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見地網特約專欄作家鄭永年認為，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的眾創運動已經演變成為一場眾炒運動，大量的年輕人轉入互聯網和金融。本文分析了中國政府當前的頭等大事與兩個投機最強的領域。
鄭永年在《中國改革路線圖》一書中表明就內部經濟發展來說，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頭等大事。
實際上，建設一個全面小康社會不僅居“四個全面”之首，更是去年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的核心。十三五規劃要求到2020年，中國人均國民所得（GDP）要從現在的7800美元提升到1萬2000美元。考慮到目前經濟急劇下行的壓力，要完成這個任務也并非易事。再者，即使在這期間，中國從數字上實現了這個目標，也絕非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終點。
相反，中國需要更長時間的可持續增長，把國家從全面小康社會水平提升到高收入經濟體，否則很難從經濟上保障國家的真正崛起。
要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中央政策環境是關鍵。不難看到，亞洲那些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主要是早先的日本和稍后的“四小龍”（韓國、新加坡、臺灣和香港），在經濟發展的每一個環節都能提供有效的中央政策環境，促成經濟一步一步上行，在三四十年的時間里把經濟體從低度發展轉型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另一方面，亞洲很多其它經濟體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盡管它們的經濟增長潛力并不比上述經濟體差（甚至要好得多），兩者之間的國際環境也類似，但沒有能夠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而讓國家直到今天仍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促使這些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尤其是低度民主陷阱，但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央政府無能提供有效的經濟政策。
中國目前力圖通過供給側改革，從短期來說阻止經濟急劇下行，從中期來說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從長期來說促成國家進入高收入社會。
供給側改革的設計者當然是中央政府，改革意在激活中國四個經濟主體即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的經濟活動。改革開放以來，正是這四個經濟主體促成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好長時間以來，這些主體猶如進入“冬眠”狀態，造成了今天中國經濟的急速下行。
要推進供給側改革，中央政府是關鍵。作為政策的設計者，中央政府要為所有這些經濟主體不僅提供一個有利于它們從事正常經濟活動而且可以刺激它們具有更大的動力來從事經濟活動的政策環境。不過，中央政府需要明了自己應當做什么和不應當做什么，能夠做什么和不能夠做什么。
從近年的經濟政策實踐來看，很多方面的政策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大的方面來加以討論。
第一，必須明了要以什么樣的經濟杠桿來推動經濟增長，這里主要指財政和金融政策之間的關系。
財政和金融都是政府可以應用的調節經濟發展的有效方法。不過，在過去的數年里，中國出現了過度依賴金融杠桿的情況，對整體經濟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從目前提倡的供給側改革來說，這個趨向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加以糾正，更多的負面效果會出現，惡化經濟環境。過度金融化有諸多原因，主要有三。
4萬億刺激方案的負面影響
首先是對2008年過度財政化所導致的負面效果的反應。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時，盡管中國本身沒有金融危機，但為了防范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人民幣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方案。這個方案盡管保證了當時的經濟增長，但對中國經濟結構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延續，以致很多人對新的財政刺激方案到了談虎色變的地步。
其次是中國經濟規模已經極其龐大，項目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一方面是全國性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基本完成，另一方面，即使還可以有新的建設工程，但已經很難對經濟增長發生具有實質性的影響。
再次是對西方供給學派經濟學的誤解。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蕭條把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推向了頂峰，其核心就是政府采用財政政策刺激和調節經濟。
二戰之后，西方各國大都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用，維持長時期的經濟高增長。不過，因為大眾民主下福利社會的急劇擴張，西方政府把大量的財政用于社會福利，導致了一波又一波的財政危機。
結果，在政府大量負債的情況下，只好轉向了貨幣供給。財政危機也就是西方諸國強調貨幣政策的特殊背景。離開了這個背景，就很難理解西方貨幣學派。但中國則不然，因為中國具有和西方很不相同的財政制度。在中國經濟的這個發展階段，財政供給甚至比貨幣供給更為重要。
