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銳

　　近日，在一個微信群里，眾網友以愛心紅包形式為一名癌癥患者捐款。不料，一名網友用自動搶紅包軟件將多個“愛心紅包”搶走，引發網友不滿。甚至有學者認為，相關行為屬于盜竊。

　　將明確表明贈與特定人的善款紅包搶走并拒還，為人不齒。然而，要說該行為構成盜竊也很牽強。盜竊一般為秘密竊取，至少需要行為人自以為在秘密竊取，實則是“掩耳盜鈴”。而捐款者直接將紅包發至微信群這一相對公共的空間，任何群友都能輕易搶走，很難說這是盜竊行為。

　　實際上，搶他人紅包善款在民法上構成了“不當得利”，搶紅包者在法律上有返還義務。若他不肯還，捐款者可以將之訴至法院，但顯然會大費周章。這起事件，再次凸顯出當前民間網絡慈善存在的法律風險與規則漏洞。

　　網絡打破了空間局限，脫離了線下官方慈善的程序束縛，無疑給慈善事業插上了翅膀，不僅使不少需要幫助的人獲得救助，更激發了網友的善心善意，不少人為微信群、朋友圈中的善行所感染，點燃并傳播善念。然而，由于規則與監管的缺失，網絡慈善在發展過程中，也伴生了一些丑惡現象。比如，有的募捐者虛構或夸大受助人的困境，有的募捐者沒有把所有善款交給受助者，存在騙捐，甚至構成刑事犯罪。有的受助者因為善款明顯超過了擺脫困境所需金額，對善款肆意揮霍。有的受助者在捐款后死亡留下大量余額，使得各方相互扯皮。這些現象既讓善心屢屢受傷，更可能助長不正之風而切斷了善源。

　　慈善徒有善心不足以自行，在呼吁捐助者擦亮眼睛的同時，我們更需要充分發揮法律的規范引導作用。眼下，備受關注的《慈善法（草案）》正在審議中。本次立法定位為“基礎性、綜合性法律”，現實意義重大，但“基礎、綜合”也意味著本次立法是慈善法律體系的“主干法”，仍有待“枝葉法”作補充。

　　以民間網絡慈善為例，就留下了不少法律空白。草案中的慈善募捐指“符合條件的慈善組織基于慈善宗旨募集財產的活動”，包括面向社會公眾的公開募捐和面向特定對象的非公開募捐兩種。草案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擅自公開募捐，但可以與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開展公開募捐，募得款物由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管理。這意味著今后網友不能擅自面向社會公眾公開募捐。

　　遺憾的是，草案并沒有對誰有權在何種情況下向慈善組織申請合作；募捐款項如何界定成本；

　　如果慈善組織通過權力尋租侵犯被救助人權利，該如何處理等民間慈善核心問題作出明確規定。

　　此外，在微信群、QQ群、朋友圈這類有一定私密性的半公開平臺中發起的募捐，究竟屬于“公開募捐”還是“非公開募捐”？在慈善法之外，能否允許網友向特定對象進行點對點的非公開募捐？若可以，需要遵守哪些規則、程序，各方享有何種權利與義務？對于這些網友關注的問題，本次立法也未能給出答案。

　　慈善領域的善法善治可謂任重而道遠。不僅及于網絡慈善，整個慈善事業要形成依法而治，都不僅需要作為慈善法律體系基礎的慈善法及時出臺，更有待各類慈善單行法的制定與完善，以形成更為縝密、細化的體系，也有待稅法、民法體系、社團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配套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