人比扎加耶夫斯基理解得更为深刻，他认为在米沃什的诗歌中，“我们都会看到一种不间断的精神漫游，这种漫游发生在观念与超然存在之间，发生在集体生活里对诚实和透明的需要与对善的需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