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命心態”下的“三高”搶地、“地王”頻出，可以一分為二來看：一類是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前期的過快上漲讓不少房地產企業沖昏了頭腦，竊以為“好日子”又要來了，重蹈“以時間換空間”的投機覆轍。另一類則是二三線城市，分化也較為嚴重，有的房價近期漲幅明顯，帶動了“后進”投資的熱情，有的房價卻始終徘徊不前，商品房去庫存“道阻且長”。

 

　　無論哪一種具體的狀況，這種“賭命”

 

　　的投資心態都極度不正常，蘊藏巨大的風險泡沫。一旦未來的房價上漲不及預期，就勢必造成企業資金鏈的緊張，嚴重時甚至會造成行業內外部系統性風險。這時，不能只講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任由一些地方的房價再走一遍“過山車”。而終結盲目、非理性的房地產投資，關鍵在于更好、更準確、更積極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

 

　　把“去庫存”與“去杠桿”有機結合起來，實在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任務。然而，難能方為可貴，當前個別地區的房地產金融化、投機化已經醞釀成勢，同時從全國整體來看供應又嚴重過剩，迫切需要及時“點剎車”，既保證正常的銷售渠道，又促進合理的投資增長，平衡好企業對成本與利潤的“理性預期”。

 

　　理性的預期哪里來？一方面，要靠地方政府規范的窗口指導，適時適度發布行業數據與警告；另一方面，各級政府的調

 

　　控本身也要保持政策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不能半夜雞叫，信貸、財稅措施也不能一會兒松、一會兒緊。只有讓企業、民眾清楚并相信城鎮化過程中的房價將會保持“溫和的上升”，恐慌式的“搶地”與恐慌式的“購房”才能真正終結。

 

　　宏觀調控的法治化，是科學化、民主化的前置條件。當我們呼吁調控政策穩健、不要朝令夕改的同時，也是在呼喚調控相關立法提上日程。理想狀態下，涉及國計民生的宏觀調控應當與其他行政行為一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明確中央與地方在調控中的職責，劃清各地各部門在調控中的權利義務關系，尤其包括責任追究機制、政策觸發機制，將是調控法治化的重要內容，也將標志著宏觀經濟管理的體制成熟，從而為涵蓋房地產開發企業在內的市場主體，樹立起明晰的預期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