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期，我们看到的恰是那个悲剧民族在近两千年后以新国家的形态在“应许之地”再度重生。这是影响人类现代史的重大事件。那不是一个仓促的构想，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故事，更不是运气使然，犹太复国主义虽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但放宽视野来看，它又深植于这个悲剧民族千年的历史脉络之中。
《我的应许之地》 [以]阿里·沙维特著 简扬译 中信出版社 2016年1月第一版 448页，68.00元 以色列人阿里·沙维特写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一书专注于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和故事，涉及到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痛苦与拯救、离散与重聚、排斥与包容、成功与挫败、开拓与守成、短暂与永恒、进取与防卫、荣耀与沉沦、高尚与堕落、理性与激情、责任与放纵、沉默与呐喊、宗教与世俗、个人与集体……每一个人都承载着一部历史，或者丰富，或者紧凑，或者喜悦，或者落泪，他们的故事与以色列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是无数个这样的人汇成了以色列的历史。 这是一部“内在视角”的作品，它不是在为以色列辩护，也不是一味地批判，它很客观，能够直视这个民族的各种思想和作为，让各种人物依次出场，给他们足够的表达时间和空间。中间穿插着作者自己的评论，有赞同，有质疑，也有批评。作者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尤其是种种失望和愤怒，他都酣畅淋漓地表达了。 犹太人的悲剧性历史命运已有无数的记载和书写，尤其是二战期间欧洲犹太人遭遇到纳粹无情而野蛮的屠戮，以至于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奥斯维辛之后，历史并未终结。在二十世纪中期，我们看到的恰是那个悲剧民族在近两千年后以一个新国家的形态在“应许之地”再度重生。这是影响人类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那不是一个仓促的构想，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故事，更不是运气使然，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虽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但放宽视野来看，它又深植于这个悲剧民族千年的历史脉络之中。 犹太复国主义 沙维特从追寻自己曾祖父1897年的巴勒斯坦之行写起，一下子就把作者自己的自然情感与读者拉近了。这是一个娓娓道来的节奏。对沙维特来说，这也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他的历史意识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别人教化的结果，而是源于自己的家族和血脉。在这个大部分由移民构成的国家里，就像沙维特在其后所写的大部分人物一样，多数人都需要重述个人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迁来的，都有种种不堪回首的家族史。 沙维特的曾祖父是英国犹太人，生活优裕。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驱使他来到这里的主要还是宗教情感——“敬拜上帝耶和华”，所以，曾祖父的那个二十一人小团队被称为“朝圣者”。从当时宏大的历史背景看，促使犹太复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形成的当然是犹太精英的危机意识：西方的犹太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解放，东欧又出现了新的反犹主义；没有主权国家的犹太人靠着传统的宗教纽带把自己联系在一起，避免了被同化，但欧洲的世俗化正在侵蚀这些古老的基础；所以，从长远看，犹太人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将大离散的民族迁徙状态转变为主权国家状态”。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说，驱使犹太人要重返巴勒斯坦的，是一种有点超前的时代和危机意识，以及对未来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期许与安排。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将这个事业神圣化与合法化的部分作用，之所以说它是部分的，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后来的各种实践，其合法性总是不够充分的，就算是在纳粹大屠杀之后，把这个历史悲剧加进来也并不能完善它。但不管怎么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并不能把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讨论引向正确的方向。 沙维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界定是：“属于孤儿们的运动，一场欧洲孤儿们发起的绝望的‘十字军东征’。