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智者纷纷倒下、愚者四处欢奔的时代，每一位智者的离世，总是令人忧伤。2月19日，惊闻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江绪林自尽。20日清晨，又看到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翁贝托·埃科去世的消息。同为七零后，江绪林的自我选择，让我脊背发凉。黑暗中秉烛前行，连同执烛者皆如此易于在风中夭折，怎能不令人悲愤难抑？比起江绪林的离世方式，84岁的埃科，因罹患癌症在家中安然离开他所挚爱的世界，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孕育欧洲文明的国度，而非一方仍旧处于中世纪的野蛮茂密生长的土地，一位学者才可心神静怡、灵魂安然的去往天国。

在世界艺术史上，埃科被颇多玫瑰般美好的符号身份所环绕：小说家、美学家、批评家、神学家、藏书家等等。诸多美好身份互相交织的斑斓花环，使得埃科成为世界级学术明星的同时，亦被大众文化所神话。被大众文化所神话的埃科，是玫瑰之名下的埃科，而非真实的埃科。在埃科离世之际，剥离其大众文化领域的神话学光环，我们可以看到埃科真正擅长的三个领域：小说、中世纪神学以及符号学。但在一个各学科细分如毛细血管、互不干涉的时代，任何一个领域，做到顶级，已属不易。埃科却在诸多领域，皆有建树，这颇为不易。埃科显然是我们时代所剩无几、为数不多的智者。

最彰显埃科才华的领地，不在哲学领域，而在文学领域。埃科的文论性著作，诸如《开放的作品》，比起法国符号学大哲巴尔特明显差一个等级。在二十世纪，欧美众哲辉映、争相璀璨的时代，埃科不是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虽然他在意大利，以符号学家的身份声名卓著，但相比法国哲学家福柯、巴尔特、德勒兹等人，埃科明显处于哲学领域的第二梯队。让埃科在世界范围内斩获盛誉的是他的小说《玫瑰之名》。《玫瑰之名》是一部以中世纪神学斗争为背景、穿着侦探小说外衣的符号学巨作。中世纪神学是埃科写小说的最佳素材，因这是他从大学期间便开始痴迷的研究项目，并因此获得过神学博士学位。离开大学校园之后，埃科去意大利一家电视台工作。电视天然具有的大众文化传播效应，使得埃科懂得了如何在学术与大众、小说与读者之间，建立起具有诱惑力的沟通桥梁。

作为一本小说，《玫瑰之名》这本书的命名，本身便是一种诱惑性举措。自从埃科的这本小说出版以来，各种各样的阐释不绝于耳,埃科本人有时亦推波助澜的参与进这阐释大潮之中。埃科是与卡夫卡截然相异的两类作家，卡夫卡想背对读者、远离读者，埃科却想与读者正面相迎，互作游戏，甚至常常在小说文本里埋下伏笔，不停的调戏读者。正如法国哲学家布朗肖所言，卡夫卡之所以在临终要求焚毁稿件，可能是因他认为那未完成的残片必会倍增众人的误解，甚至引发无穷无尽的阐释灾难（大意如此）。埃科却是一个蓄意引发学者、读者阐释欲的作家。埃科的小说之所以既经典又畅销，不但得力于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熟知符号学、中世纪神学、结构主义的学者，亦得力于他知道该如何在小说文本里开放的诱惑读者。本质上，埃科是当代世界小说界最为深沉的顽童，他能够将深刻之物，以通俗的方式，密布在小说文本之中，在大众间广为传播。

作为小说家，埃科有着严重的文学“弑父情结”。年轻的时候，纳博科夫因《洛丽塔》声名远播，埃科心生不满，专门写过一篇名曰《奶丽塔》的短篇小说嘲讽纳博科夫。他的长篇小说，从《玫瑰之名》到《傅科摆》，也一直在进行他的“弑父游戏”。《玫瑰之名》虽然穿着侦探小说的外衣，嘲讽的却是博尔赫斯(书中连环杀手的名字是博尔赫斯的谐音)。埃科意在给博尔赫斯“投毒”，“指控”博尔赫斯是一位书写与阅读的极权主义者。玫瑰之名，无非是美好之名。作家中的作家，就是个玫瑰般迷人的称号，但也容易引导读者误入迷宫、永失归途。《傅科摆》则隐射的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傅科摆》小说主人公最终死于自己杜撰的故事，讽刺的便是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自我编撰的中世纪疯人船。大量福柯研究者翻阅古典，没有找到福柯所说的疯人船。埃科无非想说，福柯的疯癫史最终会导致福柯或福柯哲学思想的研究者一起疯癫。

埃科的几部长篇小说，恰恰在证明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一个观点:作家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对他所阅读到的东西的不满。只是埃科在调侃他的文学先驱与同行时，不曾想到他已经变成他所讽刺的对象：每当我给一些朋友推荐他的几本小说之后，往往会收到诸如此类的阅读回馈:迷惑、难读、晦涩、不懂。这证明埃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地标。我并不反对埃科的文学“弑父情结”。在我看来，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向哲学、文学领域同样伟大的前辈致敬的最佳方式。一位作家，通过创作，通过自身的作品，对前辈大师进行质疑，不但可以证明自身才华，还可推进小说叙事艺术的多元性。所有的文学大师，都不该是阻碍后来作家的障碍，而是一个又一个宏伟的文学地标，召唤着后来者进行超越的里程碑。埃科的文学“弑父情结”，应该是所有有智慧、有能力、有雄心的作家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