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天，作家張煒像往常一樣“收聲斂翅”地走進巨大的庫房，他吸著時光囤積在紙頁中的厚厚塵氣，翻動著那些發黴或半殘的紙頁。他看到在一堆案卷下面壓著一個油漆剝落、四角鑲銅、鎖鏽斑駁的木箱。張煒打開它，裏面是一個蠟染花布的包裹，掀開是不同顏色的紙張，上面落滿了深深淺淺的鋼筆字跡。
“我無法形容閱讀這些文字的感受，因為它太奇特了。它的內容涉及膠萊河以東一百餘年來的許多重大事件……縱觀全部文稿，我怎么也弄不懂他究竟要寫什么：革命秘史?養生指要?情史筆記?”之後張煒在這份文案講述的故事脈絡的基礎上，用了二十年的時間搜集資料，用了兩年時間寫作，然後又放了三年讓其沉澱，2016年6月，他終於將《獨藥師》拿到大眾面前。
張煒《獨藥師》講述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基督教登陸東部半島，教會學校及西醫院的興起，膠東半島地區以實業和養生聞名的大家族季家受到巨大沖擊。季府第五世季踐的獨子季昨非接受原本是季家的死對頭——邱琪芝的指引，加上時代的大背景中，他周轉於養生、愛欲、革命之間似飄萍一般無所依傍的命運，季踐的養子徐竟則一直堅定地投身於革命。
“《獨藥師》最後寫的還是人和自然、人和曆史的關系。辛亥的曆史鑲嵌在了膠東半島，這是誰都阻擋不住的。你在革命當中一定要扮演一個角色。或者是革命的貧民、或者是革命的主將，或者是馬前卒等等，反正你要扮演一個角色。此外，張煒第一次直面了東方神秘主義，他關注養生，將很多神秘的地方落到了實處，小說的趣味就在這裏。養生這一部分，他保留了民間的一些神秘的傳說和很多具體的方法，比如對氣味的敏感、什么樣的人來拯救他的身體等等。”《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說。
張煒說：“我所寫大半都有史實依據，難和易都在這裏了。半島上的大養生家太多了，他們確是真實存在。民國以前半島上差不多每一座城每一個村鎮都有長生修持的人，民眾對這些事情一點都不陌生。將這些如實寫下來就可以了，不用太多的想象和誇飾。至於‘革命’那就更簡單了，半島從來最不缺少的就是‘革命’，如它當年就是辛亥革命的搖籃之一，同盟會北方支部的駐地就在那裏，管轄東北陝西京津等廣大地區。”
張煒在《獨藥師》新書發布會後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
張煒
作者不能告訴讀者一個結論，這是世界上最複雜難測的工作
澎湃新聞：書名叫《獨藥師》，為什么用了這個名字?你怎么闡述“獨藥師”這個概念的內涵?
張煒：主人公的身份是“獨藥師”。書中人物對救世的“獨方”當然有不同的看法，如革命者徐竟認為當時社會上只有一位“獨藥師”，他就是孫文(孫中山)。而已經西化的女子陶文貝、虔誠的佛教徒朱蘭、非暴力主義者王保鶴等等，可能內心深處都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獨藥師”吧。
澎湃新聞：在當今時代，一提養生第一反應是一些怪力亂神的、很負面的東西，但看完你的小說次才覺得原來中間有這么多深奧的、自然的道理。但你在發布會上提到：寫養生落不到實處，娛樂性很強，你是怎么讓它落到實處的?
張煒：追求養生是人類自然而然的事情。關於東方長生術的學問既古老又深奧，摻雜了可怕的糟粕，這是最難講得清的東西，所以在純文學中是大有忌憚的。越是有難度越是晦澀，越是要努力表達得淺近，可感可知，有說服力，讓大多數人憑感性可以把握，憑理性能夠探究。進入文學中，它不能傷害一點詩性，在審美上需要找到一種和協與均衡。這都是極難做的。
澎湃新聞：邱琪芝唯一一次生氣說：“你真的懷疑自己?你真的認為死是理所當然的?”還有頻頻出現的季昨非的父親說的那句：沒有比死更荒謬的事情了。怎么理解這兩句關於死亡的陳述?
張煒：對於真正的“獨藥師”和長生研究者來說，他們的信念就是如此：死是荒謬的。只有堅信人的生命可以永恒，才有可能從事這種事業。他們的修持行為是建立在與常人大為不同的信念之上的，這個正是其基礎。一切傷害生命的行為對他們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這部分人很難與當時的革命黨合作。
澎湃新聞：邱琪芝講，我今生的任務之一就是弄清父親所犯錯誤的性質和細節。他到最後思考出了父親所犯的錯誤了嗎?
張煒：主人公一直在尋索父輩所犯下的錯誤，在尋求中不斷地肯定和否定，最後也沒有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作者也不能簡單地告訴讀者一個結論，因為這是世界上最複雜難測的工作。這裏需要不同的讀者自己去思想，這種思想的引誘其實正是一部書的目的。
天馬行空的浪漫想象會有人叫好，但那往往是廉價的
澎湃新聞：書中頻用花草植物的意象，比如朱蘭、白菊，紅薯地，曼陀羅，小白花胡同，革命爆發時頻頻出現的桐花，都有象征意味，為什么偏愛這些植物的意象?