当这些被基督教大陆抛弃的子女们逃离代孕母亲的怨恨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父母、不再有家园，而他们就将这样继续生存。因为丢弃了一种文明，他们必须建立一种新文明。” 作为后来者，沙维特不禁追问，自己的祖父在他的朝圣之旅中，为什么会对当时存在的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视而不见。沙维特寻得的答案是：“我的曾祖父没有看见，是因为他不想看见。他不想看见，因为如果他一旦知晓，他也许就不得不打道回府。……他选择了‘看不见’，这样他才能继续前行。”这个追问放在第一章是耐人寻味的，它为后来的各种围绕冲突的叙事做了很好的铺陈，因为，这个问题正击中了当代所谓的“巴以问题”的本质。 一拨拨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最初是不带恶意的，“带领他们来到这里的是绝望，以及在绝望中滋养出来的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和信念”。“他们是欧洲造就的受害者。”这就是作者对“祖父们”的看法。他们在当时几乎是凭着历史的直觉选择了巴勒斯坦，并为这个选择做坚定不移的辩护。当然，他们并不只是朝圣者和呼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曾祖父最终在去世三年前定居在了以色列。 在写完曾祖父之后，沙维特选择了1921年来到哈罗德山谷的青年拓荒者。这是“一个组织良好、纪律严明、具有社会主义结构的新社群”，他们要做的是建立共产主义式的殖民地——“基布兹”。这个类型的社群为犹太复国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先锋队，通过拓荒垦殖，开创出一片新天地，他们承受了最初的物质生活上的艰苦；他们赋予自身以及后来的复国主义行为以道德优越感，也就是说基布兹的共产主义成分为社会主义犹太复国运动赋予了合法性，否则，“他们的举措也将被视为不公正的殖民运动”。“只有基布兹社会主义能给锡安主义者带来社会凝聚力、坚定的意志以及在那个革命时代所需要的道义律令。”当然，跟曾祖父一样，这群人也对阿拉伯人“选择性失明”，“这种天真庇护着他们也诅咒着他们”。共产主义类型的锡安主义虽然规模小，但意识形态完备，他们没有创造一个大国的期望，他们希望的是在这里实现社会主义之梦。不过，后来他们也遭受到了批评，说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只是侵略性民族扩张主义的道德掩饰。 对社会主义者的描述，无论是他们的理想、实践还是做派，对我来讲都属于新颖的内容，且不管他们的自我宣称还是后来的评价，从那个时代背景来说，这样一群有着独特意识形态追求的青年，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拓荒，跟当时的那个国际大环境并不是脱节的，也不是个别的，它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在东方、在中国也开始生根发芽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一下子就将犹太复国主义的时代性和复杂性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作者还讲述了一个1930年代的柑橘园故事。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利用阿拉伯的劳工和自由放任经济，雷霍沃特的柑橘种植业蓬勃发展，产量迅速增加，对欧洲的出口也创造了纪录。这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对当地阿拉伯人造成的不公还是有限，人们通过雇用和被雇用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犹太人的资本、犹太人的技术、犹太人的医疗，都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福祉，给绝望的巴勒斯坦社会带来了进步”。当时的锡安主义者相信两个民族可以避免冲突，阿拉伯人不是一个问题。尽管北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正在觉醒，小规模的、以宗教为名的反犹太“圣战”正在酝酿和发生。但人们并没有预见到可怕的未来。 早期的冲突 到1936年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阿拉伯人已经觉醒了，那些此起彼伏的冲突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集体的民族主义大起义”（71页）。犹太复国主义再也无法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血腥、冲突和暴力也促使犹太人发生了转变，他们的心肠最终硬了起来，“不再有清白、自欺欺人、道德自律”。你杀我十人，我干掉你十五人，你暗杀，我夜袭，你杀我老弱，我杀你妇孺，一轮轮的报复和反报复、谋杀和复仇、恐怖和反恐怖，在1936-1939年期间改变了看起来温情脉脉的现实。此时的锡安主义与过去相比已经面目全非，它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象征和圣地。这就是马萨达。历史资料显示，公元70年8月，罗马军队攻入耶路撒冷城中，无数犹太人惨遭屠杀。犹太残部撤退到马萨达要塞，顽强抵抗罗马军的围攻，坚持两年多时间。