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我城，記錄香港」的編和寫觀念，在過去的香港文學，一直存在，而且強烈。地緣於文學創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地生活的點滴，追憶難以忘懷的原鄉人情，常可於文學作品中追尋到作家的情感與歸屬。近日舉行的第十一屆香港文學節「與文學碰面」研討會上，香港大學中文系潘步釗博士選取近20篇寫成於不同年代的散文，以《他年說夢痕--香港散文中的作者成長地區描寫》為題，探究香港作家筆下所寫的個人成長的回憶與經歷，以及對成長生活地區的描畫，展現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拼合而成的香港故事。香港商報記者 陳柳燕

　　童年成長中的情感流露

　　以書寫香港或香港地區為對象的散文，很早已經出現。潘步釗博士稱，以此類題材作中心而編集的文集，隨著上世紀70年代的本區意識興起、80年代的回歸步伐漸近，早就出現。不過，雖然香港散文中寫地景的作品汗牛充棟，但他「只想緊扣住香港成長的作家，探討他們對於成長地區的描寫，以及所流露出的情感」。他說，「這與作者本身是否出身在香港並無關，作者是否在香港成長，才是重要的先決條件。」

　　潘博士非常喜歡豐子愷在散文《夢痕》中，用破相留下的疤痕來比喻童年的記憶：「但憑這臉上的金印，還可以追溯往昔，追尋故鄉的美麗的夢啊。」童年是「故鄉美麗的夢」，他認為，「許多香港作家筆下，童年或成長時重要的社區敘寫，重組、分析這些空間與時間交錯的文字，是觀察和思考香港散文特點的一個獨特角度。」

　　保存記憶、抒發不舍和難忘是這類散文最常流露的情感。他說，透過作品，讀到的是作者成長過程中的七情六欲，「有時迷惘，有時又因日子的遠去、回憶和物異情遷而生的種種驚歎唏噓。」例如作家小思，對於童年成長的灣仔，那是她兒時快樂的因由，當面對灣仔街市的拆卸，她流露出複雜的情感，「好幾次想去看看，終於沒有去成，我想保住你原來給我的印象。保住形體生命並不容易，我早接受了。試圖保住記憶，保得多久，也沒有保證」。

　　強烈的感情投入，亦於戰後成長的香港作家筆下所見。相比不少香港作家，在廣州出生，成長於香港的胡燕春對香港有著強烈的感情。她說過：「這些長短不一的近作，全都是寫香港人、香港事，並設景於香港街道、校園、地區的。透過書寫，我發現自己深愛這個城市，愛的程度遠超想像。」她於自述《更暖的地方》成書因緣時說：「是一個大陸小孩變成地道香港人的過程。請別小看這改變，那原來是非常艱難的。如果當時我已屆今日之年，這種文化上、感情上的徹底轉化，可能永遠不會發生。」

　　潘博士表示，作者成長的經歷永遠有自己獨特的地方，誰也不能替代誰。「我常一廂情願地覺得西西獨特的作品和手法，是童年在花墟球場的草地形成的。」當然，對於許多作家，回憶童年生活的地區，還常常伴有的是，成長中對於生命、生活，以及面對成年人、面對難知客觀世界的迷茫和慨歎。

　　作品中窺見歷史與地貌記憶

　　文學作品往往起著記載歷史的作用，潘博士指出，不少香港作家喜歡描寫成長的地區，例如小思、也斯、葉輝、胡青燕、麥樹堅、潘國靈等。

　　「他們以自己童年成長社區作筆下散文的背景，自然在文章中記載著當年的人物、事件，成為歷史的筆墨，讀者大可拼湊起來一起閱讀，更全面完整地理解作家的成長歷程，也成了解當年不同年代發展中的香港的重要資料。」