張煒：書中出現了許多花、植物，這些都不能看做是象征，而是具體場境的自然需要。不是某種色彩的點綴，而是更深層的需要：進入與書中人物相一致的生命共同體。它們是有生命的，而且萬物皆需平等。它們參與了世界的演變，也是世界命運的共同體。
澎湃新聞：這本書的故事和人物，哪些內容是能在曆史資料中找到痕跡的?哪些內容是你自己補充拓展的?
張煒：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現實藍本。虛構文字的寫作賦予了作家一部分權利，但是這個權利卻不能濫用。曆史資料中總是較少細節，更少心曲，這些只好由作家去填補了。不過最好的填補一定是准確的，而不是為了讓寫作者自己快意。天馬行空的浪漫想象會有人叫好，但那往往是廉價的、不耐咀嚼的。極為個性化和戲劇化許多時候並不在獨自的想象中，而是原本就存在於現實生活中。如果是一個真正的詩人，那么他越是老實，筆下也就越是詩意盎然;反過來，如果他不是一個詩人，再瘋狂的編織和野性塗抹，都不會有飛揚和燦爛出現在書中。
澎湃新聞：怎么看待你塑造的季昨非這個角色?
張煒：季昨非這個人怯懦而又勇敢，隨和而又倔強，保守更是激進。這是那個急劇變化的時代裏的一個異數、一個做不了弄潮兒的誠實的人。我喜歡他的誠實，所以讓他做了主人公。當然作家可以選擇最不喜歡的人做主人公，但我一般不那樣做。我要傾注自己的情感，懷著深深的愛和理解去寫他們的故事，這樣才對得起讀者。他的結局就是書中所寫到的那樣，至於更以後又會怎樣，我也不知道了。
書中的女性生來不是為了滿足男人，她們有自己的命運
澎湃新聞：書中與季昨非有關系的女人有四個：鸚鵡嘴、白菊、朱蘭與陶文貝，這四個女人分別在他的修行或者生命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張煒：四個女子與主人公的關系至為密切，她們各自扮演了怎樣的角色，需要閱讀者自己去仔細體味，因為不是作者簡單即可概括的。如果說鸚鵡嘴是落實自己的使命，白菊使人迷戀，朱蘭是親人，陶文貝是一個致命的吸引，這樣一說也是大致不錯的。但好像僅僅這樣說也還不夠，她們需要是活生生的具體的人，她們要像生活中的人一樣複雜、一言難盡才是。
澎湃新聞：四個女性中，你自己最喜歡的、刻畫得最深入的是哪一個?
張煒：這四個女子，從愛情的角度觀察，可能就是通常的視角了，那樣來說最喜歡誰，顯然要簡單得多。但問題是她們的出現可不完全是為了愛情的。她們都有自己的重心和生活重點，生來並不是為了滿足男人的，她們要有自己的命運。從命運的觀點來看待她們，又會有不同的喜歡。鸚鵡嘴不是一個好看的女性，甚至還有點可怕，但她為一種事業獻身的力量感堅毅感，她所透出的自信與安定，難道不是十分令人敬佩以至於可愛嗎?當然，一般人都會愛上美妙絕倫的陶文貝，但是她太可望而不可及了，會令許多人灰心喪氣的。一個遙遠的人天上的人，煙火氣絕少，也就與我們的現實有了距離。這本書是需要她的照耀的，正是因為她，全書才有了逼人的亮色。
三種敘述角度既是客觀情節需要，也是表達豐富性的需要
澎湃新聞：怎么寫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一開始看到的版本是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刪掉了《管家手記》，書則包括楔子、正文(案卷)、《管家手記》三部分，相對完整，如何安排這三種敘述角度的?此外，三種不同的敘述角度，語言也是不一樣的，關於這部小說的語言，你是怎么安排的?
張煒：雜志發表此書時刪了一些文字，也是因為篇幅的原因不得已而為之。只看雜志本會有一種匆促感，個別地方還少了基本的空間和回旋餘地。正文差不多等同於主人公的自傳，所以必需是他的口氣，引用原文最好了，但那樣讀者是無法讀的，所以前邊講得清楚，要由寫作者適當地加以整理和譯寫，但幅度不可能太大，所以仍有清末語言的痕跡。管家手記可能是文史部門搜集的，來自管家後人之類，那就一定是原件了，所以也就只能是清末漢語。楔子是模擬了作者的口氣，這個好辦一些。三種語言和氣息的交織，既是一種客觀情節的需要，也是表達豐富性的需要。
澎湃新聞：小說的背景是在近代辛亥革命前後，書中有一個問題是養生與革命的矛盾與互補，你怎么看待生活中這兩個命題的關系?
張煒：革命者認為是在行大仁義，認為是廣義的養護生命的舉動，是為了救小民於倒懸。而他們卻引起了現實中看得見的、就近的犧牲，那是大面積的死亡。這是養生家所決不答應的。所以二者搞不到一起，而且可以說是水火不容。他們不能互補，他們永遠是一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