最后，他们决定在公元73年4月15日犹太教逾越节集体殉难，殉难前领导人发表演说：“我们宁愿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悲剧故事。 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在1940年代意识到，尽管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抵挡住了阿拉伯人的起义，创造了经济繁荣，但危险不会消除。他们需要激励犹太人的战斗精神。马萨达成了当时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圣地。犹太的青少年开始在朝圣的过程中接受洗礼。沙维特详细记录了一次到马萨达的朝圣之旅。马萨达精神鼓舞了锡安主义。在了解到纳粹的大屠杀之后，马萨达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在以色列土地上召唤犹太人为一场绝望战争做准备的历史传奇，而是代表犹太民族的寂寞孤独的神话般的、几乎是超自然的隐喻。”当时巴勒斯坦内外的情势使犹太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抗争。 作者没有沉浸在马萨达精神里为犹太人的所有言行做辩护。他重新翻出1948年7月犹太军人对吕大城的围攻，这是对阿拉伯人的杀戮和驱逐。沙维特直视了那段历史。这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良知。对他而言，“吕大是我们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或者因为吕大拒绝锡安主义；或者，连同吕大一起，接受锡安主义。”这是值得赞赏的态度。也因此可以理解他对“假惺惺的以色列自由派”的嘲弄：“这些人在几年后谴责他们在吕大做下的事情，却享受他们行动的成果。” 现代化与“背弃” 从1948年5月14日建国，直到今天，很多人都认为以色列简直就是个奇迹，它处于数量庞大的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但它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还创造出科学、技术、经济、文学、艺术、体育、军事等领域数不清的成就。以色列快速地赢得了独立战争，战胜了一系列威胁，并埋头于国家的现代化，埋头于这个新国家的富强。从1950年代开始，新来的移民越来越多，人口迅速膨胀，但人们在这里找到了希望，获得了重生。 沙维特并没有细数物质上的成就，他关注的还是背后更深层的东西。以色列的国家重生是以“四重背弃”为前提的：背弃了巴勒斯坦的过去，背弃了巴勒斯坦的灾难，背弃了犹太人的过去，背弃了犹太人经历的大灾变。很难想象，在以色列，“大屠杀的话题没有生存空间”，它更多的是在与国际社会的周旋中被提及以及被利用。沙维特的解释令人信服：在这个为了生存和未来奋斗的、散乱的社会里，人们不需要多愁善感，甚至是拒绝伤痛，拒绝悲惨的回忆，年轻的以色列还没有强壮到足以应对过去的恐怖。背弃的回报是巨大的物质成就，但精神的后果也是巨大的代价：“为了生存，他们清除了他们的过去；为了发挥作用，他们摧毁了自己。他们变成了只会行动的人，个性僵化变形，灵性肤浅，他们失去了犹太文化的博大深邃，而是构建了一种新式的合成文化，缺乏传统习俗，缺乏精微玄妙，缺乏反讽精神。他们已经丢失了根基，不知道将走向何方。” 作为个人来说，犹太人的“背弃”也是容易理解的。专注于工作可以麻木自己，使自己忘记过去的痛苦。因为太过于恐怖、悲惨与痛苦，所以，人的精神出于自我保护而拒绝回忆，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但并不总是有效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父母都有一段不能提及的过去，可能还会在晚上听到母亲惊慌的梦呓，看到母亲难以治愈的偏头痛。实际上，那很可能是在布拉格的火车上，她们被苏军士兵强奸所留下的后遗症。对男人来说，“工作就是一切：一种收入来源，一种安全网，一种疗法。……工作可以使他远离不好的思想和记忆”。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在战后，他们选择来到以色列这个新的国家，无非是吸取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无非是想用这一代人的背井离乡，以这一代人的奋斗，换取下一代的重新开始。只是孩子在背弃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只愿相信1957年的以色列告诉他们的一切：胜利属于犹太人，我们将成为以色列胜利的新种族。所以，五十年代的以色列，不能用不幸来定义，而应该用人类的伟大来定义它：一代新人从这时诞生，并成为未来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 定居点与犹太极端主义 在作者看来，犹太复国主义一直因其内在的悖论（解放与殖民）而具有一种克制的品性，就算是拥有核武器后，以色列在核武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美德。1967年，凭借犹太人的聪明、能力和狡黠，以色列拥有了核武器并获得了美国的认可，但它一直奉行核模糊政策。沙维特认为，面临威胁是以色列的本质之一，核武器即源于以色列的不安全感，但它代表着以色列的理智， 象征着1960年代以色列最好的一面：视野、想象力、冷静、勇气、坚韧、力量、约束以及决心，是理性的严格规章、非帝国主义的严格思想与非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1967年以色列赢得了六日战争的胜利，占领了大片领土，远超1947年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边界：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旧城和戈兰高地。