　　作家葉輝喜歡描寫舊事地景，流露出對往日舊事故地的緬懷傷歎：「再沒有筲箕戲院，也沒有金華戲院了。也弄不清楚，半個世紀前的龍鳳大茶樓、馮強記鞋廠……以及好一些連商號也記不起來的商戶，小時於哪一個角落的市塵。」

　　而同一個地方，更常常會有不同作者將它們作為描寫的對象，「其中有些地區特別受到重視，例如深水涉、旺角、九龍城、灣仔和北角等，都是經常出現在香港散文中。」潘博士稱，「作者描寫得很多的是街道和戲院。其中，戲院一再被描寫，以反映生活和成長的重要印記，或者映照了與新浪潮電影同步的一代文化人。」寫得很直接的有馬家輝和沈西城，前者直數灣仔多家戲院，後者則沿著英皇道逐一介紹，形成當年生活留影的重要一瞥。「另外，公屋生活亦是許多香港人成長的共同記憶，70年代後出生或成長的作家，都經常會描寫到。」像可洛在《完整的煙花》中寫到「一邊整發接收訊號的魚骨天線，一邊叫喊著問家人電視畫面清不清晰」，實在是普羅香港公屋居民的共同記憶，表現強烈香港舊日社會的生活特色。

　　「對於成長和生活地區的觀察，作者們最強烈的感覺是香港城市發展和變化之快數。」潘博士稱，這既是作者主觀感受，也是香港社會客觀的真實。「我們還可以從這些作品中，有趣地讀到昔日的生活水平和物價指數」，如匡力的《三個香港》：「我們那時候的活動僅限於深水涉，在汝州街騎腳踏車，到北河戲院看電影，再到戲院對面的甜品鋪吃一碗紅豆沙。紅豆沙只要『3個仙』一碗，為我能力所及。龜苓膏兩毫子一碗，我從來也不敢夢想有此口福。」

　　此外，亦能在作品中重塑和再現香港的地貌，「一些不復存在的地方，像張君默《槳聲燈影避風塘》寫到銅鑼灣小島吉列島，『那時候，我還在上中學的時候，灣仔的高士打道，是一條海傍道。』」潘博士說，「今天海傍，當然遠不止有高士打道，吉列島更連存在的痕跡也找不到。景物變遷，這類散文中，最易找得到，也有著文學以外的重要歷史意義。」亦如柯振中寫紅磡、吳智寫油麻地的眾坊街等，都為讀者保留了五六十年代的一些地貌記載。

　　記錄香港 書寫我城

　　關於香港的記憶當然還有很多，正如關夢南所說：「若把人生的背囊傾側，你會看到的是一些街道、一些店舖、一些戲院、一些樹木、一些天空……」

　　潘博士表示，觀察香港這類以童年成長地區為描寫對象或背景的散文，我們看到當中有相當人化的記憶，正如豐子愷所言：「因為這是我的夢一般的兒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兒童時代的美麗的夢。」他說，「這類散文的作者，普遍沒有重要的理論框架在背後，只是隨著生活和感受來寫。作者以主體角色位置投入，一面在懷念追憶中撿拾成長的迷惘;一面亦目睹地區變化而歎息感慨。當中寫到的人物和環境，對我們理解這些作者的成長、性格，以至內心情感和作品的風格特色，都提供了探入的空間與線索。」

　　「此外，地景描寫和社會事件，在這些散文中，一樣是值得重視的部分。」潘博士指出，「一些當年香港人日常的娛樂和生活瑣事，透過作者追憶敘寫，保留下來。雖然不會如歷史書寫的系統，但正因為透過作者的感覺體會，再借文字重置事件於讀者眼前，反而就更立體和有細味的空間角度，作用或效果與重看當年的粵語片電影有點相似。」「因為必須在香港成長的作家，才會以香港地區作為童年活動的空間。對這些地區生活和成長的敘述，正好顯示了香港文學本土作家的出現圖貌，同時又暗聯著近年來香港人愛談的身份認同、本土意識等。這一點，或者也是今天重視這類題材散文的又一層意義。」