過度金融化所導致的負面效果不言自明。
其一，和其它很多國家一樣，中國也走上了通過大量發行貨幣來維持經濟增長的道路。
其二，金融經濟取代實體經濟。金融經濟本身需要發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金融經濟必須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不過，現實剛好相反，今天的金融經濟在快速蠶食實體經濟。因為金融業的高回報，大量的財力從實體經濟流向金融業。很多短時間內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險業高調炒賣實體企業，它們炒賣企業就如同它們炒賣股票那樣。所謂的“眾籌”就是集銀行、保險和傳銷于一體的投機金融。
其三，制造深不可測的潛在的金融危機。
前些年，浙江出現“吳英”金融案例，稱是“非法集資”，還要把人送上斷頭臺。但現在的情況又是怎樣呢？現在的“眾籌”和保險業在培養多少個吳英呢？如果和互聯網結合起來，今天的金融業更是了不得。
例如P2P就已經快速深入農村。一個連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東西，如何讓農民搞得明白？金融業和互聯網業是兩個投機性最強的領域，兩者結合起來對中國經濟生活的沖擊是可想而知的。這和次貸危機之前的美國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美國的金融危機可以加害于其他國家，而中國則只能演變成一場“強者”加害“弱者”的運動。其四，投機盛行而實干精神急劇衰落。
在很大程度上說，眾創運動已經演變成為一場眾炒運動，大量的年輕人轉入互聯網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聯網和金融，根本沒有其父輩開創實體經濟體的精神。
從供給側改革的角度來說，政府有關部門是有責任的。政府沒有在金融互聯網和實體經濟之間設立一定的邊界，制定企業買賣的規則，規范金融業，遏止金融業的無政府狀態。政府不作為，導致了制度供給的不足。
意識形態不能幫助解決具體問題
第二，明了法治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法治建設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決議的主題，也是中國市場經濟和國家制度建設的核心。但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民粹主義盛行起來，很多方面的經濟生活變得過度意識形態化。盡管民粹主義或者其它意識形態的復興有其根源，可以理解，例如收入差異加大，社會分化，缺失正義等等，但意識形態并不能幫助解決具體問題。無論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其背后都具有經濟利益關聯。
作為政府，必須通過經濟利益的調整來遏止意識形態化的泛濫化，而不是通過求助于意識形態來解決實際問題；否則，問題會持續惡化。（應當說明的是，作為國家軟實力的意識形態建設則是另外一件不同的事情。）
第三，明了全國性市場和區域市場之間的關系。近年來，中央政府注重跨區域的經濟整合和市場的培育，例如京津冀、長江流域和珠三角流域等，這些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全國性市場的培育是中央的責任。同時，把市場做大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有效方法。
但是，這并不是說，區域性市場不重要了。如果說全國性市場屬于市場擴張范疇，區域性市場則屬于改善、改進質量的范疇。中國已經形成了無數個區域性市場平臺，但它們的附加值并不高。區域性市場的附加值并不能簡單地通過擴展市場而實現，而是要進入到市場平臺的細節，通過改善、改進細節來提高附加值。可以說，細節改進也是下一步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
第四，明了“大中央”和“小地方”之間的矛盾。從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中國基本上趨向于“大中央”的局面，即提高財政占GDP的比重和提高中央財政占整個GDP的比重。現在各方面的頂層設計也是傾向于“大中央”的。作為一個大國，強中央財政顯得必要。
但是，如果地方過“小”，經濟從數量向質量的轉型就會成為大問題，因為負責經濟“細節”建設的是地方，而非中央。實際上，今天中國所面臨的諸多經濟問題都是中央過大，地方過小造成的。不解決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很難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第五，明了給各類企業和地方政府“松綁”的重要性。給企業和地方松綁是80年代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的有效改革方法。但長期的“松綁”也出現了諸多弊端，例如大規模的腐敗和不規范的經濟行為。
因此，十八大以來，通過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對黨紀國法的強調、重建政商關系等，在把“權力關在籠子里”的同時整頓不規范的市場行為。這些有效的舉措很有效。
現在的問題在于如何在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新確立的市場規范和法治制度下，重新給企業和地方政府松綁。正如前面所論述的，如果不能調動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積極性，那么單靠中央政府的力量很難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更難實現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經濟體的轉型。
本文作者鄭永年著有論中國系列之《中國改革路線圖》，本文經東方出版社授權商業見地網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