六日战争使数十万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沦为难民，也使以色列人无比喜悦，耶路撒冷在一千九百年后重归犹太人的控制之下。那时，以色列的地区霸权是空前的。 沙维特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重要转折点。也被称为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赎罪日战争，与以往的胜利相比，以色列赢得并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在战争初始阶段，阿拉伯军队节节胜利，以色列差一点就输了。这次战争让阿拉伯人明白，在军事上战胜或消灭以色列是不可能的；但战争中的一系列挫败，也让以色列人认识到，阿拉伯人的强大和威胁是不可避免的，以色列的安全无法完全得到保证。这是一场被以色列人视为几近失败的战争，是让以色列人深刻反思的战争，它击碎了以色列曾经拥有的自信。我们现在新闻里经常听到的定居点问题，在沙维特看来就是对1967年和1973年两次战争落差的直接回应。以色列定居点主要位于约旦河西岸地区。截至2010年12月，该地区共有一百二十一个官方承认的居民点，三十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人；东耶路撒冷定居点十九万两千人；戈兰高地定居点两万人。1982年，以色列政府拆除了西奈半岛上的十八个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政府拆除了加沙地带全部二十一个定居点，以及西岸地区四个定居点。 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并不是以色列官方发起的。它是犹太人中的极端派利用了军方内部的同情者而“将生米做成熟饭”的。当时的以色列政府是理智的，但定居点的支持者很多，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终政府迫于压力允许了定居点。民间的一些人支持建立定居点的理由是要通过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证明以色列人民的精神依然存在。就算有不少人知道建立定居点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他们也难以抗拒。这场运动背后还有极端宗教势力，他们向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民主的以色列发起了挑战。定居点运动的基础与犹太复国主义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出于绝望和救赎，而前者是基于对古犹太王国的向往，他们要把《圣经》里的神话变成现实，实践上是殖民主义的。 所以，必须以一个精神运动的历程来重新审视以色列的定居点问题，它属于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自律精神的某种背离。定居点运动背后的精神动力是对以色列成功西化的嘲弄，推动者有宗教背景，这批人有一种认知，那就是以色列不能没有信仰的深度。沙维特认为，定居点运动出现和发展的背景，除了赎罪日战争带来的反思外，还有一些现实的外部条件：恐怖主义的威胁，美-以关系的危机，美国在东南亚陷入危机引发以色列的担忧。定居点被很多以色列人视为一种精神性的衍生物。当时的以色列陷入迷惘，老版本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陷入危机，宗教精神在这个时刻复兴，倡导以色列王国替代以色列国家，西方民主制度与价值让位于伟大的犹太传统，他们期待上帝介入现代史，拯救以色列。 他们称这是一场革命。将圣殿山上的清真寺（根据联合国的决议，阿克萨清真寺永远属于穆斯林。但自从被以色列人占领以来，犹太极端分子制造无数事端，坚持说阿克萨清真寺地下是犹太人祖先所罗门建造的犹太神庙，称阿克萨为“圣殿山”，是将来迎接犹太人复国救世主“弥赛亚”从天而降的地点）视为对以色列历史的侮辱，是对上帝的亵渎。他们还设想以炸药摧毁圣殿山上的清真寺。很显然这是一种以复古的面貌出现的犹太人的宗教极端主义。1984年以色列情报组织逮捕了一些极端分子，但民间仍有不少人支持他们。他们对定居点的未来抱有信心，这信心来自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灾变的降临或者相信神的干预。他们在心灵深处埋藏着对伟大战争的信念，通过战争，他们将赢得对自己的救赎，而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并非毫无依据，本·古里安早就说过，以色列的根基证明了战争的合法性。 但是，作者还是非常理性地指出了定居点对以色列的伤害：它就像是癌症玷污了整个以色列的身体，它使得以色列在全世界被孤立，它原本想让以色列因此而强大，却削弱了以色列。作者洞悉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它既是民族解放运动，但同时也是殖民主义事业，因此，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非常谨慎地避免跟殖民主义扯上关系，它尽可能多地与进步、启蒙和民主的力量合作。但在1960年代末之后，自我约束和历史主义的洞察开始褪色，它“将国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移民社区与本土以色列社区之间的冲突”。 在作者看来，这种以宗教极端主义为背景的定居点计划，最终否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逻辑，损害了它的利益。所以，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自欺欺人的行为，对临近的和国际的现实都选择性失明了。 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出场比较晚，它跟定居点出现几乎同步，受到了当时美国反战运动的影响。他们在七十年代初就反对定居点，倡导以色列必须撤回到1967年以前的国境线，必须与巴勒斯坦人和平谈判。这是一场基于理性的运动。他们反对定居者，反对民族主义的宗教主义浪潮，甚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但他们被普遍地误解，甚至被当成了全民公敌。按照作者的看法，和平主义的问题在于永远停留在抗议阶段，却从不负责任：“你们没有给这个国家提供一个成熟的政治选择。”作者认为，和平主义批评的占领和定居点，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和平主义忽视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自身带来的问题，那就是对另一个民族的不公平驱逐，他们也忽视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矛盾和身份冲突；从以色列的地缘政治和历史进程来看，“和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右翼认为吞并约旦河西岸就能带来安全，左翼认为，只要归还约旦河西岸，就能够带来和平。作者对左翼（和平主义）的批评是，他们对占领问题的认识是对的，那就是占领是一场道德的、人口的以及政治的灾难，但是，在和平问题上他们太幼稚了，“他们指望着一个从来不曾真实存在的和平伙伴”。数百万的巴勒斯坦难民根本就不关心占领问题，他们要的是“返回他们失去的巴勒斯坦”。在这个意义上，很显然，结束占领不会带来和平。但是，到九十年代初，经历了持续的巴勒斯坦人反抗后，和平这个议题回到了以色列人的政治中心。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这里存在一个巴勒斯坦民族，“他们不会离开，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停留定居。在一百年的集体失明后，我们突然看到了对方的存在。另一方消失的幻想破灭了”。这其实就是回到了沙维特曾祖父时代的那个问题的起点上。他们的事业开始于假装看不见，进步和发展于视而不见，但终有一天，他们会承认那个事实。这就是左翼和平主义回归的原因。 已经有了变化，那就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终将正视对方的存在：“他们不曾彼此相爱。他们互相欺骗。他们互相大吼大叫。但是，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对方，他们互相看到了彼此。”和平或许不会很快到来，但是，仅仅这样一个认知上的突破，就已经是不小的功绩了。只有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共同存在和相互承认，才是巴以关系向前看、往前走的前提。历史已经残酷地发生了，不管是在1936-1939年，还是在1948年，还是在1967年或1973年，有些事是无法弥补的，人们只能带着那些残酷的创伤继续前行。 犹太社会内部的反抗 在以色列，宗教复古主义依然盛行，回归宗教算是一种慰藉。从宗教的角度攻击世俗的以色列也是直击心灵的：“直到我们来了，才开始照料所有在偏远地区忍受折磨的同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害怕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迫害我们。这是民族的迫害，也是宗教的迫害。然而，他们越是羞辱我们，我们就越发成长。我们将改变以色列国度的本质。” 这种对世俗国家控诉的潮流揭露了以色列社会的分裂。他们代表了对强势国家的控诉。新来的移民遭遇了什么，在这个国家鲜有人问津。他们抵达时遭遇的创伤，被同化的痛苦，被歧视的感觉，通通都需要一个出口。 绝大部分从阿拉伯国家移民过来的犹太人，是在1950年代来到以色列的，他们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这是一个不同的社区，他们的文化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社区、宗教以及父权。他们没有经历过欧洲风格的世俗化，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他们过着传统的生活。但在抵达以色列后，他们的社群瓦解了，他们在这里遭遇到多重危机，他们觉得是这个国家夺走了他们的社会、骄傲和传统，他们被拆散了，感到无比的迷茫，无以应对，无所适从。 这批人很容易转向传统、宗教，甚至是神秘主义。他们在四十年代中期只占以色列人口的百分之十，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这个国家的设计最初不是为东方犹太人考虑的。东方犹太人在这里有一种受伤害的感觉。尽管人口多，却属于被压制和被忽略的一群。 在以色列，极端正统犹太教社区的青少年教育体系完全独立，他们进入犹太教学校学习，与世俗犹太人接受完全不同的教育，而且没有政府监管。现在，在世俗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只占百分之三十八，以色列的世俗主义者担心，未来的以色列文化特性将被改变，而一个失去世俗主义的以色列，将成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世俗精英指责国家对少数族群的补贴，指责国家没有将他们纳入现代的、民主的教育，造成的结果是将近一半的人不对国家的未来负责。 东方犹太人的问题，代表的就是犹太社会内部的分裂。东方犹太人带来了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然而，在以色列，这是令人尴尬的，因为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是西化的。东方犹太人，一开始来到这里就被怀疑，他们需要时时证明自己不是阿拉伯人。对一个有摩洛哥家庭背景的犹太女孩儿来说，她从小就被教育要搭上个有欧洲背景的犹太小伙子（白种犹太人），比如波兰人。这个犹太姑娘如是自嘲：“我必须与白人的权力交配。我不得不用白人的精子稀释我体内的纯黑。”东方犹太人倾向于支持有宗教气质的领袖，通过对传统的肯认，重新肯定自我，找回自信。 作者看到的另一种反抗来自于青年人的享乐主义。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他们是互联网一代，是二十一世纪的新青年，他们生活主题是游戏、网购、速食爱情，他们要忘记犹太复国主义，甚至忘记犹太人，因为他们对一切都不在乎，除了欲望及其立刻的满足。他们要及时行乐，用性、毒品来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要求、法令和约束。过去的青年也追求享乐，因为那体现活着的意义，因为他们知道有人正为了这来之不易的生活在战斗，明天他们也将为别人战斗，现在的及时行乐与此不同，它是要人忘记那些责任和意义。 常态不可期 沙维特认为，当下以色列虽然遭遇上述反抗，但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虚弱、混乱和缺乏领导力。旧的精英已经失去了，新的精英又不负责任，公共部门现在虚弱了，民族精神破裂了。以色列之所以还能够延续下去，是侥幸于它的周边处在混乱之中，世界格局也经历了大变化。 沙维特说，以色列有四个选项：一个在占领区实行民族清洗的有罪国家，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包容两个民族的国家，或者一个带着巨大痛苦退回到分界线的犹太民主国家。作者认为大多数人会选择最后一个选项。只是以色列现在不具备领导这一撤退所需要的政治力量。右翼依然强大，他们有自己的武器，那就是恐惧：以色列人当然也害怕阿拉伯人。 作者认为，以色列人总是幻想一个常态，却从根本上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以色列本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它与周边格格不入，本不该幻想真正的常态。对作者而言，幻想常态对以色列来说是疯狂的。“在这里，一个享受生活的社会是没有未来的。”在二十一世纪，以色列的真正挑战不是占领，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和平或战争的选择，而是如何恢复国家效能。 作者认清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本质：占领和威胁。这些年来，周边的威胁在上升。以色列从外到内面临七个威胁：伊斯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国内的多重挑战、精神的丧失、道德堕落引发的民主危机以及世俗希伯来身份属性的丧失。周边的不稳定暂时对以色列的生存有利，但长远看，潜藏着更多的风险，阿拉伯世界的混乱和伊斯兰的狂热令以色列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沙维特对以色列未来的预期是：能够战胜内部的弱点，把宗教上的极端正统派拉近现代社会，让巴勒斯坦人融入社会，并赋予他们平等，投资近海刚发现的天然气，凭着理智、建设性的态度和前进的深切愿望，以色列将得到复兴。 像沙维特这种爱国者，往往“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他的书里面没有无病呻吟的文艺腔，而是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深刻反思。作为一个喜欢英国的以色列中产阶级上层人士，他本也可以带着妻儿到英国，回到祖上之地，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选择了以色列，这让他的内心丰富，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他对犹太这个民族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挚爱。犹太复国主义对作者来说是一个必须接受的存在，因为，它给苦难深重的犹太人带来了真正的希望。犹太人无时不处于生存的危机之中，过去是反犹主义和种族灭绝，现在是日益危险的同化，为了犹太民族的生存，他们有必要聚成一个社群，这也是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意义。“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沙维特对犹太复国主义有着无比冷静且成熟的思考，他的态度是明确的，他的选择是理智且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